京津冀原本一家亲 唯GDP论促使互拆台

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闹来闹去,其实我们都是河北人。

京津冀虽分属三个行政区,地理上却是一家人,只是这一家人在历史上分分合合,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河北省肇始于直隶省,直隶省会最初为大名,雍正八年改设保定,对外通商后,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要常在天津口岸办公,天津也就成为半个省会。1928年6月,直隶省改名河北省,省会设在天津,同年10月,省会迁往北平,两年后,省会再迁回天津。而天津在1935年6月成为直辖市,省会再度迁往保定。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会经历了在保定、天津之间来回迁移,最终落户石家庄的过程。

这有点像绕口令,更是穷折腾,可谓“越穷越折腾,越折腾越穷”。不过从河北省会的变迁看,京津冀本来就是一体。晚清和民国期间,省会虽来回变换,但北平、天津终归还是河北的一分子。在当代政治中,京津冀也具有特殊地理意义。李大钊最早在北平创建党组织,在此后长期政权斗争中,中共形成了京津冀系,在权力构架内,与上海华东系不分伯仲。

“解放后”,经过多次折腾,京津冀最终分为三兄弟,虽源自河北同门,但亲兄弟渐行渐远。

在笔者印象中,改革开放前,天津和唐山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天津更是好于北京,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利用首都优势,远远走在前边,天津和河北渐渐失落。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行政区划导致各自为政。

北京、天津同为直辖,地位提升,河北不再“直隶”,沦为附庸。政治地位的不同,加上行政区划的间隔,使得三地各自为政,自我发展。由于京津主要利用河北资源发展经济,各自为政的结果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配置重复,资源禀赋差异没有形成有效的经济分工,最终导致区域经济效率下降。

第二,“唯GDP论”促使互相拆台。

三兄弟本是同根,理应互相扶持,但在“唯GDP论”政治背景下,三地主政者缺乏大局意识,都想独乐乐。北京占据老大地位,不管兄弟死活,拼命吸收资源。天津依靠出海口优势,给北京设置障碍,逼迫大哥留下买路财。河北作为小弟,既指望不上大哥相助,也靠不上二哥相帮,只能自己做点小买卖,摆个地摊,结果污染遍地,也让大哥二哥苦不堪言。

第三,观念差异拉大心理距离。

在京津冀历史上,天津是北方最重要口岸,民国时也是十里洋场,国胄皇戚聚集之地,但天津也有小市民之气,小富即安,在改革开放后,吃了大亏。河北省会落户石家庄,从洋气十足的津门,走回耕地环绕的“庄”间,从此,河北重拾农业文明,自满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北京此前很土,“三大怪”之一是穿外罩时“小棉袄要漏一块儿”。但北京得首都优势,逐渐发展为“高大上”,从此趾高气昂,傲视天下。河北人要进京发财,更要发财后进京。天津人倒也坦然,虽不如大哥气派,但绝不给大哥拎包,　“狗不理”这招牌还是有讲究的。

京津冀三兄弟各有三亩地,日子好坏不一,但各过各的。如今中央要让三兄弟变得一家亲,这事并不容易。三兄弟此前也常合计,但毕竟都有小算盘,三双筷子终究无法捆成一把。因此,要搞京津冀一体化,还得大家长出面。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样才能一视同仁。

老大北京要减减肥,老二天津要美美体,老三河北要壮壮身,这一切都需要大家长出面协调,分配资源。河北人一直有将省会迁回天津的情节,笔者以为,这种想法还是向后看。与其退步走,不如不回头,让中央出面,把北京、天津和河北资源进行统一配置,每个兄弟不能留一手,每个兄弟都要伸出一双手,这样三双手才能握在一起,三个兄弟才能围成一圈。

河北近来表态,要围绕京津两城做好城市群发展,这个路子不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借用城市群带动农村,背后体现的是河北观念的转变。这很不容易啊。三弟已经积极主动,大哥二哥就应该放弃前嫌,做个好哥哥。

三个兄弟如何一家亲,我们河北人都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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