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芯片断供首日，除了为产业链寻求替代方案，我们还能做什么？

　　原标题：华为芯片断供首日，除了为产业链寻求替代方案，我们还能做什么？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9月15日，美国对华为新禁令正式生效。按照美国商务部限制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举措，今后，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公司将不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此次禁令生效将对华为产生深远影响。而2020年，逆全球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创新人才的跨国流动，科技“脱钩”与局部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更为长期以来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

　　应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如何解决中国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5月以来，中国作出“双循环”重大战略布局调整，强调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核心技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使用“更为迫切的要求”一词指出，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基础研究等方式加强科技创新。

　　今后，中国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打通内循环，带动外循环？如何找出创新弱项、补短板？如何推动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尽快实现转移转化，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健康运转？基于以往的科技创新机制，中国还需作出哪些调整改变？

　　《财经》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院长、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东敏。

　　《财经》：第五轮产业迁移浪潮下，中国产业升级与低附加值产业外迁同步进行。美国推行“科技脱钩”，中国提出“双循环”。在这种大背景下，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夯实本国的生产网络？

　　陈东敏：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国际形势变化和疫情导致全球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量下降。由于很多国家疫情严重，停工停产，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暂时性中断，导致整个价值链走不通，市场需求减少。中国今年初疫情暴发比较早，政府控制也非常有利，所以现在基本上恢复生产，当然前期付出的代价也很高。

　　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还不错，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发现美国目前在严重的疫情之下，有些需求还在继续增长，比如说一般的食品销售、建筑维修。大家很多时间在家里没事干，就修房子，所以美国维修中心的建筑材料出现销售增长。这些商品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所以进口量仍然非常大，出现问题的可能是高端产品销售大幅度下降，这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中国制造业的一些零部件来自国外，不一定完全因为美国，因为欧洲的疫情等等也会出现中断。

　　第二个情况是，一些制造业正在撤出中国。中国经过40年的开放进步，劳动力成本已经提升了，环境保护现在都很严格了，在中国继续做过去这些低利润的制造业，可能不存在成本优势，又面临停工停产等复杂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企业在考虑重新布局，比如，日本政府给些经济补偿政策刺激的话，可能就干脆回日本或者转到其他国家去。

　　中国的产业转到其他国家去，也可能是因为中美贸易争端，中国产品出去加税，因此转到第三国家，从第三国家再卖到美国。中美争端现在主要体现在核心技术、5G、人工智能等，中国在些这方面进步很快，现在美国也采取措施，至少想减缓中国的进步，所以我们看到对华为技术的限制等等。

　　对于双循环，我的理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完善的制造业，能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内部循环？这样经济循环仍然可以走通。当我们谈循环的时候是讲整个价值链要走通，从设计一直到零部件供应到制造，然后到销售到需求。那首先必须有需求，用中国市场可以创造需求把价值链带起来，但前提是整个价值链中间不能有环节断链。

　　过去经济全球化的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过去大部分制造业在价值链底端，而两头的设计和控制市场是高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开始或者已经要往两端走。如果有竞争力，可以进到高价值环节中。但要形成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要通，有一个环节不通，整个经济循环就不能形成。

　　我认为政府需要做些系统性梳理，到底哪一些环节现在会有问题，或是出现进口的中断，必须走进口替代？需要系统性地做些产业链分析。当然，市场也会反馈出来，但利用中国的优势，如果去做些分析的话，可能就知道怎样打通整个价值链的环节，真正用需求把价值链拉起来。这跟我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有很大区别。

　　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比较大的制造业，那么能不能打通内循环，用内循环驱动外循环？创新不能只集中在某一点，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比较系统性地梳理一些重大的工业体系，至少让一些工业体系能走通，整个价值链能带动起来，这可能是需要系统性布局、进行政策导向的。

　　《财经》：每个环节都要打通，难度很大。以前在全球分工的情况下，不同的技术掌握在不同国家的手里。现在我们要将这些技术都拿在中国的手里，中间的差距、短板该怎么去弥补？

　　陈东敏：一时半载，有的技术可以。有的技术过去可能由于竞争太激烈，不做这个市场。现在如果竞争不激烈，或者供需关系变化，有一部分可能用现在的技术手段转过来就可以做，比如很多公司在疫情期间调过来做口罩、消毒灯，原来不做这些东西，但因为有新增市场，技术能力转过来就可以做，市场自动会调配。另一部分确实需要补充技术，但为什么这是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今天可以做开发全世界所有的技术、生产所有的产品，这是很不现实的。市场太大，供应链需要的所有零部件，每个国家都贡献一部分，所以全包下来显然是不可能。但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禁运零部件是吧？有的国家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疫情过后，也会慢慢恢复过来，这本身是市场怎么恢复调剂的难题。

　　如果有的技术需要经过比较长周期的开发，那企业和研发机构，一定要做未来市场是否稳定的预估。当时转产做口罩的，现在产能过剩，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产业内部还是要做一些梳理，补短板。一部分现成技术转过来可以做，我们把技术重新组合来解决一个技术难题，这部分容易补。但如果缺乏关键技术、缺乏材料，还得再有更长周期的研发创新，短期内无法说想攻克就能攻克，这是客观规律。

　　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好，比如一些软件可以很快进行调试，但一些新材料、精密仪器、高端装备等，可能还得再研发段时间才有可能出来。现在市场、企业、政府应该研究，怎么比较有序地进行调控组织。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人类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复杂的情形。

　　《财经》：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体制，您认为有哪些主要问题要解决？包括我们其实经常说高校里有很多“沉睡的专利”没有转化出来。

　　陈东敏：我现在在东莞松山湖实验室就在研究这个问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创新体制机制问题，我们称为“死亡谷”问题。很多早期的科研成果没办法转到市场上。这些年，大家通过国际交流，对国外的做法、转化路径，基本上也了解。我们国家这几年做的几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提高专利的质量。每次会上我都呼吁，知识产权数量不代表知识产权，一定要有质量的知识产权才是真正好的知识产权。要转化有价值的专利，不能转化没有价值的专利，现在国家已经在推动。

　　第二个，我们也借鉴了美国的拜杜法案，这个法案是促进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法案，让大学获得处理专利的自主权、转让权、受益权。中国2015年底已经采纳了这个政策，写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文件中。

　　第三是国家加大力度激励科学家，拿更大的收益权奖励科学家。我认为中国现在从政府层面，制度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更优越了，比如说奖励个人的比例非常大，也通过税收政策进行鼓励等等。

　　大家意识到这个阶段的创新现在很艰难，为了把科研成果转化到市场上，政府在“死亡谷”投了大量的钱，把钱交给科学家或者发明人，希望发明人把自己的发明转化到市场上去。这里我认为有个极大的误区。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要把探索性的研究成果找到合适的市场进行应用，要确定产品市场，用工程的方法生产出来，这些环节需要多维度的胜任力，已经不再是科学家原来做科研的那套能力和方法，必须深度了解市场，了解商业规律，了解经济价值怎么形成，技术怎么变产品，产品怎么变商品，商品最后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涉及很深的商业知识，确定市场后，需要做产品的工程知识方法，关注产品的良率、一致性、可重复性、成本控制等等。这些在科学研究中不是主要问题，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的人来做。

　　当我们把大量资源堆积给科学家说，你们去搞转化的时候，科学家很难主动认识到这些问题，去构造一个胜任力比较完善的团队，有人懂市场，有人懂产品，有人懂工程，有人懂知识产权保护。所以很多科学家一直在追政府的钱，追完以后没能走到市场。

　　《财经》：您认为中国推动科技创新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探讨？应当如何弥补科技短板，实现供应链的价值跃迁？

　　陈东敏：我认为现在需要真正建立一支完善的成果转移转化团队，而不是把钱堆给科学家，希望他们替政府做出市场需要的产品来。美国经过二战后，工业体系发展很快很完善，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强，有大量懂工程、懂商业的人员出来，协助大学转化科研成果。美国政府没有把钱堆给教授去做公司，是市场把学校的科研成果拿去转化。

　　我们把很多钱放在“死亡谷”阶段，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这个钱用的方法不对，做不出来是很大浪费，这是需要探讨的。我们松山湖实验室，也在做这方面的方法论研究和实践，跟科学家探讨完善他们团队的胜任力，组建有复合能力的团队。

　　另外，大学要加紧完善跟企业的合作，把制造部分交给企业。中国有很强的制造能力，将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和大学的科研能力融合起来，可能会减少很多问题。如果把这么多资源都给教授们，他们买了设备，跟企业合作的动力就会下降，因为大家都喜欢自己干。我今天参与讨论说，钱多反而不是个好事，钱少了他还得找人合作，钱多不找人合作、自己干，这可能是当前中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不是政府的机制就能改变的。

　　投资项目转化的时候，应该去评估一个团队，这超出了政府能做到的范畴，是风险资本做的事情。但风险资本太有风险的项目不做，所以政府可以承担更大的风险，但不应该承担因为方法论所带来的风险。科技风险本来是有很大不确定性，如果know-how、能力不够，就会增加风险。如何规避这些不必要的风险，实际上是现在科技成果转化最大的挑战。

　　我有很多朋友做技术转移中介。但是中国现在培养的2万多的中介使不上劲。他们的很多服务，科学家不太用，所以中介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怎么组合？生态要做得更完善一点，大家应该更专业化，更好的分工合作，不是一个科学家带几个学生去干出来。不是不能干出来，但这不是高效率的做法，最优的经济循环效率、资源组合效率，从经济学角度讲不是最好的生态体系。市场会去拼凑生产链、价值链，但如果把钱堆积给科学家，他就不会主动跟其他人合作了，等到试完后发现不行，再回来已经浪费了很多资源和时间，这是有周期的，很难短期内填补。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应该把装备能力开放给企业，帮企业解决一些问题，这会缩短很多时间。我们的大学、研究所过去天天发文章，这个时期应该将整个评价导向倒过来，鼓励大家用已有的装备能力协助企业做关键性技术的攻关，填补价值链的环节。

　　那怎么去组织？怎么知道一些技术确实对价值链很重要？这就是之前说的，需要另一波人进行梳理，要有政策资源导向，用补贴、经费等激励大家去做。企业一夜之间投入很多钱买很多设备不现实，但是大学里有很多人才，包括学生的科研方向，能不能因为国家的需求做些新的适当调整，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

　　政府能做的就是通过评价体系、政策导向，鼓励人们去做这些事。如果再加上对产业的梳理，会更有计划性。企业愿意投钱做创新，除了政府给补贴，一定是发现市场存在空隙。政府的调控和市场的调控结合，还是相对复杂的经济问题。这种合作方式，至少比随便的、无序的创新会更好一点。

责任编辑：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