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举办首届“交大—庆应”论坛

30.03.2015  10:37
              3月28日,首届“交大—庆应”论坛在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学术交流中心多功能厅隆重举行。此次论坛由西南交通大学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联合举办,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承办。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晏启鹏教授,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海外院长、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高桥伸夫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教授等来自中日各大高校的相关专家学者受邀参加本次论坛,共同探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政治权力、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

上午8点30分,论坛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上,晏启鹏在致辞中说,“交大—庆应”论坛的举行,既是国内外学者进行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契机,某种意义上也是实施我校国际化战略和文科繁荣计划的重要举措。为此,他诚挚地表达了对此次论坛的三点希望:第一、希望论坛能够助推我校国际化战略;第二,希望论坛能促进我校文科的发展;第三,希望论坛能促进我校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高桥伸夫在致辞中表示随着全球化发展,时代对大学的国际化要求越来越高,“交大—庆应”论坛应运而生。论坛主要由两校的教授组成,但向其他中日两国的学者开放。自今年起,交大、庆应两校的学者经常往来于成都和东京之间进行学术性的交流。他希望双方学者能互相加深理解、互相学习,通过互相学习发现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题目。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同济大学李占才教授、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以及西南交通大学鲜于浩教授分别进行嘉宾发言。

马敏以“20世纪上半叶国商会与城市社会”为主题,针对20世纪上半叶国商会与城市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绅商”这种社会现象深入剖析,结合中国彼时发展实际,与西方进行对比,呈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中西方城市社会发展的异同点,有助于中国分析形式,基于实际再出发。

吴景平做了题为《关于国民党政权战时体制形成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介绍了自己有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研究的一些成果。吴景平教授从三个关键点切入,对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剖析:一是追溯到国民党初建时孙中山先生的有关主张和实践;二是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政权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等几大主要力量的消长;三是中日关系的演变对国民党体制的影响。他结合当时我国的历史事实,深入分析了不同阶段国民党决策机制变化及其演变的原因、表现和影响。

臧运祜向大家介绍了宪法问题和民国政治斗争相关内容。他从宪政问题的角度,介绍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的权利构造,提出宪政是一种历史现象,并就其阶段性发展内容进行了梳理。“20世纪时期的中国,政治永远大于法律”,臧教授说道,“宪法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在那个时代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他强调,处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中国,应尊重宪法权威,维护宪法尊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宪政问题。

李占才的发言主题为“铁路与中国近世文明”,他总结近代中国铁路的发展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没有李鸿章中国的铁路建设会晚半个世纪,现代化会晚半个世纪。二、依线设局,不同车不联运,管理和技术标准比较混乱。三、有浓重的外资色彩。李教授还谈到铁路的修建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促进铁路沿线资源的开发;引起城市的变迁,使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提高;带来农产品的商业化和区域化;同时铁路文明开放程度、服饰流行、时间观念等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和改变。

陈延湘的交流题目为“从乡村建设到城镇化建设——近百年中国乡村改造的历史演变趋势”。他以历史为线,回顾了百年来乡村改造的进程,即从家庭为小生产单位的社会构成,到合作社,再到如今的社会经济建设,改造计划逐步推进。同时,他也展望未来,提出传统乡村终会消失,强调农民并非乡村传统的捍卫者,也非现代化的阻碍者,应用全面、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

鲜于浩的发言主题为“四川保路运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恃法抗争风暴”。过去人们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定义大多都是把它看成是人民争路,鲜于浩教授从运动的起因和抗争依据提出四川保路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恃法斗争。除了此之外,他还提出四川保路运动的另一特点是其广阔的群众性。最后鲜于浩教授指出,四川保路运动影响深远,后来演变成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这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嘉宾发言结束后,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谢放教授、西南交通大学苏志宏教授及日本菲利斯大学郑浩澜副教授四位专家分别作学术报告。

山田辰雄的报告主题为“记忆中的日本留学”,他以全新的,更加广阔的视角解读了蒋介石的日本留学经历及此次经历带给他整个人生和政治生涯的影响。他从证实蒋介石的留学事实开始,深入剖析了留学对蒋介石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同时,他认为蒋介石的回忆是在为反映他后来思想及立场的选择性产物。

谢放在报告中分享了“民国初年梁启超建立共和宪政的政治构想”这一论题。他认为虽然有诸多学者深入研究过梁启超,但学术界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政治学关于国体与政体的理论问题。梁启超强调了实现宪政的关键在于“政体进化”而不在于“国体革命”。第二,梁启超政治上“多变”和“不变”的问题。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在政治构想上看似是摇摆不定,他认为国体固然可以以革命的方式迅速发生变化,但政体必须以进化的方式来进行不断地完善。

段瑞聪为大家讲述了他与《蒋介石日记》的不解之缘,他认为蒋日记无疑可以作为研究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国共关系史,中日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以及两岸关系的珍贵史料。谈及蒋介石研究之现状,段瑞聪认为其得到了世界普遍的认真严谨对待,研究成果也是累累,但同时他也建议应在蒋介石与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研究时间与精力。最后,段瑞聪提出要在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之根源等全新的视角拓展并深化蒋介石研究,为我们重新思考战后初期的中日关系,改善中日关系提供有益启发。

苏志宏做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型与时代精神制高点的占领 ——抗战时期人民大众认同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的报告。第一,从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的转换。第二,“各得其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第三,“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特征。苏志宏苏特意强调了“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与人民大众的认同。第四,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相辅相成。以制度保障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培养人民大众的“契约自由”精神,锻炼公民依法维权的能力以及对依法治理与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作了说明。

下午,中日专家学者具体展开学术研讨。

最后,西南交通大学何云庵教授做总结发言。他表示此次会议虽然非常紧张,但也非常圆满,主要归功于高桥教授的精心安排和组织。论坛选题广泛,虽不是专题式研究,但反而能为我们的专题研究提供更多新的思路、新的知识和新的启示,所以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摄影:王海宁 马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