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世纪中的爱尔兰与欧洲（附演讲内容）
11月27日，爱尔兰顶尖智库国际与欧洲事务研究所总经济师Dan O’Brien与爱尔兰驻上海总领事Therese Healy女士到访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复旦大学北欧中心主任陈寅章、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主任朱畴文、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郑霁光、复旦发展研究院学术服务中心副主任赵信敏参与了会见。双方就国际与欧洲事务研究所和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合作发展进行了友好的讨论。
会后，Dan O’Brien教授出席了2015复旦发展论坛暨第381期复旦经济论坛，并发表以“‘亚洲世纪’中的爱尔兰与欧洲（Ireland and Europe in the Asian Century）”为题的主题演讲。该论坛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协办，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举行。论坛主持人为让•莫内讲席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
Dan O’Brien有着丰富的学术和媒体背景，身兼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一职，同时是爱尔兰独立新闻集团专栏作家和经济分析员，长期活跃于国际媒体，在CNN、BBC、国际先锋论坛报、金融时报上皆发表了富有洞见的评论。
在演讲中，Dan O’Brien首先回顾了全球经济及全球化过程，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恢复其长期历史趋势的过程中，亚洲会恢复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他进而聚焦爱尔兰，分析爱尔兰经济的长项与劣势，指出爱尔兰在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司法完善等六个方面有着优势，但面临着债务问题、企业不足、高税率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爱尔兰经济与中国经济进行比较；最后谈论了整个欧洲发展的几个方面问题——欧元、欧元区的通货紧缩和量化宽松以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
Therese Healy女士也同时参加了论坛。
亚洲世纪中的爱尔兰与欧洲
演讲嘉宾：丹.奥勃良（Dan.O’Brien） 翻译整理：张昕蕊
[嘉宾简介]
丹.奥勃良（Dan.O’Brien）先生是爱尔兰顶尖智库——国际与欧洲事务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他也是都柏林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以及爱尔兰最大的媒体——独立新闻集团的专栏作家和经济分析员。在奥勃良先生的职业生涯中，绝大多数时间担任经济学人报业集团的分支机构——经济学人智库的高级经济学家和编辑。在伦敦与日内瓦的工作经历中，他为欧盟诸国的经济、政治事务撰写报告。奥勃良先生也曾担任爱尔兰时报的经济学编辑，在爱尔兰时报的工作经历中他曾对爱尔兰以及欧洲事务做出广泛的分析与评论。他所任职过的其他机构还包括欧洲委员会、联合国与爱尔兰政府机构佛法斯（Forfás）。在七个欧洲国家工作和生活期间，奥勃良活跃于国际媒体，在广播媒体如CNN、BBC以及报刊媒体如国际先锋论坛报、金融时报上皆发表了富有洞见的评论。他所撰写的书籍《爱尔兰、欧洲和世界：新世纪的篇章》曾于2009年发表。
[演讲正文]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感谢复旦大学的讲座邀请以及在座各位的莅临。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会回顾全球经济以及全球化过程；其次，我们会聚焦爱尔兰，分析爱尔兰经济的长项与劣势。在此我也会将爱尔兰经济与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尽管爱尔兰是一个与中国在经济体量和形态上迥然不同的经济体，我仍认为二者存在可比之处，我个人非常有兴趣听到在座各位对我的比较分析做出的回应。再次，我们将把视野扩展至整个欧洲，谈及欧洲发展的诸多方面，如经济状况、欧元、通货紧缩与量化宽松以及英国退出欧盟的争论。
欧洲视角下的全球经济
我曾经从事经济形势预测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意识到对任何一个经济体做出预测都是非常困难的，遑论预测全球经济。在我们尝试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时，对于经济发展历史（整体大趋势）和人口数量（发展基础）两个方面的关注至关重要。英国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曾试图量化一段长达2000年的历史时期内的全球经济产出。由于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不存在可得的、准确的经济产出数据，Angus的量化研究所完成的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全球经济产出结构的一个粗略的、整体上的估计。在以下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在过去的2000年中的全球经济发展状况：
这张图表告诉我们，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内，世界经济的重心都在亚洲（注意以上图标表示年份的横坐标1-1000之间的距离其实是被大大缩短了的），这种局面主要是人口因素造成的。19世纪起，亚洲主导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人均产出有了飞跃性的提高，自此欧美经济逐渐占据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自1950年起，工业革命开启的欧美经济主导趋势开始发生逆转。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这股逆流将融入世界历史的大潮。长期来看，全球经济终将恢复到其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所处的状态。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预测？主要依据还是人口。工业革命曾使欧洲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可现在欧洲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随着科技的扩散、资本的积累，许多国家的生产能力与欧美国家趋近。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人均收入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就成为了支撑我们做出以上长期判断的重要因素。中国、印度等国的人口远远超过全球其他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世界经济的天平已经逐渐向着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GDP中所占份额不断提升，而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却逐年下降。巧合的是，新兴经济体GDP的全球占比超过发达经济体的的时间正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使全球经济的趋势显得更为明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其增长迅速，也是因为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的放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开始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增速发生分离，并一路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一度接近零点。观察欧盟15国的GDP增长情况，我们发现在过去的50年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甚至每个时间区间内峰值都是逐步下降的。有些欧盟国家甚至遭遇零增长的局面，例如意大利在过去20年间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增长。于是，便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短期现象，在未来很难再有任何经济增长。这当然是一种悲观的看法。总的而言，我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恢复其长期历史趋势的过程当中，亚洲终会恢复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当然，这一过程发生的速度还取决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状况以及新兴市场国家规避危机的能力。
爱尔兰视角下的全球一体化
全球化进程中有两个元素格外重要：其一是贸易，即进出口；其二是更为关键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即一国的公司将生产力注入另一国市场以服务更广泛区域的市场。近年来，尽管亚洲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逐年上升，地理位置对于国际贸易而言仍然是决定因素——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仍然是它们的邻国。“距离未死”，而是仍主导着全球的贸易格局。例如，从增长上来看，近年来爱尔兰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速颇为可观，但从占比上而言，空间距离的作用仍昭然若揭——爱尔兰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仍不到3%。在未来，爱尔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仍会是欧洲各国与美国，在这一点我认为不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与贸易相比，FDI是更为深入的一种全球一体化模式，因为FDI意味着对于另一国市场的多方位投入。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获得的销售收入目前已经超过了美国对他国的出口额。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不难见得，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贡献逐渐其母公司将成为一种大趋势，这一趋势对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同样适用。事实上，最近5年来中国对海外直接投资额增长迅速，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兼并、收购活动也日渐活跃。观之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逐年增长同样十分显著。从存量上而言，除日本外的亚洲经济体FDI存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左右增长到了目前15%左右的水平。如此惊人的增长，不可不谓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巨大贡献。
爱尔兰经济
高度全球化。瑞士经济研究所曾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唯独对世界各国的全球化程度进行研究。在其列出的世界排名前十五的全球化经济体中，除新加坡等特例外，皆为欧洲经济体，爱尔兰更是被排在首位。
吸引FDI获得巨大成功。在爱尔兰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对FDI的成功吸引是爱尔兰经济的最大成功。爱尔兰的经济总量只占欧洲的1%，其所吸引的绿地投资却占全欧洲的4%—5%，可见其在吸引投资方面获得的成功。
长期经济发展良好。在获得独立初期，爱尔兰是欧洲大路上比较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在2005年至金融危机前，爱尔兰由于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人均收入曾一度超过美国。如果我们将爱尔兰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与中国进行比较，我们甚至发现爱尔兰的GDP增长一度超过了中国（20世纪末），这对于一个发达经济体而言是非同寻常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很快，爱尔兰经济增长放缓，其后便遭遇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如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爱尔兰的经济增长领先于绝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表现颇为不俗。
爱尔兰经济的优势。爱尔兰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就是社会稳定。爱尔兰是个小国，国内少分歧。除了北爱尔兰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之外，在爱尔兰共和国内社会安定、富有秩序，游行示威等不安定事件极少发生。其二爱尔兰国内政治稳定，国内政府人员的更替不会影响政策的一致性，这对于投资者而言无疑是个福音。其三爱尔兰有着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一点非常关键。美国的跨国公司很少在南欧国家投资，这主要是因为南欧国家的法律程序繁冗拖沓，有时还会有失公正，在爱尔兰完全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其四爱尔兰的商业环境十分优良。在世界银行的一项全球各国商业环境排名的结果中爱尔兰名列前茅。其五是爱尔兰巨大的FDI存量。其六是爱尔兰占GDP比重超过100%的出口。体量庞大的出口部门在国内需求不足时驱动经济，使爱尔兰经济在金融危机时并未经历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成为爱尔兰经济的引擎。其六是高效的出口服务行业。爱尔兰出口部门的运输成本很低，构成它们的竞争力。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爱尔兰的优势在于教育。衡量一国的教育水平，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指标——人口中持有第三级学历的人群占比。在欧洲，这一指标逐年呈上升趋势。欧盟诸国中，爱尔兰的年轻人持有第三级学历的比例最高，反映出爱尔兰劳动力的良好素质。
爱尔兰经济的劣势。提到爱尔兰的劣势，首当其冲的就是债务问题。这正是我想要将爱尔兰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地方。自2002、2003年开始，爱尔兰的私人信贷（包括居民和企业借贷）急速增长，居民向银行大量贷款用于购置房产，而企业贷款也大多用于建筑工程项目，这造成了爱尔兰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下面我将爱尔兰的私人信贷与中国做了一个比较：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2014年的私人信贷占GDP比重达到80%以上，与爱尔兰危机前100%的水平相去不远，与世界各国相比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图中各国在经历了一段短时间的私人信贷爆发增长后无一例外地爆发了危机，考虑到中国近年来急速增长的私人信贷，我们是否能说中国也将爆发类似的危机呢？这一点我不能够做出预测，因为我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不足以支撑我的判断。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爱尔兰的私人信贷停止增长，政府部门债务却开始不断增加。于是，现在我们看到爱尔兰的居民、企业、政府均背负着较重的债务。债务的清偿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无疑对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持续的负面作用。公共债务在很多欧盟国家都构成了严重的问题，在危机后的2007至2013年间，欧盟国家公共债务占经济总量比例快速上升，埋下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爱尔兰的另一劣势在于本国企业的不足。爱尔兰90%的出口是外国企业带来的，这意味着爱尔兰本地企业的出口占比非常有限。此外，高税收也构成劣势。爱尔兰的低公司税吸引了众多全球知名的企业前来投资，其他种类的税，如个人税税率却非常高。最后，政治惰性也是一个问题。爱尔兰政府在危机中应对出色，但危机过去后却陷于怠惰，在应对未来的问题方面准备不足。
爱尔兰面临的挑战。爱尔兰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银行系统。爱尔兰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在欧盟国家中排到第二位之高，仅次于希腊，这反映了前危机时期过度借贷的影响仍对银行系统发生着作用。这造成了新的问题，新成立的公司和需要新的贷款的公司可能得不到必要的资金。因此，银行系统的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由于爱尔兰经济与欧盟其他经济体、与英国的紧密联系，欧元危机和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都构成了爱尔兰经济即将面临的挑战。
欧洲历史上空前的七年
在过去的七年里，欧盟国家整体的经济总产出没有增长，经济总量甚至小于七年以前，这反映出欧洲经济正面临的严峻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争论不休，英语系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需要采取刺激经济的方案来挽救经济，而德国等国的学者则认为通过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竞争力才是解决之道。我对两种观点都不能赞同。一方面，观察欧盟诸国在2008年至2014年间的经济表现，我们会发现欧盟国家中极具竞争力的北欧国家（芬兰、荷兰、瑞典）无一例外地在金融危机中受创严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估，芬兰的经济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第四，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芬兰的GDP下降了7%，就业率下降了2%；荷兰的经常账户顺差达GDP的8%，但金融危机以来GDP下降了4%，就业率下降了2%；丹麦的经常账户顺差达GDP的10%，但金融危机以来GDP下降了3%，就业率下降了2%。所以欧洲经济的问题并不在于缺乏竞争力。另一反面，简单的刺激经济也不是理想的解决方案。日本在经济危机后实施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却收效甚微；英国尽管采取了经济刺激措施，其经济状况却直到2013年才开始好转。与之相对的是，爱尔兰、利比里亚半岛国家和波罗的海诸国在缺少经济刺激政策的情况下仍能从金融危机中较好地恢复。我并不认为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恢复毫无用处，但我认为它不应当被滥用。
欧元
另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欧元是造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欧洲一些并未使用欧元的国家，如冰岛和波罗的海国家同样陷入了危机。不过，欧元的存在确实使欧洲债务危机变得更加难以解决。目前欧元区也针对其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之策。其一是通过欧元区各国的财政政策支持来实现欧元区更为合理的货币政策，这要求欧元区各国向欧洲的中央财政部门缴纳更多的税款，以给予其足够的资金用于熨平未来欧元区的经济波动。其二是希腊退出欧盟事项已被提上议程，目前针对希腊是否退出欧盟，欧盟诸国还存在不少意见分歧。欧元区的通货紧缩和量化宽松目前，欧元区通货紧缩的风险仍然存在。今年上半年，欧洲央行试图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提升通货膨胀率，但至今这一政策收效平平。下周欧洲央行会宣布进一步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于量化宽松在全球范围内没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在学界颇受争议。同时，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效应也引发了许多担忧。再者，对于是否要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央行内部也分歧颇多，如德国便反对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
英国与欧洲
自20世纪70年起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就颇受争议。一方面，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希望英国保持欧盟成员国身份；另一方面，英国国内亲欧派的力量并不强大。核心的问题在与英国退出欧盟是否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一些商人认为退出欧盟能够更好地规避监管。目前英国国内关于是否退出欧盟正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民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会受到辩论结果的巨大影响。一旦英国是否退出欧盟的决定权交由全民公决，则善变的公众舆论将会使全民公决的结果变得十分难以预测。因此，尽管欧洲各方都希望英国留在欧盟，亲欧派是否能够赢得这场经济争论仍具有不确定性。
（本文来自复旦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