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两宋时 四川美术妙笔冠天下
《竹鹤图》，南宋，法常作，绢本设色，现藏日本京都大德寺。
《松猿图》，南宋，法常作，绢本设色，现藏日本京都大德寺。
《墨竹图》，北宋，文同作，绢本水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题苏轼寒食帖跋》，北宋，黄庭坚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六柿图》，南宋，法常作，纸本水墨，现藏日本京都龙光院。
《释迦宝殿》匾额，南宋，无准师范书，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余如波
9月15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迎来一场特别的展览，由四川省文联等主办的“杨志立墨竹画展暨《湖州竹派·杨志立墨竹》图书首发式”在此举行。“湖州竹派”这个既新鲜又陌生的名称，让不少艺术爱好者感到好奇。
“湖州竹派”其实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15大画派之一，传承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其两位创始人文同和苏轼都来自四川。今年8月，巴蜀书社推出《四川美术史（中册）》，梳理五代、两宋时期四川美术成就，便以详尽的文字、图片资料介绍了这一画派。
尽管时间跨度只有300余年，《四川美术史（中册）》却以700多页、100万字的容量，详述了五代、两宋时期四川在绘画、书法、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五大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相较同期的其他地区而言，四川的美术保持着极高的水准，很多方面甚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该书作者、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唐林说。
中国首个画派在成都创立
四川为中国美术史贡献了黄荃画派和湖州竹派两大画派，其中前者还被视为中国古代画派的开山鼻祖。它们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绵延至今。
“中国绘画史上出现的诸多画派中，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有15个画派，其中由四川人创立的就有两个：一是黄荃画派，二是湖州竹派。它们对中国画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林说。
位于宽窄巷子附近的成都画院门口，一尊人物雕像总能吸引行人的目光，这便是五代时期成都著名画家黄荃。其唯一公认的传世之作《写生珍禽图》，目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黄荃的画法，通常以细挺的墨线勾出轮廓后填彩，这种“双钩填彩法”最终形成具有大众性且极富生命力的黄荃画派。当时的花鸟画，无不以“黄家体制为准”。
有观点认为，黄荃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明确记载的第一个画派。其花鸟画“勾勒填彩，旨趣浓艳”，不仅主导了当时的西蜀宫廷画风，甚至一路影响到近现代的于非闇、陈之佛等画家。唐林说，黄荃画派的作品大都设色明丽，表现富贵题材，具有宫廷的雍穆之风，将中国工笔重彩花鸟画推向了高峰。
说到画竹高手，我们通常会想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其实，“以竹入画”从魏晋时期就已开始，而真正使墨竹在画坛上自成一体，成为影响广大的“湖州竹派”，却是北宋四川文人文同、苏轼的功劳。经过他们的发展，墨竹才作为一种经典绘画样式确立下来，成为后世画家模仿的典范。
两位川人的艺术成就，为何会与遥远的湖州（今属浙江）联系在一起？原来，出生于四川盐亭的文同，生前曾奉命任湖州太守，尽管尚未到任便去世，却依然留下了“文湖州”的称谓。由他开创的墨竹潮流，后来被同样在湖州任职的表弟苏轼发扬光大为“湖州竹派”。而在湖州竹派公认的四大代表艺术家中，除文同、苏轼外，元代的赵孟頫、近代的吴昌硕均为湖州人。
唐林介绍，文同画竹，践行了“胸有成竹”的创作理念。“文同画竹从不打草图，兴之所至便奋笔挥洒，笔下的竹子千姿百态。而这精湛的技艺，全来自于他深入自然、观察自然，对竹子的特性了如指掌。”
文同的代表作《墨竹图》目前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代著名画家黄胄称赞其“千古绝唱，笔笔精神，无一笔不佳，使人惊叹不已，千年竟无人过之”。
四川僧人作品成日本国宝
除了文人艺术创作，许多活跃在外的四川僧人，同样对五代两宋时期的美术贡献卓著。他们的作品被大量携往东瀛，成为当时及后世追慕的典范，其中不少更被日本政府评定为“国宝”。
唐林认为，从五代到北宋末年的200多年间，四川绘画的活跃程度为中国各地区之最。“南宋邓椿所著《画继》，一共收录了两宋时期219位画家，其中四川画家就有近40人，而江南地区画家仅有20余人。”
而在书法领域，出生于四川的苏轼、多年寓居四川的黄庭坚，均位列“苏黄米蔡”四大书家，代表了宋代书法的最高水准。双流李家、华阳勾家、阆州陈家等一批四川书法家族，同样引领了北宋的书法艺术风气。
不过唐林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四川书画在这一时期的成就，仍有不少为学者和公众忽略。许多艺术造诣高深的僧人，一方面长年活跃在四川以外的地区，一方面其大量佳作如今流散于海外，因而并不为人熟知。
相互之间具有师承关系的圆悟克勤、无准师范和法常，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圆悟克勤出生于今成都市郫都区，先后弘法于四川、湖北等地，晚年任成都昭觉寺住持。无准师范及其弟子法常，早年也都在四川生活并出家为僧，后均前往杭州担任寺庙住持并圆寂于此。尤其是无准师范，有着崇高的声望，就连宋理宗也多次延请其入宫说法。
在书画艺术领域，这些僧人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圆悟克勤的《与虎丘绍隆印可状》是现存最古老的禅僧书迹，叙述了禅由印度传入中国并分为各派的经过，艺术价值、史料价值极高。《与虎丘绍隆印可状》以楷书入行书，乍看章法整齐、富于条理，细看则烂漫随意、轻松自如。作品中字体大小随意布置，行间跌宕有致且气脉相连，富有抒情性的韵律感。无准师范存世墨迹中，最精华的部分则是他的榜书大字。《释迦宝殿》《敕赐承天禅寺》均为一纸一字，写得四平八稳、严谨缜密，拼接、装裱成立轴之后，又显得天衣无缝、十分得体，反映出作者长年禅修得来的强韧定力和高尚的精神世界。
唐林认为，圆悟克勤、无准师范、法常等僧人广泛汲取了六朝以来，特别是唐代写经文字的营养，体现了浓郁的“僧书”之风。“这些僧人的作品，可能在书法技法上不算顶尖，但其中蕴含的神韵、禅意，是其他书法家不能相比的。”
宋代以来，这些作品被来华日本僧人、留学生大量带回国内，今天多收藏于日本各地的寺庙、博物馆、美术馆内。“日本茶道兴起后，禅僧的书法常被挂进茶室，无准师范的墨迹一向是茶人憧憬之物。”唐林介绍，目前，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评定了约千件工艺、美术类“国宝”，圆悟克勤的《与虎丘绍隆印可状》，法常的《松猿图》《竹鹤图》等均在此列。无准师范的墨迹有34件存于日本，其中6件为日本“国宝”，另有14件为“重要文化财”。
入蜀书画家攀上艺术高峰
五代两宋时期，入蜀僧人、文人不在少数，他们自身的书画造诣，借由四川自然、人文的滋养而愈发精进。这些书画家在四川的创作，引领一时风气并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经典。
五代、两宋时期，四川僧人向外输出了不俗的美术成就，而入蜀僧人同样带来了艺术创作新风。原籍浙江兰溪的贯休于公元903年入蜀，在东禅寺和龙华道场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0年。他最擅长的是佛教人物，尤其以罗汉像著称于世。
“历代画罗汉者不在少数，但若论谁的影响力为最大，非贯休莫属。他是罗汉画历史上集前人大成，而又楷模万代的大人物。”唐林介绍，贯休创作的罗汉画多呈“胡貌梵相”，有别于平常人物画的形式，给人一种奇异甚至恐惧的感觉，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宗教美术的世俗化倾向。罗汉突起的额头，从此成为中国人物画的固定模式，后世的罗汉画均沿袭此种风格。
北宋初年，成都府知府张羽将贯休的《十六罗汉图》进呈，从而成为宫廷藏画，被当时及后世画坛推重。贯休的罗汉画在四川影响巨大，唐林说，今天新都宝光寺大雄宝殿和七佛殿的墙壁上，便存有清代竹禅和尚与照峰和尚的摹本、石刻本。新津观音寺清代壁画中，也出现了贯休式的罗汉形象。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文人因做官或贬谪来到四川。他们的艺术水准往往在四川获得飞跃，留下众多珍贵的作品。
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落“不实”之罪，此后在四川度过了6年多的贬谪生活，先后到访过宜宾、乐山等地。“这是黄庭坚书法的上升阶段，是其艺人化境、人书皆老的‘黄金时代’。”唐林举例道，黄庭坚被贬四川舟入三峡时，观察“长年荡桨，群丁拨棹”的场面，感受到草书虽满纸云烟、飞花乱坠，但仍需向背分明、笔笔周到，这使其领悟到笔法要领，书艺大进。
据统计，黄庭坚存世墨迹有39件，其中在四川所作便有13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题苏轼寒食帖跋》，作于黄庭坚由宜宾前往青神途中，历来被视为其行楷书代表作之一。作品中宫收缩而四周放射的特殊形式，被称为“辐射式书体”，从局部看一行字忽左忽右，从整体看却又浑然一体、气势贯通。值得注意的是，《题苏轼寒食帖跋》题于苏轼《黄州寒食诗卷》之后，与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后者一道，共同构成光照千古的书法“双璧”。
陆游在蜀中为官更长达8年，四川由此成为其“第二故乡”，他更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除了文学创作，陆游同样精于行草和楷书，与朱熹、范成大、张即之并称书法上的“南宋四家”。
陆游有3件存世作品在四川书写或与四川有关，其中《玉京行帖》宋拓本藏于国家博物馆。作品书于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字距、行距宽绰舒朗，章法布局、行笔、神态均与唐末五代书法家杨凝式相似。“陆游的书法继承发展了魏晋以来的书法精神，代表了南宋以来的‘尚意’书风，体现了当时书坛的浪漫主义倾向。”唐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