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调查：四川“漂一代”或成返乡创业新榜样
2月4日，立春日，阳光明媚。德阳市中江县县城里，大街小巷都是人头攒动——又到了当地人调侃“上街看‘车展’、看‘模特’”的时节。
这个143万人的人口大县，有近50万人外出务工。因此，一到春节返乡时，全国各地车牌云集、潮流服饰登场，成为每年的惯有节奏。
就在这天，中江县县委书记周新设了一个座谈会，与在外创业的中江籍企业家茶叙。而县城10公里外，富兴镇汉卿村的农民企业家刘海林，设了40桌流水席，邀请在外务工的“乡友”叙旧。
看似无关的两个活动，强烈地传递了同一个邀请：“返乡创业”。
据记者观察，上世纪90年代外出打拼的“漂一代”在上述活动中反馈积极，无法割舍的故土情结，让他们更乐于返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感情回报的预期超过了投资回报。
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改善，四川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漂一代”的成功者们，也开始被家乡人寄予不一样的期望：过去盼他们做地方招商引资的纽带，如今更期望他们成为返乡创业的新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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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是上海德阳商会会长，一家在沪纺织企业负责人，但他从不忌讳谈自己的出身：中江县冯店镇平梁村一名石匠之子。
承袭祖业，初中毕业后，他自己也敲过三年石头。但在1991年，19岁的他奔赴广东打工，成为中江县外出打工潮的“先驱”。彼时，要“赶一趟成都”都要乘七八个小时的车。
1992年春天，“南巡”讲话发布，中国打工潮全面兴起。越来越多的中江人背起行囊，踏上外出之路。
刘文远赴广东不久，刘海林也丢掉杀猪匠的“旧业”，带着妻子欧阳清华，背上蛇皮口袋包裹的被褥，心怀忐忑地走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刘文同镇不同村的王开东，则踏上了相反的方向：他到山西大同做了一名矿工。
自那时起，中江的青壮年劳动力倾巢而出，南下或北上。而同一时期出现的公务员辞职“下海潮”，也被裹挟其中。东莞市秀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登伍，就在那时告别县上的机关单位，到广东的鞋厂谋到一份管理差事。
时代造就了因缘际会，部分“漂一代”凭借勤劳和才智走向了成功。龙台镇人贺志玖拥有三家企业，生意做到了澳大利亚；低调的刘海林夫妇，承包了广东江门17个不锈钢餐具工厂的抛光业务，是这一领域的“隐形冠军”。
“输出一人，致富一家。”中江在尝到“劳务经济”好处的同时，也不得不吞咽外出务工人员长期离乡背井、抛家别子带来的“苦果”。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夫妻离异……此类社会问题在当地尤为明显。
反思现状，近年来，中江的发展思路转向了“一人创业，致富一方”。该县投资促进局局长艾永权就将一项工作提上日程：邀请成功的“漂一代”们返乡再创业。而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也使地方诉求获得了经济层面的支撑。
去年8月，四川出台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刘永好等知名川商发出“归来”邀请，出乡潮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呈现“调头”之势。就在这一年9月25日，中江县启用了全市第一个“返乡民工创业园”。
启用仪式也是“德阳创客·凯城汇”的启动仪式。德阳市长赵辉出席，登台朗诵了诗歌《追赶太阳的人》：“当另一些脚步，在大地每个角落发出同样的回响，那躁动于内心深处的太阳正喷薄升起。”
一市之长为创客代言——这在“漂一代”的朋友圈中激起了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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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林已经49岁了。连被他带去江门打工的“80”后外甥李建，都已经在当地购置了房产、安定下来，他却仍选择租房。
“不是钱的问题。”刘海林透露，仅去年一年他在江门赚的钱就超过了300万元，“我坚信自己一定会落叶归根。”现在“归根”的时候到了：他制定了一份“跨行业养牛”的返乡计划。
这遭到了许多亲友的反对：“投资大、风险高、收益低，前景不看好。”但刘海林很清楚，自己的出发点，首先不在于投资回报——抛妻别子外出多年，直到孩子读初中，他才有能力把他们接到身边。这种离别之痛，时刻在他心里激起一种责任感：不能再让投奔他而来的三四百名老乡，重蹈这个覆辙。
2月4日，流水席结束后，刘海林邀请外出务工者、包括在他手下的打工者，参观“刘氏农场”，800余头肉牛正茁壮成长。“你们修好圈舍，加入合作社，我提供饲料和技术，大家一起致富。”他在人群中高声推介。
有乡亲私下议论，认为他在广东的生意失败了。事实上，刘海林说，经济下行压力目前并没有对他的抛光业务造成多少实质影响。每到月底，他按时飞回广东收货款、发工资，再带着赚到的钱回来投入到农场。
“如果能赚到跟出去打工一样多、甚至更多的钱，为什么还要出去？”刘海林认为，他有义务为那些跟随他的乡亲找到“新路”，为此，他甚至把26岁的儿子“拴”在了农场。
在这方面，王开东与刘海林产生了强烈共鸣。
挖过煤，进过工地，待过车间，漂泊18年的王开东回到故乡时，带着150万元积蓄以及所掌握的瓜蒌种植和烘烤技术。他在几个村流转了数百亩耕地和林地，做回农民。后来，他的瓜蒌合作社带动农民190户，种植面积上万亩，每亩年纯收入达到2000—3000元。
刘文也做好了回来投资的打算。尽管过去十几年，他的家族已经先后有50多个人去了上海，“故乡”的指向已经不再明确，但是“漂一代”植根故土的浓郁情结，让他与家乡藕断丝连。
艾永权与刘文已经非常熟识，以前中江赴上海招商，常依靠刘文帮忙张罗联系企业。但当时招商成果仍然不佳，他坦陈，“光讲感情毕竟不行。”
但如今，中江通了高速路，成德同城化加速，县域区位发生重大改变，“在外创业者这两年才更乐意回来看看。”多种因素叠加，他认为：中江招商引资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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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乡友”靠政务服务走得长远还是靠创新
官方统计显示，中江农民工创业园已吸引32家企业入驻，所有企业法人代表均为外出务工人员，可吸纳540余人就业。“各位在外打拼多年，最看重什么？到底是不是几减几免的优惠政策？”中江县委书记周新与企业家座谈时，抛出一个问题。这背后，隐含着另一个命题：如何才能让这些创业企业家回得来、留得住、能赚钱，避免农民工创业园“昙花一现”？
商人们喜欢讲故事。北京德阳商会副会长谢强举了个例子：北京市要把石材产业整体搬迁，唐山市闻讯后，专门设立了招商办公室，向企业承诺所有的执照、证件都由政府代办。“我们企业拿到了两套办公室，进去一看，里面连拖鞋都准备好了！”
刘文也对这种“保姆式”服务深有体会。“我们公司建厂时，真没跑过什么规划局、建设局、政务中心，开发区设有园区处，代办一切手续，不收一分钱，甚至不吃你一顿饭。”
企业家唐大文进一步补充，“内地办个身份证需要几个工作日，沿海时间更短，甚至会送上门来。”
“政务服务环境好了，政府办事效率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周新总结。
四川海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成，已经投身返乡创业。这位趟着石头过河的创业者认为，返乡创业也是创业，政府和企业都必须正视失败的风险，“尤其是，不能把沿海淘汰的产业和技术转移过来。创业要想走得长远，把奉献家乡的理想变成现实，就需要依靠创新，无论是管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
刘海林养牛，就吃过被动创新的苦头。“最初采购别人的饲料，价格开始还正儿八经的，后来忽高忽低，品质忽好忽坏，成本自然不可控。”
他被迫成立配料室，从五粮液等酒厂拉来酒糟，亲自钻研制作复合饲料。“我们的独家配方饲料，统一向合作社成员提供，保证了肉牛喂养的安全。”这样摸索着，刘海林还总结出了圈舍饲养密度、早晚量体温等养殖技巧，将死亡率控制在1%以内，实现年总产值2000万元。
贺志玖同样对农业情有独钟。他见识了澳大利亚发达的农业，“那里华人圈最富有的一个人，不是从事矿业，而是种棉花。”结合他在国外学到的农业自动化经验，他决定在中江做一个标准化、机械化养殖牲畜的尝试，实现自动送水、送饲料、冲洗圈舍。
看着越来越多的“乡友”，正在进军农业领域，刘海林欣慰中带着一丝不安。他担心自己的后代不会延续这份土地上的事业。为此，他每个月都要召开家庭会，对儿孙们讲：“凭良心做事，不能好吃懒做，要善始善终。”(记者 张守帅 朱雪黎)
责任编辑：汪昕 来源：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