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歼8之父”顾诵芬、核能专家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原标题：祝贺！“歼8之父”顾诵芬、核能专家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召开。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高级顾问、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顾诵芬，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国际核能领域著名学者王大中。

　　王大中：“200号”走出的核能专家

　　2021年9月12日9时35分，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机组首次达到临界状态，正式进入持续核反应。这座由清华大学与华能集团、中核集团共同研发建设的全球首个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向正式启动运行、实现并网发电迈出关键性一步。

　　作为我国著名的核反应堆工程与核安全专家，王大中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1935年，王大中出生在河北省昌黎县的一个平民家庭。19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1956年，着眼于国家对原子能人才的迫切需求，清华成立了工程物理系，品学兼优的王大中成为该系的首批学生，开启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核物理研究生涯。

　　1958年，清华向上级提出建议，自行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2000千瓦的屏蔽试验反应堆，并以此为依托，建设我国核能事业急需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建议获得批准，基地选址在昌平虎峪山区，工程代号“200”，这也是清华核能研究的摇篮，被清华人亲切地称为“200号”。这年，王大中毕业留校工作，参与了“200号”的建设，在此一直成长为清华核能科研力量的领军者。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正式启动了面向高科技前沿领域的“863”计划，并选定在生物、信息、能源等7个领域实施。王大中作为能源领域的专家参加了最初阶段的论证。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震惊世界，核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在“863”计划的支持下，王大中带领团队开启了高温气冷堆的研究，并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就取得了8项关键技术的重要突破。1992年，国家批准立项，在“200号”建设一座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这为如今高温气冷堆走向实际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华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介绍，石岛湾核电站采用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公认的第四代核能技术优选堆型。“固有安全性”是高温气冷堆最突出的一大特点。堆型用材与设计的自身物理机制保证了即使在严重事故下不采取任何人为和机器的干预措施，反应堆堆芯也不会熔毁，放射性物质不会大量外泄。“我国这项重大科研成果从理论到实验，再到应用，王大中院士亲力亲为，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核研院研究人员说。

　　除了核能科学家，王大中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清华大学校长。从1994年至2003年，王大中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总体办学模式和思路，实施了“百名人才引进计划”“讲席教授”计划等一系列改革。这9年里，清华成立了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基本实现了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布局。

　　作为一校之长，王大中还以其谦和的为人和朴素的作风受到师生们的爱戴。他会在上下班的路上，倚着自行车听一名教师向他反映系里的情况，也会在清晨6点多到图书馆调研，帮助学生们解决早晨进馆拥挤等问题。

　　清华园里至今还流传着“一张澡票”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基础设施相对滞后，清华学生洗澡拥挤的现象日益凸显，1999年底，一名清华学生给校长信箱写邮件，反映洗澡难问题，说同学们要送一张澡票，邀请王校长和同学们共进澡堂。当时有的人觉得这只是学生的戏言。但王大中得知后，很快带着副校长以及规划、财务等部门负责人走进澡堂，直接现场办公，当即决定对学生澡堂分批改建和扩建，此后不到一年，浴室改扩建相继完成。

　　2003年，王大中离任。当年毕业季，清华毕业班学生强烈要求和王大中合影。学校相关部门应毕业生的要求发出通知后，很短时间就有168个班级近5000人报名。

　　顾诵芬：“歼8之父”亲乘战机三上蓝天

　　1930年，顾诵芬生于江苏苏州。他的父亲顾廷龙是著名的国学大家，书法造诣颇深，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虽然出生于人文氛围浓厚的家庭，但顾诵芬却投身工程科学，在航空领域成为一代大家。

　　顾诵芬结缘航空，与一个航模玩具有关。

　　1935年，顾父举家北迁，前往燕京大学任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年仅7岁的顾诵芬在燕京大学附小读二年级，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10岁那年，叔叔送给他一个木制的航模作为生日礼物，顾诵芬一下子喜欢上了飞机，也立下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的誓言。

　　1951年，顾诵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航空工业局。在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1956年8月，我国第一家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在这支荟萃着新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师的队伍中，顾诵芬承担了气动组组长的职务，他的梦想逐渐实现。

　　为解决机身采用两侧进气的难题，顾诵芬与军工专家们一起，利用当时仅有的、从没在工程中应用过的风洞，边摸索、边试验，最终取得了理想的结果。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白天下班后，他还得带着同事一道去医院收集废针头，焊接在铜管上，组成模型……

　　1958年7月26日，歼教1飞机在沈阳首飞成功。顾诵芬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创建了属于中国人的气动力设计方法，也在应用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超级大国已拥有两倍声速战斗机，而我国却没有与之抗衡的装备。不少航空科研人员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造出我们自己的“争气机”。

　　1964年，独立研制歼8战斗机工作正式启动，原总设计师在执行公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强烈振动，这让所有参研人员都悬起了一颗心。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顾诵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乘坐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察振动情况。

　　据当时驾驶飞机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顾总那会儿已是年近半百的人，却丝毫不顾过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让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正是源于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观察和大胆尝试，顾诵芬最终和团队一同解决了气流严重分流的问题，并亲自做了对飞机后机身整流包皮的修形设计，彻底排除了飞机跨声速抖振的现象。

　　随后15年，他持续参与歼8Ⅰ和歼8Ⅱ的设计，直至定型生产。这款双发高空截击战斗机成为我国航空自主研制的一代传奇，捍卫中国领空长达半个世纪。顾诵芬被誉为“歼8之父”，但他总是说，回想自己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责任编辑：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