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秘中央信访督查过程:追问让当地官员脸红
中央督查组在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召开信访事项的案情会商会，为了解释清楚规划变更问题，城厢区工作人员准备了展板现场解说。南都记者 程姝雯 摄
南都讯 记者商西 程姝雯 昨日，国家信访局官网集中“晒”出中央信访督查组对40件信访事项的督查情况。今年1月5至15日，国家信访局会同国土部、农业部、民政部等组成该督查组，兵分5路，赴福建、安徽、湖南、陕西、重庆实地督查涉农信访。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督查首次邀请记者全程参加。
中央信访督查组由哪些部门组成？哪些人员参与？中央督查组与地方信访部门如何配合？在地方督查有哪些流程？南都记者见证了中央信访督查组赴福建的督查，将以福建的督查为例，揭秘中央信访督查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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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该省份督查并不意味其工作不到位
中央将加大督查力度、创新督查形式，今年或首次派出4个批次
“这次督查，就是带着问题来的”。
1月5日，刚下飞机，中央信访督查组一行9人就直奔福建省信访局。中央督查组组长、国家信访局办信二司副司长孙宽平首先给福建省信访局打了一剂预防针。
在地方眼里，中央督查组此行有点“来者不善”：为什么督查福建？为什么带记者来？
孙宽平一一解释：督查福建，是在前4轮督查基础上，根据地域分布等作出的安排，督查事项经国家信访局党组研究决定，督查并不意味地方工作不到位，随着信访工作改革，今后公开将成为常态，媒体参加也是常态。
此次督查的40件信访事项覆盖5个省份，均涉“三农”突出问题。从信访内容看，其中31件关于土地征收和流转，6件关于矿产开采，3件关于村务管理。
福建省督查的8个信访件中都涉及土地征收，其中至少有两个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曾引发冲突。
督查前的准备会上，国家信访局副局长李皋向督查组成员交底：当前信访事项构成中，三农问题占比较大，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矛盾较多、较集中，容易引发极端事件和群体事件，不少还涉及政策问题，要高度重视农民上访，不断跟进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到心中有数。
去年11月，中央信访督查组赴辽宁、浙江、广东、四川实地督查20个涉农信访事项，两次督查仅隔两个月，这样的频率此前鲜有。随着诉访分离、依法逐级走访、网上信访等工作推进，中央加大了信访督查的力度和频次。
李皋指出，实行逐级走访后，如果基层不受理不解决，中央又不督查，将会非常危险；而实行信访事项满意度评价后，如果满意和不满意没有区别，评价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必须通过信访督查等辅助手段，将压力传导到基层，加大信访问题解决和化解的力度。
尽管信访督查可以通过电话、发函、会商、约谈等方式进行，但实地督查最接近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以前，对同一事项重复督查、同一地点密集督查时有发生，2013年7月1日起国家信访局实施督查新规，将散落各业务司室的督查权上收，统一由督查室统筹协调。
2013年督查改革以来，国家信访局已进行4次集中统一的实地督查，这是第5次，中央督查组在地方现身的频率明显增加。南都记者了解到，今后督查频率还将从一年一次、一年两次走向一年多次，今年或将派出4批中央信访督查组，此外可能尝试新的督查形式，对同一地区、同一典型问题专门进行督查，使督查更深入，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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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信访督查组如何组成？
这次是督查改革以来派出的最大规模督查组，每组人数是以前的两倍
本次督查是督查改革以来，中央派出的最大规模督查组，每组9人，加上媒体记者，总人数达10 - 11人，而此前每个督查组一般由4-5人组成。
国家信访局综合指导司、办信司、来访接访司、督查室等相关司室司级干部担任各组组长。同时抽调各业务司室骨干担任组内联络员，部分来自国土部、农业部、民政部以及其他部门在国家信访局挂职的中青年干部。
面对中央来的督查组，地方从省市到乡镇，都十分重视。福建信访局局长林凤祥向督查组汇报情况时特别提到，福建省省长和分管信访工作的副书记专门批示，要求“组织好、配合好”中央督查组的工作。
福建省信访局督查室主任杨本南向南都记者提到，去年12月29日听说中央督查组要来，省局第二天就召集各地信访局长开会，把8个被选中督查的信访件过了一遍，甚至元旦假期都在做准备。
一到福建，中央信访督查组就转身成为“央地联合督查组”，福建省信访局、国土厅等相关干部也加入联合督查。
“督查并不是我们督，地方干”，孙宽平强调，中央督查组和地方要明确责任，因此首先要和省一级达成共识，明确省市县各级领导责任，将责任部门推到解决问题第一线。
国家信访局督查室督查三处处长刘阳指出，中央信访督查组不是“钦差大臣”，而是更像“第三方”的角色，梳理信访事项办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督促地方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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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信访督查组在地方如何督查？
面见信访人成为督查“规定动作”，即使声称有炸弹也要前往
1月6日，中央督查组兵分两路，第一组在福州，由督查组组长孙宽平带队，第二组转战漳州、莆田、泉州，由林凤祥亲自带队，分别督查4个信访事项。
“这个信访人在拆迁现场扔了两颗自制的手榴弹，一颗哑了，一颗爆了”，在福建莆田，当地官员用眼神追问督查组：你们真要去见？
“那也得见”，督查组回答干脆。临行前，组长特别叮嘱两名组员护送好记者，大家暗自捏了一把汗。事后得知，弄错人了，有惊无险。
这是南都记者亲历的一次面见信访人的经历。听取汇报、查阅材料、察看现场、面见信访人等是实地督查的“规定动作”。
每天上午9点，督查组准时从驻地出发，直扎信访事项所在市县，和当地会商并当场质询，下午则直奔信访人所在村庄，实地查看被征用的土地、面临拆迁的房屋等，和信访人见面，有时还会约村民集体座谈。
做完这些规定动作，往往天色渐暗。督查组再次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会商，反馈督查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不管多晚，当天晚上督查组都要开一次内部碰头会。
督查后3天，督查组开始整理资料、内部推敲，就每个信访事项形成三份文字材料，完整版包括信访人情况、督查核实情况、督查组反馈意见、当地整改措施，在此基础上完成网上公开稿和向领导汇报稿。
“长期以来信访工作都是关门做，只做不说，要转变这个思想，没有什么是不能公开的”，李皋认为，督查公开能起到“一箭三雕”作用：促进地方解决问题，引导群众理性信访，同时提高信访工作的透明度、规范性和时效性。
督查现场
督查组的现场 追问让当地官员脸红了
“这个信访群众是谁造成的？”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当地官员你一言我一句指责已过世的信访人时，中央督查组一句提问让现场瞬间安静。在漳州平和县，督查组一针见血点问题，在座县委书记县长脸红出汗；在福州闽侯县，督查组寥寥数语，令身为退休教师的信访人动容……
中央督查组此行在地方眼中，有点“来者不善”。一到地方，督查组立马增加省市信访局、国土厅人手，变身“央地联合督查组”。外部监督与自我监督拧在一起，是合力还是斥力，既考验地方诚意，也考验中央魄力。
南都记者昨日了解到，中央督查组抵闽督查至今1个月内，8件信访事项中已有4件基本化解，有两件因办理不规范，经责任倒查，多名领导干部受到党内警告、通报批评等问责处分。
现一场
“要红脸出汗才能有效果”
中央督查组负责人解释，能否争取到当地信访局“支持配合”，是督查是否能见效的关键
抵达福建第二天，中央督查组第二小组便直奔县城，就漳州市平和县一个问题信访件了解办理情况。
吸引中央督查组来到平和县的是平和县小溪镇的李某。去年4月，他与村里的同乡联名给国家信访局写信，反映2003年平和县政府规划工业集中区时征用村里土地时签订的补偿协议是“租用土地”而非“征用”，并存在补偿不合理、补偿款没有足额发放等问题，要求租期已满归还土地。
当天，市委政法委书记、副县长、市县信访局长等十几人坐了一屋。落座后镇党委书记江益全照着材料开始汇报，福建省联席办主任、省信访局局长林凤祥很快打断：“2003年开始200亩征地，2005年到2012年国土部门都有陆续批准征地，批的都是这200亩？”得到肯定答复后，林凤祥追问，“你们是先征地后申请批地？”
江益全顿了一下，勉强承认“这是我们的瑕疵”。
“《土地管理法》1999年1月1日起执行，明确规定不允许先征后批。”中央督查组成员、国家信访局督察处二处处长刘阳语气严肃。林凤祥也继续追问：信访事项办理上，职能部门有没有问题？
江益全涨红了脸承认：征地款发放的确不及时，拖欠了一段时间。
正当平和县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被“挤”检讨办信中存在的问题时，前去与信访人见面的督查组成员带回新问题：此前村民从未见到任何征地公告、征地协议，一直以为是“租地”，直到上访才听说是“征地”。现在信访人要求与其他农户一样享受征地安置待遇，而不仅是补偿。
这些情况不仅超出了县里掌握的信息，甚至一部分与刚刚介绍的情况相悖。会场安静了几秒，都埋着头、沉着脸，没有人应答，也没有人表态。
刘阳就势以建议的口吻，从多个角度提出解决方法。林凤祥直接把中央督查组的“建议”转为“要求”，并亮明态度：征地时在座很多人不在县乡工作，但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要反思政府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有，该纠正的纠正、该问责的问责。县里10多位领导干部不住点头记录。
事后，中央督查组一位成员感慨：能否争取到省信访局“支持配合”，是督查是否能见效的关键。
“与基层政府部门见面点问题，就是要红脸出汗才能传导压力，达到效果。”对于督查组的严厉问责，督查组组长孙宽平解释，而争取到省信访局的配合、不包庇地方问题，才能防止地方政府“在中央督查组面前拍胸脯、督查组走了拍屁股”。
现二场
“感情到位，原则也要到位”
当信访人提出过高诉求、想通过非正常进京上访要挟地方政府时，要明确不支持的态度
去年1月，福州市闽侯县72岁退休教师林某在网上投诉镇政府强征土地，用推土机铲除承包地上的果木、蔬菜，并附上多张村民被打伤流血的照片。地方政府在汇报中指出，林某在征地公告发布后抢种龙眼树，不仅一亩地种了500株，还要求每株赔偿1000元，诉求过高。
中央督查组提出要见林某，地方政府显得有点“为难”。一位负责人坦言：如果信访工作没做好，自然不希望被中央领导发现；即便工作做得比较到位，也担心信访人见了“中央领导”陡然自抬身价，后续工作更难。“之前有位信访人谈了好久才息访，但省领导接访见了面，他竟然当场反悔，坐地起价，谈好补偿5万却要价10万元，理由是‘省领导都重视了’。”
对此孙宽平也有反思，认为见信访人时，感情要到位、原则也要到位，尤其当信访人提出过高诉求、想通过非正常进京上访要挟地方政府时，就要明确不支持的态度，打消信访人念头。
同林某见面，孙宽平先打感情牌。
“老人家，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吗？”孙宽平指着网上投诉中所附的照片，走到林某跟前俯身询问：“一般情况下一亩地种多少棵龙眼树？”“你认为一亩地赔偿多少比较合理？”“你儿媳妇为什么没找镇里就去北京告状了，你觉得她做错了吗？”
林某有些不乐意：“强征民愤很大，不然不会去告状。”
孙宽平指着现场村镇干部说：“以前工作比较粗糙、存在问题，让他们给赔个不是，我们一起给你赔个不是。”看着老人表情有些松动，孙宽平提议村里给老人过生日。镇党委书将老人的生日记脱口而出。
“书记可能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却记得你的生日，他把你老人家放在心上。”听完孙宽平的这番话，绷着脸的林某也微微动容。
孙宽平抓住时机，同林某说道理：征地补偿标准不能突破政策，生活困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帮助，“你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村里影响大，带个好头，怎么样？”林启美点点头：“行。”
南都记者了解到，信访督查改革后，与信访人见面已被列为规定动作。孙宽平告诉南都记者，这不仅能进一步核实信访事项，提出解决方案，还能缓和信访人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对立感”，为化解矛盾创造条件，找到突破口。
现三场
“这不是给地方找茬子”
媒体随行和信访问题公开让一些省份疑虑，甚至有情绪，国家信访局表示今后公开将成为常态
与中央督查组不留情面“点问题”相比，媒体随行和信访问题公开成为此次督查中的最大难题。
事实上，早在中央督查组出发前一周，便有省份向国家信访局表达疑虑和情绪：为什么督查还要带媒体来？是不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
在平和县的督查现场，县里一位负责人谈到信访问题解决时，面露难色坦言“我们最为难的问题是，公开后很有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和攀比”，并同中央督查组商量：督查结果能不能不通过媒体公开？
“在公开面前，涉事地方领导和部门肯定有压力，我们很理解。”刘阳解释说，此次督查的案例是“问题导向性”选择，到哪里督查并不代表对这个地方信访工作的否定，而根据信访工作需求和信访改革安排，公开必然成为未来的常态。
刘阳还特别说明：信访的很多问题都很复杂，解决也不是一时的事，督查并不要求“限时解决问题”，各地善后解决方案一定要依法依规，不能突破政策底线，否则公开后也会引起其他被征地群众的反弹。
南都记者了解到，在中央督查组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国家信访局副局长李皋曾专门就公开的问题释疑。他说，公开最大不同在于，以前工作做得粗和细群众不知道、上级领导也不知道，全看信访事项经办人的责任心。现在带着“阳光”去督查，过程中向媒体公开、过程后向社会公开，为督查工作和信访事项的解决都增加了难度。
“公开不是给地方找茬子。”李皋强调，“处理得好会公开、群众没道理也公开。如果每个案件都处理好了，既传达了地方的正能量，对群众过高诉求也是更有力的说服。”而面对中央督查组的找问题和点问题，多位乡镇和区县负责人向南都记者表示担心：上面会不会要求“限期”、“限时”解决问题？一旦加了“限制级”，地方在压力下，不得不突破政策底线解决问题。
直到1月15日“收官”返京，中央督查组成员也流露出担心：地方会不会为了完成任务而突破政策底线解决问题？孙宽平坦言：实地督查虽然完成，但工作只完成了一半，能否将中央督查组的建议落实到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原标题：南都记者揭秘中央信访督查全过程）
编辑：SN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