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十大挑战与战略对策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构想，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发端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64个国家近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在全球总量中分别占比63%和29%。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面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理念、目标任务、机制行动，明确“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五通三同”——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互联互通是时代潮流，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和前提，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在铁路、公路、航空、管道、海路五位一体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铁路以其基础性、经济性、公益性、社会性、支撑性、引领性等属性，以及安全、便捷、大运量、全天候等优势，必然成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首要选择和优先领域，成为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官”。

在过去30多年甚至更早的几十年里，海运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贸易最重要的运输方式。然而，在美国主导的海权时代，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这三条最重要的全球航运线，被其牢牢把控在手中。近年来中国深刻认识到，通过高铁将欧亚大陆串联起来形成的“陆权”地缘经济，不仅能大幅化解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巨大压力，还将直接“对冲”美国海上霸权，成为抗衡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重塑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新格局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的方向是全方位的：西向欧洲并行两线远及巴黎，东向绕过大洋直抵美国，北面横贯莫斯科、柏林、伦敦，南经泰国延伸到新加坡。尤其是欧亚高铁、中亚高铁和泛亚高铁这三条线路，其战略布局意义非常深远。若能建成，届时中国、欧盟、俄罗斯和印度几个超级经济体所处的欧亚大陆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将会通过高铁形成一个巨大的区域市场共同体。

在上述战略方向下，中国抓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建设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搭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地骨架。国家交通部规划的中—老—泰、中—蒙、中—俄、中—巴、中—吉—乌、中—哈、中—塔—阿—伊、中—印、中—越等九大“一带一路”交通重点项目，基本构建起了对内连接运输大通道、对外辐射全球的丝路走廊。

中蒙俄经济走廊。分为两条路线：华北从京津冀到呼和浩特，再到蒙古和俄罗斯；东北从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满洲里和俄罗斯的赤塔。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改造、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紧密对接，有利于加强铁路、公路互联互通，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促进过境运输合作。目前，中蒙俄经济走廊已开通“津满欧”“苏满欧”“粤满欧”“沈满欧”等“中俄欧”铁路国际货物班列，并基本实现常态化运营。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从中国江苏连云港、山东日照到荷兰鹿特丹港，国内由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组成，途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7省（区），从中俄边界的阿拉山口出国境，出国境后可经3条线路抵达荷兰鹿特丹港。目前，“连新亚”“连新欧”班列已正式开通，新亚欧大陆桥已成为中国直通欧洲的物流主通道。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从新疆出发，抵达波斯湾、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岛，主要涉及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哈“光明之路”、塔“能源交通粮食”三大兴国战略、土库曼斯坦“强盛幸福时代”等国家发展战略紧密衔接，有利于深化区域国际产能合作。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依托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共同规划建设泛亚铁路东线、中线、西线的全方位交通运输网络，以消除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瓶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大湄公河流域国家正在建设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9条跨境公路，其中部分已经完工。从中国昆明出发连通新加坡的南北道路已经畅通，贯通缅甸、泰国、越南的东西道路正在建设当中。

中巴经济走廊。起点在中国新疆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全长3000公里，贯通南北丝路关键枢纽，北接“丝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覆盖中国西南、印度东部、缅甸、孟加拉地区，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陆上通道。区域内铁路、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加快区域内产业合作和贸易递增，带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三大经济板块联动发展。

当前，中国高铁“走出去”应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步伐，结合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加快推进贯通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铁路网络建设，充分发挥铁路在促进区域资源流动、贸易往来、人文交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聚焦欧亚、中亚、泛亚三个战略方向，建设经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欧亚铁路，改变中国对外贸易长期以来对海运的依赖；建设经中亚到达德国的中亚铁路，拓展与欧洲和非洲内陆国家的经贸合作，形成物流黄金干线；建设从昆明出发，连接东南亚国家，一直抵达新加坡的泛亚高铁，打通向南出海口，形成向印度洋开放的新格局。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十个重大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高铁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建设并运营着世界最大的高铁网络，积累了应对复杂多样地质条件和气候环境以及长距离、高密度、不同速度等级共线跨线运行的高铁建设与运营技术，建立了完备的中国高铁技术体系。中国高铁具有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性价比高、兼容性好、产品交货期有保证、运营经验丰富、建设运营适应性强等比较优势，还有建设与装备有机结合的整体优势，以及投融资支持的综合优势。中国政府力推“一带一路”和高铁“走出去”战略，从2013年下半年至今，李克强总理在多次国事访问中，亲任“推销员”大力推销中国高铁，他说：“推销中国高铁我特别有底气。”在外事团访华过程中，乘坐高铁也基本成为必备的活动安排。上世纪70年代，外国政要造访日本必游“新干线”，邓小平在考察新干线时曾感慨：“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30多年过去了，如今来华的外国政要乘坐中国高铁出行，两相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近年来，中国铁路特别是高铁“走出去”呈现良好态势。中企在海外承建的第一条高铁——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工程顺利通车，中国为马来西亚生产的世界最高运营速度米轨动车下线；中老铁路、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已经开工建设；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已经正式启动；中俄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勘察设计合同；中美签署“美国西部快线”设立合资公司框架协议；中伊签署“德黑兰—马什哈德”铁路高速改造商务合同；马来西亚至新加坡高铁项目进展加速；印度“德里—金奈”高铁可研工作稳步推进；连接巴西和智利长度达3560公里的“两洋”（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可行性基础研究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中国高铁“走出去”不仅在建设方面表现不俗，在装备出口方面的成绩更是令人侧目。据《法兰克福汇报》网站2015年5月26日报道，德国铁路公司董事哈纳加特透露，该公司将于2015年秋在北京设立采购办公室，预计中国高铁机车将很快获得德国铁路部门的进口许可。今后3到5年内，中国将在德国铁路的机车及零部件采购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实际上，中国高铁供应商已具备在西方工业国家中标的实力，其产能将满足全球机车市场一半的需求。高铁强国德国传统供应商西门子公司已表示，将积极应对新的国际竞争对手“中国中车”。

尽管中国高铁“走出去”局面良好，且动力、实力、潜力十足，但也遭遇了不少尴尬。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市场竞争、难以预知的不利因素，中国高铁“走出去”可谓在艰难中前行。特别是近两年，每个“走出去”的高铁项目几乎都是“一波三折”，出现反复甚至颠覆性的情况几近常态。整体上看，中国高铁项目谈得多，也与众多国家达成了合作意向，但实际落地者寥寥，尤其缺少具有鼓舞人心的标志性和带动性项目。总结和反思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征程，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能最终“走进”目标国，才是真正“走出”。为此，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十个重大挑战。

一是海外“有效高铁市场”有限。 高铁是一个国家的“奢侈级”基础设施，主要分布在东亚和西欧地区，中国、法国、日本、德国、西班牙和英国是高铁的核心市场。目前，有成形或在建高铁项目的国家有俄罗斯、波兰、沙特阿拉伯、美国、土耳其和摩洛哥，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是未来有潜力的市场。建设高铁有四个较高门槛：首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其次是人口密度要大；三是电力供应充足，四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能满足这些条件又有意愿修建高铁的国家十分有限，换言之，海外“有效高铁市场”有限。

不仅如此，高铁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国防、军事等很多复杂因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目前世界在建高铁并不多，许多国家存在用不上或者建不起高铁的情况。欧美不少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前已完成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有些国家虽然有建高铁的需求，但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复苏乏力，因此，海外高铁市场远不如想象中广阔。世界银行由此作出判断，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仍在中国大陆。事实上，到2015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

全球高铁市场有多大？综合世界各国铁路网未来15年规划，预计到2030年全球铁路新建里程约9.6万公里（不含中国大陆），其中高铁里程约4.5万公里。在拟建高铁中，美国规划11条总长1.7万公里的高铁网络；欧洲计划投资700亿欧元建设8条总长1.2万公里的高铁，由此将欧洲高铁网络增加至现有的3倍，接近2万公里，这些高铁主要集中在德、法、英、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目前，英国正在推进568公里的HS2高铁项目；法国规划到2020年前新建高铁2500公里；德国则对列入计划的联邦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承担财政支持，并将发展高铁作为铁路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俄罗斯规划至2030年建设高铁和快速铁路1.1万公里，2020年先期投资523亿美元，计划开建的莫斯科—喀山、莫斯科—索契、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条高铁和快铁，投资总额达4.9万亿卢布；印度将在未来5年打造1万公里的“钻石四边形”高铁网，并升级改造6.5万公里既有铁路。此外，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亦提出规模庞大的高铁建设发展规划。

近期，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研究预测显示，全球高铁市场在2019年的总价值约为1330亿美元，高于2014年的1120亿美元。另据德国调查报告，未来全球铁路市场容量有望以每年3.4%速度增长，高铁市场容量预计每年增速为1.3%，其中传统铁路市场容量占铁路总市场容量的3/4。这些数字表明，高铁市场容量固然不小，但全球200多个国家的普通铁路产品却更庞大，是高铁市场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加之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交通安全等问题日益严重，在全球经济向低碳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国际铁路（轨道交通）市场呈现明显的复兴态势，客运向高速、城市轨道交通、联合运输方向发展，货运向重载化、快捷化、物流化方向发展。欧美、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高速铁路网和城市轨道交通，中东欧、亚、非、拉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把铁路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各国陆续从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区域协调发展、构建综合运输体系、国际通道建设等方面考虑，调整并实施了新的运输发展战略，加大了对铁路（轨道交通）的建设投入。

因此，中国高铁“走出去”切忌就高铁谈高铁，应从中国铁路“走出去”这一大背景下来审视，客观评估全球高铁容量，跳出高铁看高铁。此外，介于高铁和普铁之间的“泛高铁”或快铁，是一种设备等级比普铁高、速度接近高铁的动车组列车，其性价比高，值得充分重视。

二是目标国国情的多样性与东道国对高铁需求的差异性。 高铁要真正走进目标国，需要认清目标国国情的多样性，精准把握东道国对高铁需求的差异性。目标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国情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铁路发展的轨道制式、建设方式、运营模式、投资融资等诸多方面也有很大差异。

以宗教信仰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元宗教并存，中亚、西亚、北非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中东欧地区主要信仰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东南亚地区以佛教、伊斯兰教为主，基督教、儒释道信仰等并存；南亚地区以印度教为主，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等并存；南太平洋地区以基督教为主。又以工业化进程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中亚五国分布在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后期两头，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期，中东欧和西亚、中东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后期。再以轨道制式为例，轨道制式分为标准轨距、宽轨距、窄轨距，中国采用1435mm标准轨距，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采用1520mm宽轨距，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采用1676mm宽轨距，非洲加纳、刚果、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采用1067mm窄轨距，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喀麦隆等国采用1000mm窄轨距。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和对铁路需求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国高铁“走出去”必须精准对焦沿线国家的具体需求，做实、做细、做透前期研究。要充分了解东道国国情和面临的问题，在对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族群、人口等基本国情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地提出铁路规划、勘探、建设、装备、运营、维护、投融资等技术集成方案。同时，还要提供足够的有关投资、成本、运营、载客量等详细的数据供东道国决策。中国要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高铁建设数据的优势，并与项目所在国分享，让他们了解发展高铁是否合理，需要多少投入，能够产生怎样的经济效益，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决策。

三是高铁建设如何与沿线各国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 高铁不仅是交通线，还是经济线、旅游线、民生线，对某些地方来讲更是生命线。一条高铁背后是一个产业规划，几条高铁意味着区域经济版图的重构和城镇化的勃兴。高铁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产业化、城镇化乃至工业化插上腾飞的翅膀，让当地人看到经济振兴的希望，对那些生活在亚洲脊柱地带各条纵横交错道路沿线的人们尤其如此。因此，要将高铁“双轨”向“两化”（产业化、城镇化）提升，既立足高铁又超越高铁，即从单纯的高铁建设，向高铁建设与沿线区域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工业振兴等一体化规划推进，充分释放“高铁红利”，充分发挥高铁的“拉动效应”和“溢出效应”。这样，既可减少以前单一建高铁的阻力，增强对目标国的吸引力，又能更好地改善民生带动就业，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高铁线路开通运营，将释放既有铁路的货运运输能力，提升既有铁路网的运输能力，加速人流、物流、能流和资金流流动，扩大东道国国内外物流吞吐能力，促进进出口贸易，增强市场活力，增大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促进当地产业发展。进一步，高铁还能有效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为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提供动力，带动东道国国内更多产业不断向国际拓展，参与国际竞争，给该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

城镇化是高铁“溢出效应”的重要体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8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镇化率却很低。高铁作为开路先锋，将主导城镇化的未来。以高铁为纽带，以站点城市为基点，形成以高铁为纽带的城市群，或将是新型城镇化的理想模式。与中国类似，“一带一路”各国内陆经济与沿海经济不平衡，贫困人口和落后地区主要集中在内陆区域。铁路深入内陆腹地、扮演经济发展大动脉的内在特征，决定了其在发展内陆经济中的绝对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助推内陆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从而在加快整合周边区域产业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同时，加速推进沿线城镇化建设进程。

四是面临外部舆论环境和价值认同的考验。 这些年来，中国高铁“出海”的国际舆论环境并不好，各种杂音不绝于耳，谣言甚嚣尘上。既有“中国高铁价格低还提供融资，赔本赚吆喝”的嘲讽，也有“中国是否遵循国际标准，是否兼顾东道国利益，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高铁‘走出去’之路究竟是绿色之路还是污染之路”的担心，还有“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工具，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为手段称霸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中伤，少数居心叵测的国家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威胁论”。对此，中国必须亮明观点，表明立场，准确地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共享发展、包容发展”的中国价值，从思想和观念上增加他国对中国的价值认同，进而从根本上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

中国应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昭示，中国将以“开放”理念为指导，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机遇；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是传递友谊的正能量，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愿继续同东盟、同亚洲、同世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中国希望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满园皆春”，是“天下大美，美美与共”；中国高铁产业链完整、技术先进，应该、也能够在促进全人类消除贫困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发展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世界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互补、人文互融的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铁路是一个国家的大动脉，关乎国家命脉、国土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又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和公众关注度，一般而言，无论政府抑或民众，都不希望、不赞成、不愿意依靠外国修建铁路，正如我们在民国时期也曾抵制外国人在中国修筑铁路一样。这在情理之中，除非彼此之间是盟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韩非子·说林上》），中国应抓紧制定高铁国际融入战略，实施国际铁路伙伴计划，把中国国家战略与目标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机结合，争取尽快在一些国家建设若干示范项目，进而用口碑证明动机，用双赢直面嘲讽，用事实回应担心，用认同化解谣言。

鉴于当前的外部形势和舆论环境，从战略上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商贸往来、教育培训和科技合作，与当地工商等各界人士建立良好关系，塑造积极正面互利共赢的国际形象。要在沿线国家中持续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亲华助华人士，发展长期友谊，筑实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社会土壤，厚植民意基础，增进相互了解，赢得价值认同。中国高铁“走出去”，不仅要注重运用建设技术和装备制造上的硬实力，更要突出中国“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彰显“合作共赢、交融互通”等价值软实力和巧实力。要从观念上、表达上、宣传上重新界定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社会认知，旨在用“融入式、分享式”认知取代“攻入式、输出式”印象，切忌仅从经济和商业角度考量问题。

在操作层面上，要注意收集和掌握当地经济社会信息，充分考虑当地政治生态、媒体舆论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态度，倾听当地相关行业协会、利益集团、学术圈以及华侨的声音，善于利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这些很可能成为中国高铁能否可持续走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日本在这些方面已有很好的做法。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力推行“新干线外交”，在推动铁路基建向东南亚出口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发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日本商会”等官方和民间组织的作用，还通过在东南亚国家设立文化机构，为日本轨道交通装备出口架桥铺路。在印度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竞争中，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出面积极游说当地政、产、学、研等机构和部门，推动有关各方积极促成日本方案。

让当地企业、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促进价值认同的题中之义。一方面，中国高铁企业要尽快融入当地的文化、社会、经济环境中，经营管理要按所在国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方式规范操作，充分重视工程质量，打造优质工程，使项目效益真真切切惠及当地人民。同时，要在工程所在国多做善事，主动承担工程管理及其后期持续开发，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树立品牌，提振声誉，使中国企业成为当地受尊敬的企业，并逐步建立根据地，辐射周边区域，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全球化经营与本土化运作相结合，重视本土化、属地化经营，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品质的前提下，尽量招聘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让当地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机会参与并扮演重要角色。

五是高铁强国间的博弈和竞争者搅局。 世界高铁强国主要有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传统铁路强国，这些国家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发展高速铁路的国家，新干线高速铁路拥有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商业运行经验和高安全标准，运行50年来从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法国是欧洲最早拥有高铁的国家，TGV高铁以高速度著称。德国在ICE高速铁路技术方面有着很高的国际声誉，特别是高铁上所用的所有东西它都能自己内部解决，能做到这点的全世界只此一国，德国和法国高铁技术标准在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均有强大影响力。加拿大的庞巴迪是世界级的航空和列车制造商，很早介入高铁行业，也是顶尖高铁的设计者。

这些高铁强国各自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日本川崎重工的低阻力、轻量化和减灾防灾，德国西门子的主动安全、模块化车体、质量管理体系和可靠性，法国阿尔斯通的生态设计，加拿大庞巴迪的能源—效率—经济—生态（ECO4）。由于高铁技术发达国家各有所长，因此竞争和博弈也日趋激烈。

在高铁国际市场，中国遭遇“阳谋”与“阴谋”双重打压。“阳谋”包括散布中国威胁论、公开围堵、政治施压等，“阴谋”则有挑拨离间、暗中诋毁等。竞争的疆域既有周边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也有远离中国本土的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竞争方式既有“一对一”的，也有“一对多”的。比如，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印度“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只是中国与日本间的竞争。多国间竞争的例子包括：在缅甸市场，中国、日本、德国都在积极推销本国高铁技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高铁项目中，中国、日本、法国和西班牙都表示对项目感兴趣；墨西哥国内首条高铁项目招标，引起全球17家企业关注，其中包括日本三菱、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和德国西门子等著名企业。

在国际高铁市场竞争中，有的是纯粹的商业竞争，更多的则掺杂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中国与日本在高铁项目上的竞争，除经济因素外，地缘政治因素分量很重。日本输出新干线系统是“安倍经济”增长的战略核心之一，一定程度上，出口高铁之战已经成为中日之间为争夺亚洲政治影响和规则制定权、主导权的“代理战争”。在2015年印度首条高铁“孟—艾”项目竞争中，日本国土交通大臣专程赴印度推介日本高铁“新干线”，此前日本JICA专家甚至放言“即使零元中标，也要拿下东南亚高铁”。日本最终以提供超过120亿美元的超低利息（0.1%）、超长还款期（50年）贷款为筹码战胜中国。显然，日本此举更多着眼政治而非经济，试图与中国“死磕”，阻止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无独有偶，2014年就在缅甸宣布中缅“皎漂—昆明”高铁项目搁浅前，日本高调宣布无偿援助缅甸7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72亿元）帮助修建铁路等设施。当时，正在访问缅甸的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称：“缅甸是连接东盟各国和南亚地区有着战略性位置的国家，从历史来看缅甸也比较亲日，因此，强化日缅两国关系意义重大。”在缅甸取消中国的铁路修建计划背后，日本从中作祟是重要原因。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主要市场之一是东南亚，泰国则是中日高铁在东南亚竞争的第一个市场。2014年12月，中、泰两国在双方总理见证下宣布共建高铁。这个造价超过1百亿美元的项目由中方提供贷款，泰国后来认为中方报出的基础建设2％、营运管理4％的贷款利率太高，日本借机“插足”，2015年2月开始密集和泰方接触。2015年5月27日，日本政府与泰国官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泰国首条高铁（清迈—曼谷）将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这对近来争夺东南亚市场的中国高铁是一次挫败。泰国最后选择日本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通过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DA）贷款，对泰国高铁提供贷款利率不到2％。低利率的背后仍然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积极推动新干线“走出去”，以振兴日本经济及政治实力的深层考量。日本渴求斩获泰国高铁，因为日本的新干线高铁系统虽在国内已有50年营运经验，但此前唯一输出地只有台湾。

“新马高铁”是中日高铁在东南亚对决的新战场。连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与新加坡间的“新马高铁”全长350公里，预计耗资150亿美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有望在2016年年中就新马高铁项目签署备忘录，并将于2017年第一季度竞标。中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均已表达竞标意向或参与意愿，虽说是四方博弈，但此前在泰国、印尼高铁项目上激烈厮杀的中日两国，被看作是这一项目实际上最有力的竞争者。日本准备竞标的财团是：JR东日本旅客铁道、住友、日立和三菱重工；中国则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整合中国中铁、中国中车等六家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竞争。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方面对在车辆和信号系统方面经验丰富的日本企业抱有好感。而大部分路线位于本国境内且需承担巨额费用的马来西亚，则更为关注车辆和技术都比日本便宜且在资金筹措方面更为便利的中国方案。

  六是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亟待提升。2 1世纪是知识产权的世纪、专利技术的世纪，是标准和品牌的世纪。谁掌握了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谁拥有标准和品牌，谁就拥有话语权，就可以主导市场。中国高铁标准是中国高铁能够“走出去”最重要的基石，推动中国标准成为国际公认标准的过程，就是中国高铁品牌输出的过程，也是中国已经形成巨大产能的高铁产品和技术输出的过程。实证调研表明，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在于高铁标准被国外垄断，国外主要采用欧洲标准，中国标准不被接受。目前，在海外还没有一条完全按照中国标准建设的高铁。中国高铁要进入欧洲市场，必须达到欧洲标准。尽管欧洲某些标准已经过时，但要进入欧洲市场，所有装备都必须费时费力地通过欧洲认证，这将严重削弱中国高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有报道称，一家中国道岔生产厂商，其产品已经原铁道部质检中心认证，证明产品安全，性能可靠。如果要获得欧洲认证，至少还需花费600万元的认证费。如果再改造中国高铁厂商模具、生产设备的规格、工艺流程等，资金投入则更大。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铁建修建的土耳其“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铁路二期工程上。该工程全长仅158公里，但从2005年中标起到2014年7月正式通车，前后共耗时8年多，就与复杂的欧洲标准有关。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装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包括信号、机车、钢轨、水泥、橡胶垫片、紧固件等，此外还包括设计规范和工艺流程，甚至模具都需要变为欧洲标准，这些都将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成本，使其成本优势丧失殆尽。

国际高铁市场能接受欧洲标准、美国标准、日本标准，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中国标准？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包含三个问题：一是，该不该有中国高铁标准？二是，有没有中国高铁标准？三是，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低（不被接受）的内外因是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当然”。中国高铁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高铁发展最快、运营里程最长、运营时速最高、在建规模最大、技术最全面的国家，可以承担从通信信号、工务工程、牵引供电、机车客车制造直至运营管理等“一揽子”出口。由于中国地域辽阔，高铁修建还经历了不同气候和地质地貌的考验，从高寒地区到亚热带气候，在这些复杂的运营环境中获得的高铁运营数据和经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竞争力。尤其是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高达全球的60%，是名至实归的世界第一高铁大国。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高铁标准。

对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中国高铁标准？”，回答是“有”。简要回顾世界高铁发展历史可知，高铁发端于日本，发展于欧洲，兴盛于中国。从全球范围看，中国高铁发展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再到“并肩而行”，直到“一马当先”，经历了一个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过程，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在“引进”到“引领”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消化吸收再创新，在国内高铁建设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高速铁路设计、建设、装备、运营、安全管理标准体系以及铁路装备品牌，拥有高铁的自主知识产权。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比如，中国当时引进技术时有一项重要政策：所有零部件必须用国产，即使国内暂时造不了要买国外制造的，外国公司也必须和国内企业合资经营，才可以进入采购名单。正是这一重要举措，让包括当时中国南车、北车在内的国内厂商，在迅速升级高铁技术的同时，也将相关技术加速渗透到整个中国高铁的产业链中。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政策和举措，特别是极强的学习、消化和吸收能力，才使得中国能通过学习借鉴和自主创新，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技术体系和标准。

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低的外因主要有三。首先，欧美发达国家拥有成熟的高铁产业体系，若中国高铁的标准和产品进入欧美市场，对他们原来的产业一定会形成冲击，基于自我保护他们会通过技术壁垒不予接受或者抵制。其次，由于中国并非高速铁路技术的原创国家，主要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开发出来的成套技术，虽然这些成套技术标准我们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但毕竟发展和形成时间短，对中国标准认知、认可需要一个过程。第三，高铁是中国高端装备和高技术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工业化远未达到发达成熟程度，高端装备和高技术的整体水平与欧美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主要依靠低廉造价和成本优势赢得市场，中国标准是‘改良版’的外国标准”等印象短时间内难以消除，这也导致中国高铁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不高。

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低的主要内因是，中国高铁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基础性研发投入不足，正向创新能力不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专利数量不多，制订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产业标准体系的能力有待提升。其次，中国高铁行业在设计、制造和认证等方面缺乏统一、完善的标准体系，已有的中国高铁标准不够规范和详细，与欧洲标准相比存在明显不足。尽管中国高铁标准有的技术水平比欧洲标准更先进，但在规范性、严谨性和精准性方面尚需提高和完善。比如，钢轨的欧洲标准包括物理和化学的成分多少、合金含量的比例多少。再则中国在国际市场宣传自身高铁标准的意识不强，思路不宽、举措不力，甚至中国高铁标准规范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英文版。第三，标准与品牌密切关联。中国高铁品牌虽然已在国际上逐步被人接受，但品牌特点与他国相比并不鲜明。市场品牌认知度不高也直接导致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低。第四，中国尚缺乏完全依据中国高铁标准建造的具有标志性和显示度的项目。为此，中国需要直面难以走进欧美发达国家高铁市场的严峻现实，在国际市场找到接受中国标准的突破口，在具备条件的国家直接采用中国标准，以点带面，用事实上的中国标准（事实标准）扩大影响力。

选择从没有自身独立高铁产业的国家，比如中东欧、拉美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切入，当是明智策略。对这些国家而言，采用欧洲标准还是中国标准都无关自身利益，且决策周期短。中国可以用已经在国内运营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高大上”高铁让他们相信，欧美高铁技术固然先进，中国更有先进之处，性价比更有竞争力，该国如果缺乏建设资金，中国还可以提供贷款融资。这样，他们就容易接受中国标准、技术和规范，使中国标准成为事实标准。令人欣慰的是，已经开建的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是中国高铁从技术标准、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物资供应，到运营管理、人才培训、沿线综合开发等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必将成为中国高铁标准国际化的里程碑。

七是投融资瓶颈亟待突破。 高铁具有初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投资回收慢且风险高等特征。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日、法、德铁路“走出去”的基本模式是输出技术、承包工程、出口装备（动车组）等，很少参与运营，旨在避免或最小化铁路运营的商业和市场风险。例如，莫斯科到彼得堡之间铁路就购置了德国的高铁动车组；韩国主要引进法国的高铁技术；中国台湾分别从日本、德国、法国引进高铁技术。

修建高铁资金投入很大，必须有很强的财力。然而，项目东道国往往难以筹集修建高铁的全部资金，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落后，通常要求承建商提供项目融资。因此，“带资”承建国外高铁在一定时期内很普遍，融资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例如，中国铁建中土集团承建的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工程，其合同金额为12.7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就达7.2亿美元。一般而言，不仅建设施工单位需要银行支持，装备制造企业也仰仗银行给力。2014年4月20日，中国北车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金额为300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美元，合作期限为3年，进出口银行通过把钱贷给国外的购买方，支持北车高铁出口海外。实际上，进出口银行在墨西哥项目、老挝项目等诸多海外项目上，都是中国承建国外高铁的坚强后盾。

“带资”建高铁作为一种策略，甚至作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中国高铁“走出去”都采用这种方式，资金的压力将足以把中国高铁压垮。即使压不跨，融巨资投资高铁的风险也极大。以俄罗斯为例，“莫斯科—喀山”高铁的总造价估计为1.068万亿卢布（180多亿美元），仅技术论证工作一项就需1亿美元。资金从何而来？以俄罗斯的人口，高铁运量如何满足？俄罗斯尚且如此，若给地缘政治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笔融资风险更大。因此，在高铁出口中“以货易货”模式应运而生。“以货易货”即用资源或能源换高铁，如用大米、橡胶、铜矿、石油、天然气换高铁，这种模式双方均可接受，泰国的“大米换高铁”就是典型例子。2013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泰国后，中泰两国政府达成该协议，中国参与泰国高铁项目建设，泰国则以农产品（大米）抵偿部分项目费用。类似的例子还有俄罗斯的莫—喀高铁，俄方愿意用议定的石油天然气来交换中国高铁。当然，“以货易货”模式仍有风险，比如，若因为各种原因换不成又该如何？答案似乎是，只能依赖对方的信用（政府信用、银行信用或商业信用）与抵押物。

承建国外高铁的常用模式有BOT（建设—经营—转让）和BOOT（建设—经营—拥有—转让）。这两种方式的收入都取决于高铁项目建成后的收益，要实现短期赢利很困难，高铁运营和维护成本、客流量大小以及来自其它运输方式的竞争都可能影响赢利状况，拖累赢利进度。高铁运营从亏损到平衡再到赢利，通常需要较长时期。其他承建高铁的模式还有：BT、EPC、F+EPC和PPP等。BT（建设—转让）是建成后即转让，没有运营环节。EPC即俗称的交钥匙总承包模式：工程设计（Engineering）—采购（Procurement）—施工（Construction）总承包，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服务等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F+EPC即“融资（Finance）+EPC”，亦即融资总承包模式。该模式整合项目融资与承发包，缓解在解决项目建资金来源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设计的核心作用。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侧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项目的运作模式、风险分担机制、投融资职能分配和项目监控评估等。项目需要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在政府的监管下，通过向用户收费收回投资实现利润。BT、EPC、F+EPC和PPP均涉及投融资，投融资问题不解决这些模式都难以实施。

在上述诸多模式中，BOT最常用最成熟。但是，根据以往经验，经济风险仍然巨大。例如，2007年通车的台湾高铁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BOT高铁，总里程345公里，总投资4800亿新台币（约合1200亿人民币），平均每公里造价约合3.47亿元人民币，由民营的台湾高铁公司负责兴建营运。投入运营以来，由于运量不足、利息过重、折旧摊提费用庞大，台湾高铁一直处在亏损状态，现在已经进入“破产倒计时”。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曾要求，要么增拨300亿元新台币的补贴，并将高铁运营特许期从35年延长到70年；要么准备好5000亿元新台币，等着收下破产的台湾高铁。BOT的风险除了建成后的收益（明显）低于预期外，更可怕的风险是建成运营后拿不到钱。虽然让承建方运营几十年，但在他国项目运营风险不在自身控制中，最后可能白干，还不如直接转让移交。因此，项目建设方更倾向采用不负责运营的BT，交工程就付钱，如果没钱就用资源或能源交换。

实操中，究竟是用“技术出口”“装备出口”“EPC（工程承包）”或“F+EPC（融资+工程承包）”方式，还是用BOT、BT、BOOT、PPP方式，抑或是“中外合资”方式，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的指导思想是，创新高铁产业合作商业模式和投融资模式，盘活项目现金流，提升企业合作经济性和动力，加强风险防控，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一般而言，对运营收益长期稳定、东道国政局平稳、经济实力较强的项目，可采用“BOT”或“PPP”方式，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对于从互联互通考量有重大战略价值，但经济回报较差、资金需求大、东道国经济实力严重不足的项目，宜用“中外合资”的方式给予政策支持，以保障项目持续运行；或者可用“装备出口”、“工程承包”、或“融资+工程承包”的方式，建立研发中心，生产制造企业进行本地化经营，同时，开拓维修和工程服务市场。

八是顶层设计缺失。 中国高铁“走出去”需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其必要性、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现实情况是，国家层面缺乏宏观管理机构，各部委缺乏系统组织，国内金融机构在境外项目融资中缺乏有效整合管理，企业之间缺乏有效协调。企业参与方式单一、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情况非常普遍，企业之间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经常陷入“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的窘境。凡此种种，不仅使单个企业自身利益受损，而且也降低了自身或联合争夺国际大项目的机会，更严重的是或将损害行业整体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南北车在土耳其和阿根廷的两场竞标。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前，两家国字号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出于各自考虑，并未合力“走出去”，而是在海外市场“掐架”。2011年，土耳其机车项目招标，南北车互相压价，中国北车以几乎没有利润的价格投标，但最终订单被一家韩国公司抢走。

2012年，阿根廷政府宣布城轨车辆招标，北车首轮以239万美元／辆的报价力压国外竞争对手，在几近中标的情况下，中国南车突然加入竞争，报出了比中国北车降幅近50%的跳水价，令阿根廷招标方非常震惊，进而要求竞标价格不得超过127万美元/辆。最终，南车以121万美元/辆的价格拿下竞标。事后随之出现“北车状告南车削价竞争”事件，并引起舆论热议。实际上，南北“两车”的竞争不仅表现为惨烈的价格战，极端时甚至不惜在国际客户面前诋毁对方。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浪费了资源，缩小了利润空间，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

在基建领域，中铁和中铁建两大企业以及其下属企业在海外市场也都存在相互挤压的“窝里斗”现象。在巨大的海外市场利益诱惑面前，曾经抱团的他们明显开始“心不齐”，不时出现各执一词、彼此埋怨的情形。一方认为另一方用没法盈利的价格去抢单，伤人又害己；另一方则坚持自己是凭着市场原则参与竞争，并表示所报价格仍有利可图，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上这些情况都是中国缺乏对高铁“走出去”统筹规划、步调不一的典型表现。实际上，以前中国在联合协作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原本有很好的做法，只可惜未能传承光大。过去铁道部在海外都有项目协调组，并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和默契，即中国同类公司分开参与项目组，基建和装备都是如此，比如中国南车参与了中美项目组，中国北车就不得在该组，必须转战中巴项目组。

当今世界，企业间分工合作与竞争合作的趋势十分明显，金融、制造、商贸相互支撑，集团化、抱团式参与国际竞争大行其道。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企业乃至行业可通过并购或战略联盟实现优势互补，进而实现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南车和北车的合并或许是很好的尝试。希望合并后中车和其他中国高铁企业及金融机构能加快整合，加强协同，形成生态圈协作，肩负高铁作为“排头兵”带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战略性产业走向世界的神圣使命，牢牢把握国资委一直强调的好央企必备的三大要素：自主知识产权、全球品牌及竞争力，剑指全球市场，加快集团化出海步伐，提高出口产品定价，提升海外市场的整体利润率，全面增强在全球高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切实发挥中国政府驻外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指导协调作用，提高企业海外项目的中标率和收益，避免同行业在海外的无序和恶性竞争。

中国高铁“走出去”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洽商立项、勘察设计、投融资、工程实施、装备供应、竣工验收、运营管理等诸多方面。在中国现行的铁路体制下，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统筹协调组织中方高铁企业合力“走出去”。从中国铁路和中国高铁的发展历史和当下现实看，铁路总公司堪当大任。由铁路总公司牵头中国高铁“走出去”，可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整体利益，实现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兼顾统一；可以更好地发挥全产业链的集成优势，更好地提供系统性的整体解决方案；还可以更好地彰显组织管理优势，更好地凝聚工作整体合力。总公司凭借自身的行业组织资源优势、国内市场优势和综合技术优势，及其与其他企业的历史渊源，能大力度进行高铁企业联合体的内部整合，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谈判成本，这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当是中方的一个独特优势。

九是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短缺，沿线国家铁路技术管理等各类人才匮乏。 目前，中国高铁“走出去”不仅急需工务、电务、机务等专业人才，还需财务、法务和商务人才；不仅急需熟练掌握FIDIC、NEC等国际通用合同条款并深谙专业知识、熟悉海外规范的勘察设计人才、项目管理人才和经营开发人才，而且需有国际视野、适应海外工作条件、愿意并扎根海外的复合型人才，尤其需要精通国际贸易规则、当地宗教文化、国际法和地域法律法规，能与海外企业和政府有效沟通、谈判的高素质高端国际人才。

现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缺口非常大，其培养培训刻不容缓，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此外，中国高铁的国际化发展，对相关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应未雨绸缪抓紧储备一批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征召一批具有国际工程管理经验的人员，以满足未来中国高铁大规模全方位走向海外的需求。当前为解燃眉之急，急需以非常之举强化项目外语、国际标准、项目管理以及FIDIC、NEC认证工程师培训，尽快提高海外人员的国际化素质。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铁路建设管理基础薄弱，本土技术管理人才匮乏，难以支撑本国铁路事业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最大援外成套项目、中国援非“金字招牌”——坦赞铁路，在投入运营40年后，随着受过中国培训的老一代职工逐步退休，现今出现维保不力、管理混乱、事故频发、长期亏损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处在瘫痪边缘，这个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因此，中国高铁“走出去”应当同步推进铁路教育“走出去”，为目标国培养储备本土铁路技术管理人才，帮助目标国真正建好铁路、用好铁路、管好铁路。

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与中国洽谈修建的铁路总里程超过16000公里，按照20人/公里铁路定员标准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会产生超过30万人的人才培养培训需求。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轨道交通人才培养培训需求更加庞大。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该国规划了八大铁路线路构成的国家铁路网络。一期在建铁路为首都亚的斯阿贝巴至吉布提出海口的出海通道约740公里，已于2015年底通车。二期建设计划在2017年开始，将新建阿瓦什—沃尔迪亚、沃尔迪亚—莫克来、莫约—阿瓦萨三段铁路，总长预计为2000公里。远期规划的还有沃尔迪亚—阿塞塔—塔朱拉，瑟伯塔—贝德乐等铁路，以及亚的斯亚贝巴轻轨2期等，总里程将超过5000公里。届时，埃塞俄比亚将形成非洲最大的铁路网，轨道交通人才需求达到10万人以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轨道交通人才培养需求是多层次的，既有针对铁路建设维护及运营管理人员、铁路系统高级官员的非学历教育需求，也有为目标国铁路研究机构或高等教育机构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学历教育需求。中国高铁“走出去”必须优先推进铁路教育“走出去”，一是“引进来”，吸引目标国官员、留学生来华学习培训，二是“送出去”，帮助目标国建立铁道教育科研院所，支撑目标国铁路人才本地化培养。

十是显在与潜在、传统与非传统多重风险交织。 中国高铁“走出去”既有机遇又有风险，且传统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主要风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敏感复杂的社会转型阶段，内部政争、政党斗争、政局动荡、政权更迭等问题比比皆是，高铁项目建设通常要跨越几届政府，这其中的变数会大大增加。东南亚、中东欧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重点地区，这些地区许多国家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若不能深刻洞察、全面分析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把握其走向，将直接影响在这些地区开展“高铁外交”的效果与持续性，甚至连高铁项目自身的命运都难以掌控。

例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就经历了一波三折。2013年10月，中泰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高铁换大米”项目启动。之后，因为泰国政局变动，英拉政府下台，泰国宪法法院判决项目违宪，中泰高铁项目完全停滞。2015年初泰国军政府又重新开始考虑中泰铁路合作，但合作项目由高铁变成普通铁路；2015年双方开启谈判进程后经过九轮协商，曾前后4次传出“即将开工”消息，但实际上开工日期却一再推迟。今年3月25日泰方突然宣布，自筹资金投资中泰铁路项目，线路缩短2/3以上，并且不建出境段线路。又如，全长210公里、设计时速300公里、项目总金额约44亿美元的“墨西哥城—克雷塔罗”高铁项目，因中标的联合招标体中的一家墨西哥企业被爆与墨西哥总统家庭存在利益关系，引起反对党和不少民众对于项目的质疑，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中标结果。

第二，社会风险。高铁在立项论证期、施工前、建设中、建成后的各个阶段，均会面临一系列社会风险。在立项论证期，东道国的宗教信仰、民俗禁忌、社情民意、舆论导向和文化冲突等，容易引起充满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负面炒作，甚或引发反华排华情绪和社会动荡。高铁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也是论证阶段需要认真考量的重要因素，美国加州高铁的工期和规模之所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就是遭到美国国内政治和环保人士的阻挠。高铁施工修建前，涉及占地、拆迁、补偿等公民切身利益，赢得当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在国外土地多为私有，征地费用高昂，征地拆迁是矛盾和冲突易发多发的环节。中国与老挝达成共识的铁路建设计划，就曾因工程用地问题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面临无法按计划建设的危险。在高铁建设中，通常业主国家对使用本国劳动力的比例有严格要求，因此要注意充分雇佣当地员工，否则或将引发抗议、罢工等事件。高铁建成后，在加速跨区域人口流动，促进各个民族、不同宗教的族群交往的同时，也极有可能带来因流动性而产生的族群矛盾及教派冲突。

第三，安全风险。就世界范围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长期是恐怖主义势力活动频繁、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多发的地带，在区域内从中东地区，到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再到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条世界范围内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弧形带”。当地区局势紧张或政府间关系交恶时，高铁很可能成为极端恐怖势力的攻击目标，从而使周边国家深受其害，以致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第四，技术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地质条件复杂多样，国情社情千差万别，中国高铁“走出去”必然面临不同轨距和不同制式的基础设施与装备的互联互通，极端气候条件下基础设施与装备的适应性和可靠性，复杂地质结构区域和强震带的工程建设、安全运营与防灾减灾，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下铁路的运输组织等一系列重大难题，这些都对高铁技术提出了新挑战。

第五，政策、法律和经营财务风险。中国高铁“走出去”将面临目标国市场准入、税收政策、主权担保产业政策、外汇管制、环保、专利、国有化、长期劳动合同、知识产权等政策法律方面的严苛要求和进入限制，还要面对价格、汇率、利率、税率剧烈波动的风险。发达市场的反垄断调查、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外资审查等监管要求和规制，也是中国高铁企业必须要迈的坎。在东道国建设和经营，还需直面招标条件苛刻、漫天要价、融资和运营分歧大、征拆和劳动用工等建设成本高、经济收益低于预期，以及低成本优势难以在海外普遍复制等诸多问题和风险。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若干战略举措

针对中国高铁“走出去”面临的各种问题，应加快推进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在国家层面上强化有关的政策支持。

成立国家级“中国高铁‘走出去’”领导小组。中国高铁“走出去”是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纽带，是培育和引领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依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高铁“走出去”是一项层次高、涉及面广、关键要素多、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的战略行动，是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成立“中国高铁‘走出去’领导小组”十分必要。

领导小组的使命是，致力于充分发挥高铁的全球战略价值，从国家“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战略高度，依托国家力量，在国家实施“一路一带”的大背景下，积极有效地推动高铁走向世界。领导小组的职能是，确立“走出去”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和战略举措，建立健全国家统筹协调运行机制，协调外交部、国防部、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多个部委，以及铁路总公司和相关高铁企业、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总体统筹、规划、指导中国高铁有选择、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出海”，有效开展“高铁外交”，顺利推进国际高铁产能合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内，办公室要优化跨部门的国际协调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力度，完善配套服务体系；重点推动规划、设计和咨询单位走出去，实现对外业务向高端领域发展。对外，将重点项目纳入双边或多边协定中，并争取相关国家政府在市场准入、劳工制度、环境保护、工程承包、知识产权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加快与投资国商签和落实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减轻投资企业负担，明确与资产安全、优惠政策相关的重大事项，改善企业在对方国家的投资环境；积极利用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有效沟通，增进共识，推动高铁领域产能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健康发展。

建立国家级“中国高铁‘走出去’”门户型智库。围绕高铁“走出去”，集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产业界有关研究力量，招募和聘请一批专兼结合的来自高铁行业企业、金融机构、法律事务机构、NGO和NPO等方面的专家，建立国家级“中国高铁‘走出去’”门户型智库。通过充分发挥智库成员各自的专业能力和比较优势，谋划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并着重在机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次上开展研究。

在机制层面上，针对高铁“走出去”，深入研究如何构建决策平台、整合实施团队、配置行政资源、再造业务流程的治理机制；深入研究如何构建目标一致、指挥有力、精干高效、权责对等、流程顺畅的工作机制；深入研究如何使高铁“走出去”的战略引领原则、系统规划原则、重点突破原则、资源集中原则、风险可控原则和合作共赢原则有机结合的整合机制；深入研究如何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金融支持、市场运作、多方共建、行业联合的协同机制；深入研究针对不同高铁项目形成由国家牵头协调分工，金融、制造、施工、商贸相互支撑，铁路行业内有关企业结成联合体的联动机制；深入研究促进和推动高铁“走出去”的经济外交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和外汇监管政策，特别是具有针对性、突破性和操作性的优惠政策、倾斜政策和配套政策。

在高铁产业层面上，做好目标市场的需求分析，强化市场细分，找准有效市场。深度分析目标市场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揭示高铁“走出去”的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和重点方向。在战略上，深入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高铁行业的整体优势和高铁产业链集成实力，提高全球性配置资源、全产业链经营、关键价值链控制、核心技术掌控和高附加值盈利能力，全面提升国际化综合竞争力，形成国际级产业力量，统一步调，形成合力，融入全球，跨国经营，抱团出海，以此提高“走出去”的整体实力和总包能力；在谋略上，深入研究如何以国内铁路行业大联盟为基础，夯实行业实力，构建包括勘察设计企业、工程建设企业和装备制造企业等相关单位在内的联合体，形成洽商立项、勘察设计、投融资、工程实施、装备供应、竣工验收、联调联试、安全评估、运营管理于一体的系统能力；在攻略上，深入研究装备制造业和工程建设业分类施策的策略和创新合作的模式，提出装备产能输出如何坚持全球化经营与本地化运作相结合，推动多产业板块协调并进，以及工程建造如何坚持以设计咨询为先行，以建设施工为依托，充分发挥咨询设计作为高铁工程建设的灵魂的引领、先导、龙头和带动作用，实现工程项目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实操建议。

在高铁企业层次上，研究企业如何“走进”目标国的方略和整体解决方案，注重揭示“走出去”中的各种潜在风险以及应对、规避和管控风险的策略。按照“一国一研”、“一国一策”原则，编制铁路“走出去”国别研究报告，据此制定针对性的技术集成方案和谈判、公关、商务、法务等项目进入举措，以期做到知己知彼，精准施策。要特别注重研究企业能力建设问题，致力于提升企业的全球管控力、市场拓展力、资源配置力、风险防控力、价值链竞争力和品牌塑造力，致力于提升企业全球化经营、本土化运作、数字化管理、智能化制造和多元化发展等能力。

深化与国际两大铁路组织（RCO、UIC）和国际标准组织（ISO）等机构的交流与合作。铁路合作组织（RCO）和国际铁路联盟（UIC）是世界两大铁路国际组织，要加强和这两大组织以及国际标准组织（ISO）、欧洲标准化组织（CEN/CENELEC）、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机构的沟通与交流，注重建立健全区域性国际高铁联盟，参与建立区域性铁路标准，从策略上使中国标准率先在RCO范围内成为国际标准。同时，按照国际标准体系惯例，结合全球实际状况，编制推出中国高铁标准规范的国际版。通过公关和积极参与，想方设法突破海外标准壁垒，着力推进中国不同谱系标准的国际化，推动中国高铁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在继续完善、细化中国自身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积极参与高铁规划和标准制定，力争发挥主导作用，争取更多的国际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

众所周知，中国早期高铁装备技术主要来自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因此，中国高铁在工程建设、动车组、列控、牵引供电等主要领域，与世界先进技术具有良好的兼容性。不仅融合UIC标准、IEC标准、ISO标准、欧洲EN标准、日本JIS工业标准等国际先进标准，也与德国的西门子（Velaro-E）、日本的川崎重工（E2-1000）、法国阿尔斯通（SM3）、加拿大的庞巴迪（Regina）等完全兼容，这些都为中国标准国际化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当前，应加快实施高铁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将知识产权制度上升为中国高铁整体战略的高度。同时，利用各种国际交流洽谈机会，抓住每一次机遇，宣传中国标准。比如，为他国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在培训过程中使他们了解并接受中国标准。

建设“一带一路”轨道交通国际人才教育基地，实施“22414”人才先行战略。启动建设“一带一路”轨道交通国际人才教育基地，涵盖国际教育中心、轨道交通展示中心、轨道交通体验中心、跨文化交流中心、软科学研究中心五大中心。重点实施一批教育合作项目、人文合作项目、留学访学计划、科技合作计划，发挥教育的桥梁纽带作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拉近中国与沿线国家社会各阶层的心理距离，培养知华友华亲华助华人士。集中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轨道交通人才学历、非学历教育项目，打造国际轨道交通人才培养“中国标准”，为沿线国家培养储备一批具有较强理论基础、工程实践能力的轨道交通人才。

人才培养培训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基础性、先导性、前瞻性工作，同时也是具有战略性、紧迫性和挑战性的工作。经广泛调研和充分论证，为破解“走出去”战略的人才瓶颈，我们提出“22414”人才先行战略，其内涵为：两个体系，即构建铁路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和培训体系；两个认证，即人才培养的国际专业认证和人才培训的ISO10015国际标准认证；四位协同，即建立政、产、学、研“四位协同”育人机制；一个联盟，即铁路国际化人才培养培训联盟；四个统筹，即统筹国内与国外、当前与长远、线上与线下、全面覆盖与突出重点。

尽快组建“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使之成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创新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使之成为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重要载体。为提升中国高铁核心竞争力，应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先进轨道交通四大战略方向，即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术，系统综合效能提升技术，系统可持续性技术和系统互操作技术，引领轨道交通领域技术创新新范式，占领运输系统技术、标准、装备和集成能力体系的制高点，加速推进“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建设，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提供强力支撑。

充分利用国家大力推动“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的建设机遇，加快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上的应用，重点突破体系化安全保障、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研制先进可靠适用的产品和轻量化、模块化、谱系化产品。研发新一代绿色智能、高速重载轨道交通装备系统，围绕系统全寿命周期，向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建立世界领先的现代轨道交通产业体系。近期，要围绕空天车地信息一体化轨道交通运输安全与控制关键技术、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术、时速400公里以上高速客运装备技术、磁浮及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系统关键技术等行业科技前沿和重点领域展开科研，以实现高铁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和技术跨越，进而形成轨道交通产业变革的先发优势。

设立“高铁项目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利用外汇储备，依托“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打好组合拳，优化高铁投融资方式。鉴于海外高铁项目投资风险大，国家应设立“高铁项目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同时，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将外汇储备与高铁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有机结合，推动高铁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加强银企合作，继续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协调国家银行提供项目优惠贷款（买方信贷、卖方信贷等政策），加大扶持海外高铁项目力度，增加海外高铁项目融资额度。研究搭建区域性的高铁“走出去”金融平台，专项支持海外高铁投资项目，以股权、债权、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等形式、引导扶持企业“走出去”。

依托“丝路基金”和“亚投行（AIIB）”，完善“高铁建设+投融资（EPC+F）”体系。一方面，化解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步伐，对冲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权、主导权、定价权和资源配置权。另一方面，结合东亚、南亚、中亚、中东等目标国的投融资环境，针对业主国的实际情况，灵活采用BT、BOT、BOOT以及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即转让－经营－转让）、TBT（TOT+BOT即将TOT与BOT组合起来，以BOT为主的一种融资模式）、PPP和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即交通引导开发）等投融资模式，结合“高铁换资源”“市场换资金”等方式，将经济风险降至可控范围之内。企业自身也要不断优化自有资金、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政府拨款补助、民间借贷等投融资资金结构。

【作者简介】

徐飞，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教授、博导，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博弈论、战略联盟与竞争战略、创新战略。主要著作有《战略管理》《企业战略管理》《系统学二象论：理论与方法》等。

来源：人民网8月11日 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811/c1053-286297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