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大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更是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过程。如何看“唱空”中国经济的杂音？中国经济转型是否可控？能否继续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动力？本报记者采访的国际知名学者、经济学家均认为中国经济实际增量可观，前景可期
  雷纳托·鲍曼（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伊拉里亚·玛萨莉（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索特·达瓦斯（比利时智库布吕格尔高级研究员）
  刘利刚（澳大利亚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芬·罗奇（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路易斯·保利诺（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经济教授）
  蔡伟才（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美国著名学者）
  从增“量”转向提“质”
  雷纳托·鲍曼：没必要细究小数点后的数字到底是几，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特别是对刚走上经济复苏通道的欧美国家来说，即使是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速，已经是让他们羡慕的好成绩。中国经济体量很大，继续维持8%甚至两位数的经济增速是不现实的。在欧美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身陷经济困境的背景下，中国有信心把成绩保持在7%左右这个“新常态”水平上，已经为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队伍不断壮大，服务业也会跟进发展。例如，医疗、教育等必须满足不断扩张的需求，生产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应的通信、物流等服务类产业进行辅助。
  不过，服务业的发展不能保证制造业实体经济规模的扩大。比如，巴西服务业发展已经超出了必要规模，甚至拖累了制造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的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相辅相成，促进了贸易和生产，中国内需增长稳定，“新常态”令人满意。
  伊拉里亚·玛萨莉：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市场化改革和制度的改进与完善，随着这两方面红利的逐渐释放，经济增速开始变慢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中国正在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经济再平衡，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已经从过去的重点关注经济增长转向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开始从追求“量”的增长转向注重“质”的提高。
  长远来看，经济增速放缓将有利于中国市场改善供求关系、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中国只要能调整好经济结构，促进效率提高，中国经济就依然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刘利刚：每当中国经济出现波动或增速放缓，国际上总会出现许多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还有人预测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这些声音的背后一般是国外的“空头”基金，它们制造市场噪音和波动，以便从中获利，某些论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然而，历史证明，中国经济非但未曾出现“硬着陆”，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1979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达9.8%。由于经济规模的基数变大，GDP增长6.9％的实际增量比数年前GDP增长超过10％的增量还要多，2015年，中国GDP的增量（4.1万亿元人民币）已经超过1993年全年的GDP总量（约3.6万亿元人民币）。
  斯蒂芬·罗奇：即使中国股市泡沫破裂，也不代表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近期大幅缩减，也不能看作是传统货币危机的早期迹象。
  这些新现象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风险。毕竟，股民只占中国城市人口的12%，而美国则高达49%。2015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33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外债规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外汇储备的约24倍。只要经济放缓没有引发失业率飙升和社会不稳定，中国就不会出现经济崩溃。
  伊拉里亚·玛萨莉：这些论调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现状，并放大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它们喜欢用自身的经济模型来分析中国，没有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也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所付出的富有成效的努力。
  中国正处在这种经济转型期，困难和挑战不可避免，但因此就对中国经济增长持怀疑态度，就会偏离现实。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路易斯·保利诺：如果西方经济分析师都无法预见到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崩溃论”又如何让人信服呢？从历史上看，主要经济体一旦失去了拉动他国经济向前的能力，就会将领导者的位置让给更具活力的经济体。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都是这样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引领者。目前，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肯定会在未来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蔡伟才：西方一些评论家对中国经济妄加抹黑，唯恐中国市场不乱，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重困难，但是，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过于担心，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中国实体经济基础较为稳固，市场担忧情绪过度。第二，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工具管控“系统性风险”。第三，中国经济转型稳步推进，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8.3%，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达到了50.5%，一个直观的例子是，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长约50%。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已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再平衡正在稳步推进。
  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上升
  斯蒂芬·罗奇：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和制造业驱动转向内需和服务业为主导，这种转型有助于中国经济成为更加持久的需求增长引擎，对世界经济有利。但这也极具挑战性，甚至有很大风险。2016年初，股市和人民币汇率面临着巨大压力。但中国金融领域的这些问题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服务业和城镇化发展正在加固实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最终会实现“新常态”改革的目标，中国消费者将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动力，进一步扩大全球需求，这也是缓慢增长的全球经济求之不得的事情。
  索特·达瓦斯：2015年，中国外贸出口下降2.8%，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首次出现负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需求下降，国际消费环境不理想。特别是发达国家仍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抑制进口需求；第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减弱，部分国际市场被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所“蚕食”；第三，美元的走强也使许多国家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
  中国出口额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相对回落属于正常现象。事实上，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在2015年也出现了出口负增长的现象，如韩国出口下降8%，新加坡出口下降7.2%。
  刘利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虽仍保持高位，但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已经从2005年至2008年的1.29个百分点，大幅下降到2010年至2015年的负0.34个百分点，表明出口已不再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此外，加工贸易仍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2015年，一般贸易顺差只有296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顺差达到3513亿美元，高于一般贸易。在中国的进口结构中，一般贸易总额则是加工贸易的2倍左右，反映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逐步向消费驱动转型。
  由于中国经济不再依赖出口，因此无须担忧中国出口增速的大幅下滑，出口增速下滑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随着中国商品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
  约翰·奈斯比特夫妇：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趋动型经济转变，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努力成为创新型国家，并不是说其制造业就不重要了。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存，将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中国提出的绿色发展规划、制定严格的碳排放规定以及其他环保标准也为企业提供了商机，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转型过程成本很大，但是，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向“绿色企业”转变。环境污染既是风险，也是机遇。近年来，越来越多城市争相成为中国最好的“花园城市”或“绿色城市”。这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转变，是中国能够实现目标的最好例证。
  中国将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约翰·奈斯比特夫妇：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及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关键要看去产能及去房地产库存、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把握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时机与步骤等三方面工作的进展及成效。
  二元社会是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需要应对户籍改革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必须改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管理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各地官员普遍面临社会问题带来的极大压力。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个危险信号是：最需要援助地区得到的提高劳动力技能、改善教育和保障社会安全的公共援助不足。
  蔡伟才：产能过剩严重阻碍了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有效地解决，以免引发连锁负面反应。东盟是一个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巨大。在“一带一路”的激励下，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将为国内外产能合作创造机会。
  雷纳托·鲍曼：中国和拉丁美洲地区一样，主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为此，中国首先要实现农村城镇化，要实现4亿以上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两大动力，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从低劳动生产率领域进入高劳动生产率领域，在增加自己收入的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消费，有利于改善消费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这也考验着中国社会福利和服务业能否满足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
  其他一些挑战还包括重新确立人均收入分配、加强中国金融业规范管理等新的社会经济问题。
  斯蒂芬·罗奇：要想避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推行结构改革必不可少。中国人均收入接近了这一边缘，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是困难重重。发展中经济体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它们没有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即错误地认为：发展早期阶段行得通的模式，在发展后期还会取得成功。通过结构调整，中国从过去35年高增长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向新的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服务业主导的再平衡会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以缓和过去高增长带来的许多负面效应：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收入不均等等。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向更加成熟经济结构转变的挑战，它们再也不能忽视增长质量的重要性。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之路上的这一重要节点。
  刘利刚：由于商业银行顺周期的特征，银行在经济繁荣时增加放贷，在经济低迷时期缩减信贷，将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不断减弱。因此，央行应及时放松货币政策，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推动经济增长。2016年，中国应鼓励企业和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融资，让资本市场帮助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好地完成去杠杆化。积极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应是当务之急。去杠杆化过程逐渐完成后，中国经济可能出现“V”形反弹。
  路易斯·保利诺：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成功转型，需要拥有对未来有着清醒认识的政治领导，以及领导者周围强有力的团队。中国拥有巨大发展潜力，有着稳定的领导集体和许多出色的企业家，很难想象中国会无法实现自身目标。2016年，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更多关注创新和社会公平。
  继续为全球经济创造机遇
  刘利刚：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6.9%，远高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15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5.5%，为全球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经济拥有强劲的内生动力。预计未来5年，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以2016年—2020年年均增长不低于6.5%测算，到2020年预计GDP可达17万亿美元左右，人均GDP则为1.2万美元左右。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
  索特·达瓦斯：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4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中国对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需求将下降，将直接影响到原材料、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尤其是那些对原材料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直接影响欧盟对中国的产品出口。
  斯蒂芬·罗奇：中国有两大优势：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和正在铺开的城镇化。这两大力量叠加，将使中国消费者享受到更多的劳动收入，这是促进消费增长必不可少的基石。然而，只有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还不够，只有让中国老百姓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才会减少存款，投资于新的消费。这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任务，也是把“十二五”规划的设想变为行动，改变人们小心谨慎的消费习惯。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支持这种变化，尤其是努力改善社会安全、医疗、户口改革以及鼓励生育二胎政策等。
  过去35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用再美丽的词汇形容都不为过，但没人能保证过去就是未来的样板。现在“十二五”规划阶段结束，盘点过去、评估成败尤为重要，这样可以明白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中国在未来35年里像过去35年一样大步前进，“十三五”期间，就必须加快完成各项改革。到时，再平衡后的中国经济以及不断富裕的中产阶层消费者将会给中国和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蔡伟才：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与世界经济接轨，与全球市场的关联密不可分。展望未来，中国企业会积极发展“一带一路”经济圈，走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在巩固完善传统工业的同时，创新发展新领域，发挥自身行业优势，拓展电子商务，在竞争中增强自身实力。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为中国企业呈现无限商机。中国高铁的延伸海外，必将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快速腾飞，促进跨境贸易和当地投资的蓬勃发展，实现多赢局面。中国和东盟两大市场的紧密结合将营造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

本文来源: 住房与城乡建设厅

25.02.2016  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