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深度聚焦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

5月7日，《中国科学报》在第5版和第7版以大篇幅报道了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主办的“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深度聚焦大学国际化的问题。报道全文如下：

教育国际化迷思：寻找中国的“高尔夫”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3年，邓小平同志用这样一句题词，昭示了新中国教育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决心。那一年，中国赴国外的留学生数量仅一万余人。

两年后的1985年，“三个面向”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教育战线的战略方针和教育发展方向。那一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审核，“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

如今，整整30年时间过去了。就在不久前，在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四川省，一场由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主办、《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为合作单位的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此时，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

只是面对这场国际化浪潮，我们该如何驾驭呢？

谁的国际化

主办此次论坛的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为教育界人士广为熟悉是在2013年。那一年，该所制定并发布了国内首个高校国际化排行榜。

也就在同一年，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美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化与全球参与中心副主任罗宾·赫尔姆斯领导团队所进行的一项超过十年的调查也接近了尾声。这项调查所考查的便是这些年间美国高校对国际化的认识及其做法的变化，其中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

“应该说，这些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喜忧参半。”在论坛发言时，罗宾说，比如在教师招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要求应聘者具有海外经历，这一比例已经从调查初期的20%增加至68%。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应聘者工作几年，面临职位升迁或参评终身教授时，此时再要求对方具有国际化经验的比例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是否代表着，我们的国际化有时会有些流于表面呢？”罗宾问道。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经出现。

刘贵文是重庆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在论坛的互动环节，他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长期来看，国际化对学校的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但这种帮助不能很快反映到具体的学校指标中。因此，“学校在强调国际化，但学校内部的院长对此并不关心”。

“这并不是重庆大学一所学校的问题，很多大学都有这样的情况。”刘贵文特别强调。然而，院系层面又是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几年前，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昌贵曾与同事一起，对广东省14所高校进行过一个类似的国际化水平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一所学校的国际化水平高低，与以院长为代表的学校中层领导有密切关系。

“如果某学院的院长是海归或具有国际交流经历的人员，他一方面会有很强的对外交流意识，同时也有条件开展一些活动。”陈昌贵说。然而，由于国际化并不能带来直接的指标提升，这股“中坚力量”如今已然动力不足。

对此，此次论坛的演讲嘉宾、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杨丹表示，学校需要通过合适的方式，将压力合理地传导给院长、系主任。“我们在学校根据大学排名中与国际化有关的指标对学院进行排名，并将这些指标进行分解，告诉他们什么才是国际化考核的内容。”

罗宾在担任美国教育委员会官员之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们也曾采取过类似的做法。“每个院长都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参与具体的国际合作，他们必须这样做。”

只是，这种外在的压力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被迫“本土化”

当各院系承受着来自学校层面的国际化压力的同时，学校层面也在承受着另一番压力。

依然是来自美国的一项调查：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要求增加国际化课程，这无疑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和实践。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些机构却日渐把注意力放到了本土化教育中。这样的“本土化”进程有一个很明显的反映，就是美国学生对外语学习的要求越来越少。“目前，他们最普遍的要求是学一年就足够了。”有学者说。

而“本土化”的问题在中国则要更复杂一些。

比如，在论坛中，有国内学者就提出“英语化是否就等同于国际化”的问题。事实上，目前衡量国内高校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开办双语课程或英语课程的数量和比例。对于这种标准是否合理，杨丹表示了质疑。

“在大学，即使每个专业都可以用英语教学，这就能说明我们的教学质量可以与欧美相比了吗？”杨丹说，国际化的核心是各国从差异中寻找超越的力量，而不是彼此复制。

“我们复制了英美的教学体系，甚至课本和教学方式，这并不代表国际化。相反，当我们的课堂能以中文讲出非常地道的中国智慧的时候，反而证明了我们国际化已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杨丹说。

对此，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在论坛的书面发言中也表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学国际化的包容发展，不是指盲目的追随、机械的照搬和趋同的发展，而是在国际化道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判断、创新精神，依据自己的国情、校情，走自己的特色国际化道路，形成本校的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

“要知道，我所在的学校最热门的留学项目并不在美国，而是去泰国学高尔夫，这说明独特性对于国际化的重要意义。”杨丹说。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高校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高尔夫”，反而由于另一份压力在被迫“本土化”。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尔思是国内第一批中外合作办学的尝试者。几年前，他便在媒体上坦言，他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反倒是被迫“本土化”。

“很多学校都面对这一问题。”他说，例如，当课程体系、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出现国内外标准不同时，他们就必须服从教育部规范。办学至今，他所在的单位共接受了国内外评估机构10余次评估，几乎每年一次。而海外评估标准又与国内标准不一致。“从监管角度来看，如果海外权威机构已经评估过，教育部是否可以部分认可？”

国际化与本土化需要相互适应，我们也应该在民族文化上坚持自身特色。但在制度方面，这种“本土化”是否还应坚持呢？

打破“国”的藩篱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除了在“课程”方面存在，在“人”的方面也同样存在。

在论坛上，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张亚力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2015年，中央财政布署用于高校的引智专项经费规模为7.3亿元。截至2014年底，国内高等教育系统共有聘专单位1636个。2014年，国内高校长聘的外国专家约2万人次，短期交流访问专家则超3万人次。

当我们的校园内出现数以万计的“洋面孔”时，一个问题就必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贵州盛华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孙伟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十几年。在那里，他这样的外籍教师并不在少数。而他们一个共同的感觉是，在美国大学体系中，他们没有任何被隔离的感觉。“但要是美国专业人员到中国做教授，隔离感是很强的。”

在孙伟看来，这种所谓的“隔离感”正是目前国内高校国际化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依然在把国外学者当成“客人”，而不是学校的一分子。“对待他们的一个最普遍手段就是做个荣誉院长。”在他看来，我们仍处于非常初级的国际化状态，远未走到深度融合的阶段。“你有没有能力让他们做一个真正的院长，这才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最大障碍和核心问题。”

在发言中，日本国立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研究人员森利枝也介绍道，在中世纪，欧洲大学属于“超级国际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问你从哪里来，大家统一用拉丁语进行交流。彼此之间没有‘国’的概念”。

“最好的国际化状态就是没有‘国’的概念。”孙伟说，广纳全球精英，用同样的标准对其进行衡量，为我所用。真正的国际化就是淡化“国家”概念，同时不把“国际”视为特别的东西，他们就在你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化更应该被称为“全球化”。

事实上，对“国际化”这一概念提出异议的远不止孙伟一人。例如，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组织的大学校长论坛上，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赓武就曾表示，教育、研究、科技水平没有边界，所以不应该以国家为出发点，而应该以学问水平和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因此，他说：“我不大喜欢用国际化，我宁愿用全球化。”

国际化该如何评价

在此次论坛发给与会人员的资料袋中，最具分量的是一本将近60页的白皮书——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国际化排名。

虽然这份诞生于2013年的排名已经算是国内首份高校国际化排行榜，但这并不代表着国内对高校国际化排名的研究是“新鲜课题”。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就已经以学术会议、课题研究等形式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而在国外，类似研究则开始得更早。然而，一个学校的国际化水平该如何评价？国际化排名究竟起着何种作用？这样的问题对于国内外教育界人士来说，也并不容易回答清楚。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哈密斯·科茨研究了过去10年间澳大利亚对于本国高校国际化的评估系统。他发现，现有的系统在挖掘学生潜力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现有的很多体系仅仅在对比校际间学生的流动性数值。但与之相比更重要的，其实是他们在交流中学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现有的评估系统很难作出评价。”

对此，罗宾也有同感：“到其他国家留学是好，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学生去国外学习到底经历了什么？”

发言中，孙伟针对目前的评估体系表示，在制定指标体系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各高校与之前相比的进步幅度有多少，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加权参数。“这样的话，就会给一些后起之秀进入榜单的机会。”

此外，作为研究大数据的学者，孙伟也建议，在榜单的制定中一定要有大数据和互联网思想，并基于大数据，广泛采纳来自于草根的评论。这些评论也应在指标体系中占据一定的权重。

事实上，在高等教育领域，无论一张榜单怎样“科学”与“详实”，对其的争论都不会在少数。这中间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某些关乎高等教育核心的内容是否能够通过简单的数字加以体现，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榜单也不例外。

森利枝表示，排名固然重要，但大家不能对其过度关注。因为在高校国际化的进程中，还有其他一些维度需要考虑。“比如我们的世界经济、污染等全球共有的议题。虽然学校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高校在进行国际化交往的过程中，除排行榜规定内容之外的一些隐性机遇，这些也许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

“对国际会议的考评及其举办次数，或者国际会议在所有会议中的比重，是否就可以成为评价高校对外交流水平的科学依据，这的确值得探讨。”对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西南交大大学国际化评价课题团队负责人、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闫月勤表示，任何榜单都只能起到参考作用。“高校不能被榜单牵着鼻子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至少说明该校的办学思想是不明确的。”

声音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

国际化进程中，几乎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借鉴美国大学的模式，还促使许多统一标准的盛行，比如学科国际认证、某些学科的全球统一入学标准、课程模式、资格证书等。这些看似国际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各国各大学的特色发展呢？我们必须思考并加以警惕。

美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化与全球参与中心副主任罗宾·赫尔姆斯

中美之间的国际化交往还有一些没有开发的领域。比如美国的社区大学，由于在中国没有类似的机构，导致我们之间没有很好地在这方面建立联系，对此我们可以着手制定一些路线图。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对此，大学本身需要有更好的主动性和责任担当。现在我们在强调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的建设，其标志就是大学章程的制定。在这方面，高校需要更有远见的战略设计、更好的领导能力，也需要我们更加开放包容，更加具有全球化视野。

日本国立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研究人员森利枝

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全球化的学历认证机制，这样可以给当前各国高校的国际化带来很大的支持，但是怎样建立这样一套统一机制，还需要认真思考。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哈密斯·科茨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目前更多地集中在商业和经济的角度。但实际上，高等教育国际化应更加注重深层次的影响，比如教育研究、学生和社会的收获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推动等。

记者手记

作为高校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间的学生流动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论坛上，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透露，我国计划在2020年，使每年的留学生派出量达到50万人，同时吸引50万人来华留学，从而实现在留学生数量上的“收支平衡”。

然而，“数量”相同，是否意味着“质量”也相同呢？

也是在此次论坛上，有美国学者表示，根据一项针对在美国际留学生的调查，有40%的国际留学生表示自己找不到亲密的美国朋友，这一数字已经引起了美国相关方的关注。

在国内媒体中，记者并没有找到类似的调查数据，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高校，国际学生与本国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而在国内，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常常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培养。尤其是在生活上，一幢幢独立的留学生宿舍楼就已说明了彼此的隔离。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一比例在国内高校很可能要比国外高得多。

当一位留学生千里迢迢来到异国，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机会融入到新环境中，那留学的意义何在？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表示，在教育理念方面，把外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视同仁地当作同样的学生来看待，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受各种因素制约，目前国内高校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来说，单纯强调留学生的数量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我们要关心的是，那些渴望了解异域文明的留学生，能否真正如愿。

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关注了，中国呢？

美国教育专家：大学国际化难有统一标准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早上好！”4月28日，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的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上，作为第一个演讲嘉宾，美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化与全球参与中心副主任罗宾·赫尔姆斯的开场白颇具“中国特色”。

罗宾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之前，她也曾在广州居住并工作了一年。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位美国官员也颇为了解。在此次论坛间隙，她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了她眼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政府的作用需据教育体系类型确定

《中国科学报》：由于教育模式的不同，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是高校自身在起作用，政府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中国的国际化进程背后则有着浓厚的政府推动力。在您看来，尽管中美两国教育模式不同，但政府在推动高等教育国家化的进程中，是否具有某些相同的使命？

罗宾：对于政府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通用的说法。

应该说，政府的作用还是需要根据整个教育体系的类型确定。在美国，我们的高等教育属于“去中心化”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美国大学发挥着很好的作用。美国政府则主要提供一些计划，这些计划是与全球化教育有关的高校都可以参与的。反观中国、日本等国家，则有着大规模的政府战略，甚至在加拿大也在推行一些国家性的全球战略。我不清楚这样的战略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但如果想要其发挥功能，就必须提供一些办法和政策，鼓励大学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

《中国科学报》：您曾提到，美国高校具有不同的类型，而不同大学的国际化水平是不同的。同样，中国的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或地方高校之间的国际化差距也很大。您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抑或是各类型高校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遵从更加“趋同化”的标准？

罗宾：在美国，不同种类的大学关注点是很不一样的，彼此间也很难进行比较。换言之，我们很难让不同大学用同一个标准关注同一个领域。

举个例子，比如对于美国的一些技术学院而言，这些学院的学生很多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需要工作和就业。因此，要派这些学院的学生到国外接受国际化的学习，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同时，他们学习的目的就是掌握一些技术和能力，因此我们只需要在技术和能力层面扩展他们的国际化视野就可以了。然而，对于一些综合性顶尖高校的学生而言，他们到国外的目的显然不是仅仅掌握基本的技能。因此，用一个标准比较不同的大学，难度很大，也不尽合理。

我们需要平等的平台

《中国科学报》：在当前的国际人才交流过程中，有一种所谓“人才强盗”的说法，即发达国家在国际学生市场和跨国教育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大量吸引他国的优秀生源。而这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才单向输出，常常导致教育国际化的不平衡。对于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罗宾：我认为关于“人才强盗”的说法，其实可以更多地理解为一种交流。美国的教育体制是相对比较完备的，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到美国留学。但现在美国也在慢慢明白一点，即他们也需要向国外学习，这种学习不仅在教学方面，也在诸如科学研究等其他领域。

当前，许多中国人选择到美国留学，美国机构也留意到要向世界学习，这就是一种交流。我们要把人才派到国外去，又要让他们回到国内，这是一种双向的运动，能产生多样性的结果。

《中国科学报》：那么，您认为如何才能让留学人员回到国内？

罗宾：中国政府这些年采取了很多计划用来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回国，而且也有大量从中国出去的人才回到了中国，但我并不知道在这中间，这些政府制定的计划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如果我们能为留学人员提供稳定的学术职业，并提升学术界的自由度的话，相信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一定作用。

不过从长远看，如果我们能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并且为现有的状况作出贡献的话，我相信会提升更多留学人员的归国率。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这种流动是流畅且多方向的，这就导致了所谓国家概念的相对淡化。

统一的学历认证机制不现实

《中国科学报》：在此次论坛上，有学者提出，我们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套相对统一的学历认证机制，对不同国家的学历进行认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罗宾：对全球化的整个系统而言，相对统一的学历认证机制首先要求在一个国家进行资格认证的方式至少是统一的。但仅仅对于美国而言，要制定一套统一的学历认证体系就是很困难的，而且美国目前也没有形成这样一套用于资格认证的统一标准。

事实上，目前美国的学历认证是由8个不同的组织进行商讨，而每个关于教育的部门都会提出或多或少的一些标准，并自己定制关于学位发放的指标。每个单独机构对于学历的认证度是不一样的，这种认证度的可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要将其归结到一个统一的体系当中是很困难的。

也正因为如此，至少从目前来看，要在整个系统中推行相同标准是不太现实的。

来源：《中国科学报》5月7日第5版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5/318356.shtm?id=318356

                  第7版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5/318359.shtm?id=318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