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新增4亿中等收入者，中国应该怎么做？

　　来源：财经杂志

　　中国可以在未来10年-15年时间里，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再增加一倍，新增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基本都分布在民营中小微企业里

　　文|《财经》记者 张寒

　　已经步入35岁门槛的小佳，有些不安。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但是近两年她有些不敢确认了。由于她爱人身处的行业自去年以来景气度持续下行，人员调整和降薪在一些公司里面屡见不鲜。作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曾经无忧无虑的小佳开始操心父母帮自己在异地带娃的医保问题，并思索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

　　小佳所面临的困惑，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担心的问题。从中等收入群体滑落至中低收入群体，无疑是现在很多大中城市中产阶层的担忧。帮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成功“升级”、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群”，则是中国学者当下研究的课题。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就如何补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的短板，接受了媒体采访。

　　“中国现在大约4亿中等收入群体，还有9亿人是低于中等收入的群体。想要实现共同富裕，重点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刘世锦说。他的研究显示，中国可以在未来10年-15年时间里，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再增加一倍，新增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基本都分布在民营中小微企业里。

　　中等收入群体是“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主体，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2021年8月举行的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这一提法释放出中等收入群体“扩群”的明确信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财政学系主任王志凯告诉《财经》记者，扩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降低恩格尔系数，改变国人社会消费结构，百姓有更多可支配财力投入终身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助推创新资源集聚。

　　迄今为止，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距离“橄榄型”社会结构的目标依然较远，这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制约。下一步，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中国经济抵御风险、对冲下行压力的关键所在，以收入分配改革为核心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还将紧密关乎中国社会能否走出历史周期率的窠臼。

　　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等事例说明，官商勾结、腐败寻租、行政性垄断、社会不公、资本暴利等问题，将阻碍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减缓机会均等化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上升趋势，甚至引发社会撕裂和动荡不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对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程造成破坏性影响，并给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投下巨大阴影。

　　何谓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改变而改变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集体总称概念，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衡量。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或阶层）概念。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并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据《财经》记者了解，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和测度，学术界还存在一定争议。目前，中西方学者通常会运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两种方法，作为测量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

　　其中，绝对标准主要以世界银行确定的每人每天收入10美元-100美元为中等收入标准。相对标准是指根据收入分布中位数或者平均值的一定区间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

　　2019年1月21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宁吉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测算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是，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目前已经有4亿多人，约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能力。

　　放眼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衡量标准尚未完全一致。据新华社报道，世界银行以贫困线（日人均收入1.9美元）为参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于10美元至50美元或10美元至100美元的人为中等收入群体——按照这一数据，中等收入群体的月收入门槛大约2000元人民币。2015年10月，瑞士信贷报告指出，以美国的5万-50万美元为基准，以IMF版本的购买力平价进行汇率换算，个人财富在2.8万-28万美元的中国人，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艾瑞咨询2016年发布的《中国中等收入人群需求金融报告》显示，月收入在8000元至5万元之间的，才算中等收入群体。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阵痛期，许多传统产业面临下行压力，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再加上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较为缓慢，使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增速也在不断放缓。

　　王军认为，虽然现在中国有4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中国还有大约8亿的低收入群体。未来的10年-20年，中国亟待通过“扩中、限高、提低”的改革，力争在2035年左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总量翻一番的目标。

　　毋庸置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也在逐渐提高。但是若采取一些国际标准，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中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仍是偏低的，并且城乡差异非常明显。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路正长。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近期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仅为24.7%。相比之下，西欧的英国、德国、法国，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虽然美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略低，为55.9%，但高收入者占到30.5%。亚洲的韩国、日本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60%以上，俄罗斯也达到49.3%。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彦斌对《财经》记者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偏低，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从收入端来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这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根本原因。从支出端来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广大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负担较重，这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从债务端来看，快速攀升的房贷等债务负担压在中等收入群体头上，弱化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

　　因此，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要从收入端、支出端、债务端三个方面入手。

　　陈彦斌表示，从收入端，要依靠有力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政策，改善中国目前贫富差距较大的不利格局。从支出端，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根本性地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支出。从债务端，要明显改善中等收入群体的居民资产负债表，特别是要减轻居民房贷负担对支出的挤占。

　　如何避免“M型”塌陷

　　各国统计数据显示，由于高收入群体在社会中占比偏少，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实际上，在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上，不少发达国家曾走过弯路。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年收入在2.5万美元-7.5万美元的中产阶层人口逐年减少、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人数却不断增加等现象，形成了中间凹陷的“M型”社会结构。

　　例如，在日本，过去几十年中，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群体间也在分化。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中产阶级的中间阶层由于各种压力，开始出现塌陷，这个变化在十多年前被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形象地称为“M型社会”。

　　如今，在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是否也存在“M型”财富结构、收入结构？中国的未来发展会不会出现“M型”消费结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孙群力对《财经》记者分析，整体来讲，中国社会正在缓慢朝着“橄榄型”社会结构演进，中国政府也采取很多措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处于稳步扩大过程中，暂未观察到“M型”社会结构。

　　不过，孙群力表示，曾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近年来开始呈现出“葫芦型”收入分配结构，虽然这种结构相对于“金字塔型”结构是进步，但还远未达到理想的“橄榄型”结构。中等收入群体处在葫芦形中间，比重较小。恰恰是“葫芦型”结构导致收入差别较大，背后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当前，尽管中国朝着“M型”社会结构前行的担忧未必成为现实，但是日本等国的前车之鉴值得警惕。多位专家提醒，中国社会要避免中等收入群体“M型”塌陷，首要的是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保持经济稳增长。

　　王军告诉《财经》记者，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不利于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新旧动能转换期，一方面，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提升劳动生产率，改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尽早通过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通过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通过打破平台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等垄断行为，缩小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实际上，在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垄断可谓是横亘在前的最大“拦路虎”之一。

　　李实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不同部门之间工资差距非常小，高工资和低工资的差距大概只有30%左右。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垄断部门的收入增长远远高于竞争部门的收入增长，这背后体现出垄断带来的问题。

　　垄断不利于就业、破除垄断有助于增加就业，这已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对《财经》记者建议，一些线上垄断企业利用资本力量越做越大，加速了财富集聚。因此，在反垄断领域，应当鼓励多种形式的企业经营，对线上企业开展线下业务进行限制，让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

　　在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劲看来，对于大型互联网企业进行反垄断的方式、方法、速度、市场预期的管理，是一件细活。一方面要去除企业发展过大带来的垄断效应；另一方面必须顾及到这些调整对其他民营企业和高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影响。

　　“对于中国接下来要实现的共同富裕目标而言，国企改革至关重要。与民营企业相比，一些国企运营效率偏低，并且中国的国企在对外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预计也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反垄断压力。”刘劲告诉《财经》记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形成了三个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即能源、原材料行业（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矿业和冶金）和非金融高端服务业（邮电通信、民航铁路等）的上游国企行政性垄断，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行政性垄断，以及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住用地的行政性垄断。

　　因此，陶然对《财经》记者建议，未来中国首先要通过国企、金融、住宅用地供应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才能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生产成本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和居住成本。

　　推动边缘人群“进群”

　　2019年1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对于不同收入群体划分标准，其指出：低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调查对象。按照2020年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大概还有8亿-9亿的低收入人群，而这些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让他们跻身中等收入群体，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的障碍。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应当构建农民增收的宏观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群体的数量不断缩小，到2035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比大概率将下降到15%以内，到2050年占比下降到5%以内，绝对数量控制在1000万到2000万。在此过程中，中央财政要向粮食主产区、向脱贫地区倾斜。同时，中国在制定共同富裕行动纲领过程中，农民收入应作为核心的考核指标。

　　多位行业专家预计，中国已经全面脱贫，有一两亿人群站到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边缘。接下来，要让这部分人群进入到更高收入的队伍中去，就要让他们获得持续创富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

　　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对中低技能人才收入增长影响较大。因此，加强农村科普、推动科技下乡、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通过专家和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是实现农户和农民工收入水平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来看，所谓中等收入群体的边缘人群，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和农民工群体，也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部分自由职业者和小微商户等就业脆弱群体。此外，新冠疫情多点散发态势下，航空、餐饮、旅游、健身等收入锐减行业的从业人员，“双减”等政策影响下的教培行业人群、新兴互联网行业35岁以上人群，以及一些摩擦性失业人群等，都需要更多社会关注和支持。

　　如何让更多边缘人群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多位专家对《财经》记者分析，一方面，要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尤其是加强高端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卓贤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农民工获得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渠道是在工厂里学习基本技能。例如，在德国，汽车产业的成熟工人和技术、品牌、销售等职能相结合，让制造业工人能够获得更高收入。中国要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就要探索通过制度创新，更加突出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和再分配。

　　李实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政策，更多还是要瞄准中低收入人群，以及瞄准他们的下一代，让中低收入人群的子女能够享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培训机会，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如果让低收入人群的下一代成为中等收入人群或富裕人群，那么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和共同富裕目标自然就能实现。

　　当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权利，是摆在进城农民工前面的“隐形篱笆墙”。但是如果把低收入群体纳入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覆盖范围里，让该落户的人落户、该纳入社会保障的人纳入社会保障，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将会加重。要增加这方面的支出，由谁来买单？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个问题涉及到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政府能不能把不必要的投资减下来？另外，拿出国有资产，来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是题中应有之义。国有资产本就应该是全民的公共资产。

　　联办财经研究院课题组报告提出，鼓励农民落户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水平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推进社保全国统筹，在2025年前完成人社部规划的城镇居民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改革，将划转给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权益纳入社保收支体系，置换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社保收支缺口的补贴。

　　报告建议，完成上述改革后，尽快推进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国有化，从而纳入城镇居民的社保体系，收支缺口由国有资本弥补，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值得关注的是，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被视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关键突破口。

　　当前，由于中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居民收入韧性不足，财产性收入的两极分化成为培育更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的堵点和难点。学者们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应当兼顾“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项目标，这对政策的精准度和平衡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多位受访专家对《财经》记者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主要难点就是切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必须统筹运用，并且这三个分配层次需要综合发力，不能因为对中央政策理解有误，而在政策执行上有失偏颇。

　　初次分配之后形成了三大主体的初次分配收入，分别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企业可支配收入，这三项收入之和就是国民总收入。截至目前，中国的初次分配呈现出什么样的格局？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研究发现，在初次分配中，中国政府所拿的生产税和发达国家政府相比较多，也就是说，中国的生产税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要高，而中国的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和发达国家相比是偏低的。

　　孙群力告诉《财经》记者，在初次分配阶段，应当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以土地市场为例，多位学者提出，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土地市场，而土地市场的形成是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在中国的状况是，农民拥有土地，是名义上的土地主，但是从土地中得不到太多收益。因此，完善要素市场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最有效制度因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不够完善。实际上，现在将近3亿农民工工资被压低。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要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隔绝上破题。

　　在中国，做好再分配是保证公平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和强有力的平台支撑。然而中国现行的再分配制度显然还存在诸多不足。

　　宋晓梧透露，很多发达国家通过再分配，能够将基尼系数从初次分配的0.5左右缩小到0.3左右，但中国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46左右，经过再分配还是0.46左右，没有大的差别。

　　王志凯告诉《财经》记者，再分配最大的难点是真正凸显公平。众所周知，企业与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养老金或退休金待遇差异，已经成为国人眼中长期的诟病。诸如此类的问题与不足，在中国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既不是孤例也不在少数，严重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孙群力对《财经》记者分析，在再分配阶段，首先，应当对税收结构加以调整，增加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同时减少间接税的比重。其次，增加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覆盖城乡的庞大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但是其保障水平还是偏低的。因此，还需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最后，虽然中国初步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然而，这两种保障制度都有共同的问题，即不同人群享有不同制度，制度之间有明显保障水平差异。因此，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缩小不平等程度。

　　孙群力认为，下一步，中国应当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扩大社会资金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规模，形成三次分配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进一步补充，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谈到三次分配，同样绕不开的问题是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制度和政策问题。这方面，主要还是和政府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限制性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在整个中国，现在能拿到慈善机构许可证的单位并不多。

　　李实认为，接下来，中国需要鼓励社会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还要提供更加便利的公共服务。现在虽然很多有钱人想做慈善，但是在中国做慈善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障碍、限制。政府还可以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政府需要和慈善组织配合，来做一些公共服务的事情，解决资金配套问题。

　　李实等专家表示，若从中等收入群体的角度提高社会需求，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两方面，一是如何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二是如何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率，让中等收入群体既能消费也敢消费，从而达到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责任编辑：刘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