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要点报告

　　原标题：中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要点报告——盘古智库土耳其之行调研报告四

　　盘古智库土耳其之行调研报告四 

　　调动潜力、扫除障碍、扩大交流、合作共赢 

　　 中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要点报告  

　　（2016—2025） 

　　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在亚欧大陆上“悄然崛起”，经济强劲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又一个新秀。它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各种文化和文明的边界在这里交汇；自陈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想做中东、中亚-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间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与此同时，土耳其与中亚诸国以及中国新疆地区有着复杂的血缘、文化、历史、语言、宗教等多维度的联系。随着世人对中国关注程度的持续增强，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一些特殊且敏感问题的关注点也被不断挖掘出来。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土耳其那种独有的、可以沟通各种边界的软实力对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 

　　未来十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土耳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由愿景走向落实；“中国制造2025”第一阶段行动纲领开始实施；中国在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而土耳其则在“新土耳其契约2023”中勾画了建国百年的宏伟蓝图。在这些规划中，中土两国都将彼此视作重要的合作伙伴或利益相关方，其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战略互动的态势结果。 

　　本报告尝试从外交政策上对未来十年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略互动加以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政策建议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在土耳其本土的直接利益，也包括涉及土耳其的间接利益；既包括中国在海外的利益，也包括本土利益。政策建议的依据是土耳其外交战略思想、土耳其现任政府（也极有可能在以后十年连续执政的政府）对外关系的特征，尤其对华政策特征。以此出发点和依据为基础，报告在第三部分展示了两国未来十年发展规划的时间线，并从中提取两国政府预定的或者可预见的发展目标。最后，根据上述利益、战略和目标的判定与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未来十年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侧重调动潜力、扫除障碍、扩大交流以实现合作共赢。 

　　这些政策建议只是初步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备和详尽，因此题目称之为“要点”。 　

　　中国与土耳其贸易数额近年增长很快，尤其是对土耳其出口，从2005年的42.52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248.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土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预计2025年出口接近500亿美元，期间会超过德国和俄罗斯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口数额从2005年的6.22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28.6亿美元。预计2025年超过75亿美元。 

　　贸易方面，中国在土耳其的利益在于贸易自由和可持续发展。随着两国经济发展和经贸关系的加强，未来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比较顺利，而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政策风险，利益威胁来自于出口自由：尽管现有国际条约和双边贸易协议框架已经非常成熟，但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可能导致土耳其对华贸易限制，考虑到中土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中国进口关税水平近期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两国贸易不平衡状况很难得到改善，根据贸易趋势，未来土中贸易争端和摩擦的可能性将持续增强。 

　　2014年，中国对土耳其直接投资达到8.86亿美元，中资企业数量超过600家，主要投资领域为电信、高铁等交通运输业、能源和装配业。中国对土直接投资有四个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快，二是项目规模大，三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从无到有逐渐进入土耳其市场，四是未来增长潜力巨大。海外工程方面，土耳其是我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2014年中国在土工程承包合同额达到142亿美元。未来十年，土耳其仍将处于一个高度建设期，包括接近4000亿美元规模的公路、铁路、港口与机场项目、1400亿美元的环境项目以及50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与住宅项目等将继续吸引大量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在土耳其海外资产利益在于资产安全和收益稳定。土耳其主权信用及投资环境较好，法制健全，运营风险相对不高，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也相对宽松。资产的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未来土耳其宏观经济不稳定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国内政权更替带来的政治风险和安全局势动荡造成的社会风险。另外，中资企业轻视规则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投资阻力也不容忽视。 

　　随着投资的增加，中国驻土耳其员工的数量越来越多。此外，赴土耳其旅游的中国公民人数也在高速增长，2014年前往土耳其的中国游客数量超过20万，由于土耳其简化签证办理流程和政策，加大旅游资源和设施建设，未来十年赴土耳其中国游客数量将会有可观的增长。 

　　中国公民在土耳其持有的海外资产较少，其利益主要在于人身安全。其风险一是企业里中国员工与本地员工交往中的潜在冲突，二是土耳其境内安全局势，尤其是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等活动带来的安全风险。 

　　土耳其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使土耳其对周边巴尔干地区、中东地区、对欧洲、俄罗斯、  对中亚突厥语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和辐射能力。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海外利益也可能涉及土耳其。比如，由于土耳其与欧盟间关税同盟带来的优惠与便利条件，大量中国商品实际上通过土耳其进入欧洲市场。保证土耳其贸易通道的安全与通畅就是间接保障中国对其他利益相关地区的贸易自由。此外，中国与土耳其在中亚、非洲等地区存在着海外利益的交叉。土耳其对中亚和非洲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尽管还不能与中国相比，但其力度在逐年增加，2014年土耳其对非洲国家出口超过13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8.7%，非洲已经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依靠历史、文化和宗教联系，土耳其也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和经贸联系。在这些地区，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在海外利益上的竞争态势虽不明显，但不可忽视。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和作为大国应尽的义务，实际也是广义上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步讲，未来中国的海外利益之一，是要由长期以来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参与者角色，转变为主导者和制定者。未来十年，中国将要主导的全球治理与规则制定，主要体现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的新型多边合作模式和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等为基础的新型国际投融资体系。从2013年的倡议到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将在未来十年全面铺开，同时，亚投行也将在2016年正式启动第一批项目。土耳其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门户和节点，也是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在中国在全球治理与规则制定议程中必然占据重要角色。 

　　涉及与土耳其关系的本土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些威胁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日益严峻，涉及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与安全，土耳其在其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因为在这一地区，集中了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面临着最现实和紧迫的风险与威胁。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统一是国家生存必须的要素，也是不可妥协与让步的最核心国家利益。近年来，妄图分裂和分离新疆的“疆独”势力与活动有所抬头，而纵观历史，国内分裂主义总是与外部的分离势力相勾结，“疆独”亦不例外，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等宣扬新疆独立或在新疆建立“东突”政权的组织相继在土耳其出现，当时的土耳其政府对其活动采取了同情、纵容的态度，更为这些组织日后武装化、暴力化埋下祸患。近年，土耳其政府多次强调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禁止公职人员参与维吾尔族社团活动、监控乃至驱逐“疆独”分子等等，来实践其“一个中国”的立场与承诺，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分离势力在土耳其国内影响力。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的最新统计，中国（指数5.21）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超过美国（指数4.71）。相对外部局势而言，中国本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和严峻，近年发生的多起暴力恐怖袭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而且恐怖分子袭击的手段和方式有所变化，地点由新疆扩散到其他地区。尤其严重的是，迅速发展壮大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伊斯兰国”（DAESH，  ISIS），不但将中国作为攻击的最重要对象之一，而且将“新疆”划入其所谓的“终极版图”。新疆内部有“三股势力”活动人员，通过偷渡加入ISIS，接受其训练，参加作战，谋求有一天“回到”中国策划恐怖袭击。在此过程中，极端分子往往选择土耳其作为投奔ISIS的重要中转站，利用伪造的土耳其护照经东南亚登陆土耳其再进入叙利亚或伊拉克，土耳其长期以来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边境控制、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是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多民族和多宗教共存的新疆地区，民族团结、宗教宽容和世俗化是社会稳定、地区和平发展的基本前提，而宗教极端势力则不但在国内制造宗教狂热，煽动民族仇恨与对立，还利用土耳其社会存在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制造舆论，打着人权、宗教自由等旗号迷惑一些对中国和新疆问题不甚了解的土耳其人，歪曲事实，抵毁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并对政府施加影响。近期在土耳其爆发的反华示威活动，其不良影响不仅造成了两国人民间的互相误解，也反过来助长了国内极端势力的气焰。 

　　就中土关系而言，中国的本土利益在于确保土耳其政府履行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土从事反华和破坏土中关系的活动；与土耳其就反恐问题建立协调机制，截断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的联结；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和相互了解，消除土耳其反华势力滋生的土壤。 

　　 第二部分  土耳其外交战略及其对华政策的特征 

　　土耳其学者穆斯塔法·艾登曾分析，一国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两组变量，一是结构变量（structural  variables），表现为“持续性、几乎不变性以及与外交政策中的日常和中等规模国际事务无直接相关性”；二是并发变量（conjunctural  variables），是“动态的，随着国内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而改变”。对于艾登而言，奥斯曼帝国的遗风、地理位置、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结构变量。总体而言，“向西”（欧化或西化）与“向东”（地区化）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两条主线。土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定地理位置等“结构变量”，决定了其先天具有“向东”或“向西”进行战略选择的命运与可能。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凯末尔为首的统治精英认为，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种高级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进步，就必须全面地学习西方与改革自我，使土耳其成为一个现代化世俗国家。凯末尔主义主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很简单：“自从凯末尔将土耳其领入现代世界，这个国家就偏向了西方。” 

　　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Turgut  Özal，1983-89年任土耳其总理，1989-93年任总统）才正式地受到挑战。厄扎尔的时代，尤其在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的结束，国际局势的剧变也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外交方面，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寻求土耳其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并密切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厄扎尔采取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执行的是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厄扎尔设计的战略转型以及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由过去十余年执行埃尔多安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最为忠实地继承下来，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基辛格式的外交家”、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理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达乌特奥卢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及其时代，并强调，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与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达乌特奥卢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认为，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否定了奥斯曼帝国的过去/遗产，以及土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世界孤立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而要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必须转变思维。这一战略思维的转变，伴随着正发党在2002年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Ömer  Taşpınar）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在一个中国已经逐渐崛起的时代，你再也不能用全然西方式的范式来考虑世界了”。达乌特奥卢主张，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可分享的全球政治秩序”。 

　　受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土耳其在很多问题上不再对西方国家亦步亦趋，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21世纪伊拉克战争、“伊斯兰国”问题等。尤其在打击ISIS问题上，土耳其态度“很暧昧”，以至于被西方评论家说成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个“兼职盟友”。 

　　如果说在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量中，地理位置、帝国遗产、凯末尔主义、新奥斯曼主义等属于结构变量，那么土耳其前总理、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以及长期执政的不久前又一次成功组阁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就是偏向并发变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成为此次调研的重点考察对象。 

　　埃尔多安不论在个人的执政风格方面，还是在对外关系领域，收获的评价是一致的：在2011年前后，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前一个埃尔多安领导土耳其的时间比较长，对内政外交贡献巨大。但是在他任总理的第三个任期时，情况就有所变化了。 

　　在社会平权方面，埃尔多安执政之前的土耳其社会很不平等，尤其对穆斯林女性持非常保守的态度，比如必须佩戴头巾，没有机会上大学、当律师、医生、公务员、进法院等。埃尔多安上台后，这些情况都得到了改变。埃尔多安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更为显著。土耳其在1999年和2001年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接近40%，埃尔多安任总理后，不仅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8%左右，还让土耳其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从2003到201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500美元增加到10522美元。外交环境上，正发党实行与邻国“零问题”政策；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等等。总之，在2011年以前，埃尔多安无论在内政、外交、经济方面，还是在交通、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公共福利政策方面都贡献巨大。 

　　然而，2011年自埃尔多安任总理的第三个任期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人们看到一个日趋走向威权主义的埃尔多安，另一方面，埃尔多安也感觉到自身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定。随后在2013年发生了影响埃尔多安判断的盖齐公园事件、同年年底发生了涉及埃尔多安政府多个高官的腐败调查，这也间接地牵扯到埃尔多安本人及其家庭，这就让埃尔多安感到更不安全，从而反过来强化了他的集权倾向。将土耳其的内阁制改为总统制，除了想在土耳其复制“普京模式”使自己能够继续影响土耳其十年（2014-2024），并在土耳其建国一百周年（1923-2023）的历史上烙下自己的印记外，还有就是出于自身安全的复杂考虑。土耳其反对派认为，埃尔多安为了能够使正发党在今年11月的临时选举中获得更多选票，从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铺路，土耳其政府严厉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就明显地具有选举政治的考虑。 

　　正发党的外交政策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进行分析：在“阿拉伯之春”之前，土耳其与邻国关系处理得很好，不但可以互免签证，而且安卡拉政府申请加入欧盟的行动也在积极进行。然而，当人们开始进行大规模街头抗议之时，土耳其却放弃了原有的政策，试图变成为穆斯林兄弟们挺身而出的“带头大哥”，还在外交中凸显“新奥斯曼帝国”思想。以前在周边国家扮演调解员的角色，能和伊朗、以色列和叙利亚同时进行对话，可以游走在“东”“西”方之间的土耳其，却在突尼斯政变发生后，放弃了平和而有控制的外交政策，“中心国家”的思想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又开始展现。 

　　无疑，埃尔多安是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组织力和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也极具政治野心。他与达乌特奥卢一起，使得土耳其突破过去的边疆国家和厄扎尔时代的桥梁国家的定位，使土耳其日益成为一个汇聚多方资源和优势的“中枢国”家。然而，“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土耳其却没有完全把握好该运动的趋势以及阿拉伯国家的需求，如今又面临着外交方向模糊化的危险，其外交行为有时变得难以琢磨。比如，最近发生的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 

　　自叙利亚内乱以来，土耳其政府日益发现自己单方面不能应对此乱局，必须回到与西方协调一致的老路上来。因此土耳其改变其“零问题”政策，去支持反对派，要求推翻阿萨德政权。当极端组织ISIS日趋坐大时，埃尔多安对待库尔德工人党的态度也是一波三折——开始决定与其谈判、到为了吸引国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选票而要求坚决打击库工党、再到目前默许库工党与“伊斯兰国”“黑吃黑”。在沙特与伊朗长期拉锯关系中，土耳其奉行实用主义策略——既与沙特保持关系，也不疏远伊朗。 

　　通过对埃尔多安及土耳其近期外交政策种种事实的观察，我们发现，当发生叙利亚危机、埃及和伊拉克动乱、ISIS等“并发变量”时，正发党政府会随时调整、改变自己的外交战略，也就是说，那些“结构变量”并没有发挥其应该有的“掌舵”、“维稳”作用，而是让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主导了政策，甚至时而失去理智，多次对外部世界宣示自己的霸权选择。归根结底，其原因在于土耳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潜力的边界，即土耳其对外政策目标超出了自身的经济和军事能力。 

　　了解和分析土耳其对外战略的“结构变量”与“并发变量”，或者说对外政策的“变”与“不变”，可以让我们总结出一些土耳其对华政策的特征，从而更好地推导出土耳其对华政策的模式演变。 

　　首先，土耳其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多数土耳其政客都是“往西方看”。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中国历史悠久、中国的东西便宜。“对中国不了解，但并不以为意”，这一态度或想法源于凯末尔主义时代。自15世纪以来，土耳其人会认为好的东西都在西方，都往西面看，羡慕西方人，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虽然自厄扎尔时代以来，土耳其就不断转变其对外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亲西方仍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然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这种与西方“接轨”的努力自然导致其忽视东方，对华政策的关注度不够。 

　　其次，以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目前看来，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更多地是植根于对土耳其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单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埃尔多安对于今年7月5日反华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在那次事件中，埃尔多安顶住了国内的压力，派记者前往新疆了解情况，并让土耳其人能第一时间看到那些采访的画面。在其访华期间，还做了高调的声明，坚定不移地表示支持中国立场。这表现出，当他认识到缓和中土关系、取得中国方面信任以获得经济上的合作机会更符合土耳其利益时，他会抛开某种意识形态和亲西方身份的束缚而行动。 

　　再次，具有极强的外溢性和延伸性。它远不止双边关系那么简单，而是具有极强的外溢性和延伸性，往往牵涉到很多行为体。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亚投行的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涵盖在中土关系的发展路径里。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多区域的身份，是一个不能从某个单一区域的角度来界定的国家，它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国家，同时又通过东地中海接近非洲，具有可在几个区域同时运作的能力。 

　　通过对中国未来十年发展规划时间线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厘清外交战略目标的主次先后，对于土耳其未来十年政治经济时间线的分析，则是为了明确不同阶段对土外交政策的重点和方针、做到有的放矢。 

　　未来十年，中国将经历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的设计与实施。而根据中央已经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我们可以掌握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第一，中央对未来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的判断。《建议》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第二，外交战略的指导性原则。《建议》提到：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建议》尤其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和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规则制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应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2015年，以三个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标志，“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机制和建设目标基本确定，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基本达成，未来十年则将是“一带一路”路线图实际落地、逐渐铺开的阶段。在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的基础上，其时间线是： 

　　首先，设施联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其次，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 

　　最后，贸易畅通。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 

　　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如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会见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所讲：“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 

　　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步进行的，还包括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丝路基金等，吸引国际资金共建金融合作平台。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其目标是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 

　　中国制造2025主要目标 

　　2015年4月，正发党公布《新土耳其契约2023》，在延续之前的版本（《新土耳其契约》）基础上，将其未来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崛起大国（Rising  Power），由目前的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 

　　具体发展目标包括： 

　　此外，埃尔多安也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为了实现“2023目标”，即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跻身世界十大经济体，土耳其年均能源消费将在2023年前再翻一番，因此该领域需新增1200亿美元投资。新增11万兆瓦的发电能力，并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供电总量的比例提升到30%。 

　　未来十年，土耳其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充分利用其地缘政治优势，依靠其能源、农业和贸易战略，由古代的丝路门户成为明天的全球性能源港和贸易节点，由目前的地区性大国、全球性中等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Global  Power），成为能够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国。 

　　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并争取在2023年之前加入欧盟。不过，埃尔多安也表示，如果2023年时土耳其仍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那么欧盟将失去土耳其”。 

　　未来十年，土耳其议会与政府将出现两次权力更替的机会。就目前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形势以及在叙利亚、难民和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上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演进态势来看，此后议会选举各党派席位的分配甚至下届总统的选举结果都有可能存在变数。而一旦出现权力更替，其内外政策会出现何种变化，必须根据时间线，提前而有的放矢地加以准备和应对。 

　　土耳其目前国际发展空间和环境并不理想，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关系龌龊不断。土耳其一直将成为欧盟成员国作为2023年远景规划的战略目标，然而申请加入的过程困难重重，让土耳其甚感不满。尽管在难民危机出现后，欧盟决定有条件重启入盟谈判，但能否在十年内说服所有成员国接纳土耳其很成问题。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与依赖伴随着政治和精神上的离心背德。土耳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自从2014年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开始，与土之间的关系下滑明显，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例如巴以问题）以及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力量的支持尤其加重了两国间的不信任感。毫无疑问，土耳其仍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但其地位越来越受到质疑。俄罗斯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能源来源地，但击落战机事件以及随后俄对土的一系列制裁措施让两国关系瞬间冰冻，尽管可以相信，两国间的对立会在日后逐渐通过对话和协商加以缓和，关系会逐渐修复，但需要多长时间来缓和与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很难下结论。 

　　这样的形势，给中国一个机会来进一步深化与土耳其的关系。因为对中国而言，土耳其是一个特别值得谨慎争取的国家。它的国内市场的体量以及综合力量上升的态势、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以及“一带一路”的节点位置、突破TPP、TTIP对中国围堵效应的关键口岸作用、与新疆之间的特殊纽带力及强大的影响力等等，都非常值得中国积极地争取，与其发展最紧密的双边关系。目前来看，还是要将对土经贸合作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同时，两国政治互信如果能够持续提升，尤其在重大利益关切方面能够给予对方坚定的支持，也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 

　　调动贸易潜力。从中国和土耳其的经济体量以及发展状况来看，两国间的贸易关系有很大潜力可挖。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以经济优化升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信息化为契机，注重对土耳其市场的培育，在产业互补的基础上扩大自土的进口，改变由产业结构类似带来的贸易结构不平衡问题。 

　　减少贸易摩擦，提升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水平。考虑通过中土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区的方式，缩小关税税率差，从而减少贸易逆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争端与摩擦，同时也减少通关流程，降低通关成本，提升贸易的便利化，促进贸易增长。 

　　加大投资力度，拓展经济合作空间。根据土耳其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规划，加大在绿色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上合作以及投资力度，加强在金融、技术上的合作以解决项目融资困难，促进工程承包。经济合作的地域应扩展至非洲和中亚地区，减少利益冲突，避免恶性竞争。 

　　敦促土方加强对分离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约束，推进反恐合作。禁绝任何势力在土从事反华和破坏土中关系的活动，阻断极端分子由土耳其境内转入恐怖主义组织的通道。在此基础上，说服土方加强反恐合作，一方面可由此参与全球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的进程，减少恐怖主义对中国本土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切实  保障在土中资机构、企业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推动政府间交流，建立政治互信。在继续发挥两国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机制基础上，  促进各层次官员交流互访，协调各领域合作。坚持互相尊重和合作共赢原则，注重强调双方共同利益与合作共识，争取土耳其外交政策“向东转向”。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注意求同存异，反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要讲究方法，建立政治互信要讲究深耕细作。总之要提高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 

　　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互信。推进两国间的旅游交流合作，加大新丝绸之路主题的旅游项目推广以及宣传。鼓励土耳其青年学生来华留学、交流、工作。拓宽对外文化传播的渠道，注意发挥软实力手段的灵活性，不能只看重孔子学院一种方式（尤其在土耳其这样99%以上人口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土耳其在官方宣言中将维吾尔人称为“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桥梁”。土方的很多领导人包括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跟中国人说过类似的话：“希望维吾尔族能够发挥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对于此类宣称，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和对待，尤其是需要甄别土耳其个别领导人的政治风格及其政策主张之间的差异。 

　　加强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共同提升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维护共同的合法利益。在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和多边合作框架中，争取土耳其的支持与参与。 

　　继续深化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维持高级对话机制和交流渠道，坚持合作的“务实”原则。尊重土耳其国防自主的意愿，以共同研发代替武器出口。在军事合作中要注意避免针对第三方，避免涉及内部冲突和外部争端。 

　　综上建议，未来十年中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的要点可以总结为：侧重调动潜力、扫除障碍、扩大交流以实现合作共赢。 

　　（本文来自盘古智库。本报告由盘古智库研究员李玲飞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