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改革中的风险

17.04.2015  10:33

  齐岳

  一如既往,李克强总理以勤勉的形象不断在各种场合回应国内外关注的问题,表达政府的立场。声音传达的渠道很广泛,外媒也加入进来。3月底,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成为年内首次专访李总理的外国记者,专访内容已经见诸媒体。梳理总理言论,不难把握决策层对全球经济的认知和自身方向的判断。

  全球呼唤改革

  改革是全球性话题,从来如此。但站在当前的语境下,改革并不是在表达“日臻完美”这样的美好愿景,更多在强调主要经济体所遭遇的问题。

  总理持续地对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表达出忧虑。在专访中,总理对巴伯“风险可控”的判断都是半信半疑,并且从去年至今一直比较不安。这种担心,本质上是这些经济体改革措施迟迟无法到位的结果。

  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四大主要发达经济都已经采取了真正意义上的“量化宽松”措施。如总理所言,就是“印钞票”。目的与我国政府所致力的目的相仿佛: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但这种手段极为不寻常,属于种种常规政策工具无效之后的“核武器”。这些政策由于副作用过于明显,需要尽早移除。但这给全球经济改革带来了新的风险。

  这就好比我们在马路上开车,都想开得快一些。道路不宽,大家互相影响,要快都快,一慢都慢。几辆车各有问题,有的发动机不行,有的轮胎瘪了一个。结果有几辆车急了,不管车是什么毛病,一个劲儿就只知道猛加油、狂踩油门,甚至还在后车厢里屯了好几桶油随时备用。旁边的车看得心惊肉跳:这要是有点火花烧起来可咋办?但是那几位司机还都淡定得很,纷纷表示没事儿,有的是办法控制住局面,并且表示一旦车状况好点就把那几桶油给卸下去,消除隐患。有一辆车还真开始往下面卸油,但不是靠边停车把油桶搬到路边去,而是一抬脚就从车上给蹬了下来,搞得大家都心惊胆战。

  各国的经济改革目前都带来总量上的麻烦。美国意图重新振兴本土制造业,同时激进改革医保和财政以促进民生,但仍然无法有效降低经济波动,近期就业方面又出现了问题。欧洲的结构问题体现在各国之间的利益协调、财政政策的统一、金融监管政策的完善等各方面,进展之慢令人无语。日本意图以“安倍经济学”为旗帜冲出二十多年来的萎靡不振,但一鼓作气之后,目前明显有“再而衰、三而竭”的迹象,劳动力市场、农业、投资等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

  改革带来阵痛在所难免,但这些经济体的减速已经迫使当事各国放慢改革速度。我国在这种全球增长形势下同样遭遇一模一样的问题:增速下滑的情况下改革应当如何进行。总理在论及GDP、汇率、房地产等问题的时候,谈的其实都是这个问题。尽管艰难,世界依然在呼唤改革。不进则退,全球皆然。

  “互利才能共赢

  尽管道路狭窄,改革艰难,但中国向前行驶并不是要修改交通规则。“互利才能共赢”——这是总理在论及亚投行时传达出的信息。

  3月底,亚投行全球“报名”截止。近日,全家福公布,共有57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地图上基本覆盖了亚欧大陆的主体,并包括了澳大利亚、南非、巴西等重要经济体。然而在今年年初时候,此事能否办成都还充满悬念。其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好莱坞式的惊天逆转情节,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地位起到了中心吸附的作用。这股力量,或多或少地在冲击现有的国际安排。很多人眼里,中国好像马上将以新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转换角色。

  对此,李克强总理的表态是,中国一直在积极融入,一直在获益。不管是WTO还是TPP,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舞台。亚投行也是如此:我们不是来另立山头的,在实际运作当中还要认真学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老选手”的宝贵经验。大家互相补充,一起合作。

  这是务实的心态。尽管我们的经济体量已经达到相当庞大的水平,在一些口径之下甚至超过美国,但是在贸易、金融和国际协调方面我们很多地方仍是小学生。我们虽然一直在利用外汇管理局、中投公司等几个平台,也曾经做过跨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但从没有在国际协调的意义上展开持续而高水平的亚洲投资活动。另外,亚投行配合国内的“一带一路”战略,实质上跨越了经济、金融和国际政治领域,进入到“超主权机构”这一我们未曾涉足的领域中来。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多借鉴日本在亚洲开发银行的管理经验。总理坦陈中日关系目前仍处于低谷。中日经验交流需要在历史情绪中穿梭。

  当然,总理也说了,如果现有规则需要改革,那么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理,肯定会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改革进行。至于具体的改革方向是什么,总理没有说。然而方向是随着形势改变的。如果世界需要现有规则与中国的不断崛起相适应,我们也应当仁不让。

  互联网+政府

  外部突围的基础是国内经济的结构性改善。总理告诉巴伯,目前政府应对国内经济下行的手段有二:一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预调微调,一是让政府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在第一招受限重重且威力递减的情况下,第二招如何发挥作用成为关键。

  在另一场合,总理在与经济专家和企业家的座谈时“狠狠”聊了一把互联网。有专家提到东南沿海很多企业反映一半时间要和政府打交道,否则办不成事情。一名企业家之后给出了“信息化解决方案”——电子政务平台。中兴通讯为银川市打造的电子办公系统目前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精简力量。审批时间据说已经能够降到原来的20%。对此总理相当满意。

  “互联网+政府”的模式,可能比简政放权,甚至比反腐都更具穿透力和持久力。因为这一模式能让居民和企业有明确的改革“获得感”,直接感知到政府的确在变得更加亲民、更具服务性。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提供了老百姓直接监督政府好坏的工具。

  这个“+”很难加上去。一方面,政府要真心想公开;另一方面,数据保密方面的配套法律体系要成熟。两方面都艰难无比。好在总理看来已经动了心。希望不久之后能有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