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出教育凋敝房子卖不掉，12个人眼中的故乡得了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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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春节，就会有个段子开始流传：北上广写字楼里的Linda、Mary、Justin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东北、回到福建、回到广西，名字又变成了桂芳、二饼、狗剩。

　　今年，回乡的Linda、Mary、Justin纷纷写起了返乡笔记，刷爆了社交媒体平台，也产生了大量的话题。

　　新浪《新闻极客》梳理这些返乡笔记发现：虽然返乡人的故乡天南海北，千差万别，但是关于故乡礼俗秩序的消失、天价婚姻的重担、乡村教育的凋敝、房地产业的疲软等现象，成为了他们笔下重复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细节。

　　春节前后，返乡笔记再一次刷爆社交媒体平台。

　　最先引爆话题的，莫过于网帖《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第一顿饭后想分手》。帖子一出，便引爆了网友热议，故乡、乡村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也为返乡客提供了抒发感慨的契机。

　　随后有网友发帖《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文章称，把上海姑娘吓住的，可能不仅仅只是一顿饭，而是和这顿饭相配套的一切：破败的房屋，试图说普通话却露出蹩脚乡音的父母，无法忍受的卫生条件等等。

　　《财经》杂志的记者高胜科对故乡感到了痛感。他在返乡日记《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提到，“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

　　文中作者所描述的村庄呈现出种种病症：子女不孝，生产荒芜，麻将赌博盛行，追求一时享乐好攀比。

　　文章提到一个细节：“2016年春节，在家里的老人们生不如死、正遭活罪之时，几个农家妇人在密谋着一场向外省远征的组团‘约炮’：通过微信，她们在陌生的群里与自称‘很有钱’的外地人夸夸其谈”。

　　也正是因为这几句话，网络媒体在转载这篇稿件时修改了标题，《东北村妇谋划组团约炮》。这个有标题党嫌疑的标题，成功地抓住了受众的眼球，继而引发话题。

　　中学教师杨仁旺的故乡在江西庐陵，他也提到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奉子成婚现象日益增多，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已经名存实亡了”。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陈锋就指出，中国农村是整体概念，区域差异非常明显。

　　南方村庄的传统和宗族结构等保留的得相对更好，也比较团结，原子化进程也不会那么快。但是，东北等地的村庄，村落历史短，结构相对松散，社会关联度低，公共道德约束非常弱，一旦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冲击，很容易出现极端情况，比如老年人自杀频繁，赚钱不问手段等等。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今年的返乡笔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中，有白描式的“返乡日记”，作者更多的时候陷入了“乡愁”，也有人以旁观的角度，研究审视自己的故乡。

　　在安徽淮北做了三年村官的祝文就提到，在农村，彩礼已经成了家庭重负。“在皖北，彩礼低于六万者很少，外加建房、酒席等一系列花销，娶亲的成本，大概不低于25万。”

　　家在安徽亳州的博士生张雪霖也提到了农村的天价婚姻，“两三年前我的堂弟和表弟结婚彩礼为10万到12万，今年的行情已经普遍涨到15万到16万。而最近家乡口耳相传的就是一个彩礼要20万的故事，家乡的父母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而现在女孩相亲找对象的标准，从过去兄弟多、家族大变成了现在的独子、有钱、父母年轻健在。

　　女孩找对象标准的变化，也给当地村民的生育观念带来很大冲击。

　　过去村民追求多子多福，兄弟多家族大，没人敢欺负，而现在变成“生两个儿子哭一场”。

　　媒体人程明盛在《被婚姻围困的乡村》一文中，也有相关的描述，“为一条出村路和通户路呼号多年的家乡，正在婚姻大路上铺张着，以金钱堆砌的婚姻墙，将贫寒之家阻挡在婚姻大门之外，将乡村围困成婚姻孤岛。”

　　杨仁旺也提到，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新闻极客》梳理返乡日记发现，多数作者都提到了，自己曾就读的小学早已不见。

　　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就认为，学校撤销的原因有多种：出生人口减少；乡村人口的外迁；父母到城市打工，把孩子带在身边；为了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不少父母在城市买了房子，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政府通过撤并学校的方式，可极大节约教育成本，以及推动城市化。

　　王磊光老家大雾山村所属百凤乡，原有十八个村，村村有小学，“现在好像只剩下五所小学和一个教学点”。

　　祝文也提到，在他做村官的村子，孩童们把读书当成了过家家，不到小学毕业就外出务工者大有人在，初中毕业就远走江浙成为常态，20岁不到就娶妻生子成为习惯。

　　村里修建的图书馆，除了附近几位老人前来下棋，从无人借阅图书。“甚至到了春节，聚众赌博的人把这里当成临时宿舍。”

　　在杨仁旺看来，乡村教育迅速凋敝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等等乱象，可能都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有一定关联。

　　不过在种种沉重话题之中，王磊光也提到了一个积极的现象。

　　县城的一家书店老板说，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买名著的人多了。“以前，一种名著一年卖不了几本，但是这两年各种名著都销售得非常好。卖得最好的是《百年孤独》，一年要卖一百多本。”

　　除了故乡风土人情的变化之后，返乡者还讲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乡村的治理，而不同地区的乡村，则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方式。

　　在村官祝文看来，“农村治理，宗庙永在衙门之上”。祝文提到，自己虽然在村民眼中是个“钦差大臣”，表面上礼让，但若真是涉及各村、各家族核心利益，则寸步不让。

　　“在农村，如要顺利行使治理权，无法绕过宗族、血缘和祠堂。这种羁绊，是过去数千年来乡村稳固的原因，如今，却成为它进步的最大阻力之一。”

　　但是在江西庐陵，杨仁旺则感到，当宗族在“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改革”中土崩瓦解之后，乡村秩序逐渐由基层党组织掌控。

　　杨仁旺认为，目前，乡镇的党委书记及其任命的村支书往往成为乡村最有话语权的群体，一旦得罪了这个群体，原本在宗族内部可以得到调解的矛盾，可能将演变成解不开的死结。

　　方塘智库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蒋伟涛也提到，农村基层社会运转规则里，早些年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农村家族势力的影响。在家族势力观点里，已经有“力量”、“拳头”的说法。目前在新世纪广大农村，虽然宗族、家族的影响在历次运动化中遭到打击，但依旧顽强的存在着，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对乡村基层社会进行掌控，决定着乡村基层社会社会规则的使用。

　　在多位返乡者的笔记中，除江浙沪珠三角一些外，内陆地区许多农村或乡镇人口都是净流出的。

　　《财经》杂志记者肖辉龙就描述湖南西南一个县城，“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外出务工、求学，不再种地。”

　　祝文也写到，务工收入占据农民收入的大头，现在是“空心化”的典型。村里15岁以上的年轻人，除少量因读书、参军和正式工作外，其余皆外出务工。除了农忙、春节或者丧葬之外，村里很难看到壮劳力。

　　根据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向小田的预测，在距离省会或者类似省域副中心城市三小时车程内的，现在人口在200万的城市会逐渐变小。许多城市变成县城，县城变成镇，镇变成居民小区。

　　根据这个预测得出的结论就是，省域副中心以下的城市房地产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

　　向小田表示，从2012年开始，县域房地产就触顶了——2012年是全国人口总拐点。一旦没有增量，只看存量的时候，比拼的就是城市间对人口的吸引力。县域房地产马上触顶，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没有增量同时存量也在流失。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宇嘉在广西、湖南等地一些三四线城市的调研显示，楼市“去库存”的“痛点”比想象的要多。   

　　根据媒体报道，相比2015年春节，今年春节大多数三、四线城市的签约量未现明显上升。

　　除了房地产业的不景气，乡村产业的崩塌，也影响着自身的发展。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在她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提到，“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盯上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

　　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不少乡村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

　　虽然旧的产业和秩序，在乡村、城镇有崩塌的趋势，但是新型的产业也在这里蓬勃发展，最好的例子就是互联网。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2014年底曾谈到乡镇互联网消费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础设施差带来的机遇”。

　　网友@韦物主义就描述，三四线城镇中，娱乐设施匮乏，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麻将和KTV等娱乐方式对他们吸引力已经有限，但电子竞技游戏正成为10~20岁青少年的集体娱乐方式。这使得三四线城镇网吧体验越来越好。

　　此外，三四线城市的青年，其生活压力没有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重，反而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资金。这种环境下，最开始爆发的是小城镇电商。

　　据阿里2014年报告显示，有的三四线城镇人均网购额度和次数是超越一线城市的，三四线城市也逐渐成为互联网消费的主力市场。

　　网友B12胡辣烫就认为，“互联网+不再是一线城市的独唱”。在自己老家河南第N线的小县城，有一座六层高的农村淘宝大厦。春节期间，他外出农家乐、看电影、吃饭，都可以选择用二维码来线上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