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未有！这场中西夺权 出现极其重要变化

　　原标题：两百年未有！这场中西夺权，出现极其重要变化

　　11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本季度全球治理论坛，以“国际话语体系变革”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发布《全球雄心：中国推进国际话语体系变革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报告。

　　当前，西方领衔的话语体系为何出现松动？中国从“被人刻画”到“自我塑造”经历了哪些过程？“中国怎么想”如何影响世界？中国如何应对西方话语权力的越界和围堵？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推出“重点知识”栏目，本期专访人大重阳执行院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文。

　　 核心提要

　　1。全世界对欧美发达国家充满着失望、抱怨与批判之声，西方的话语霸权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未有过的瓦解势头。

　　2。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以及21世纪以来诸多负面事件的冲击下，“美国例外论”的神话显然已被打破。

　　3。十年来，在国际话语权领域，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中国开始提出原创话语，极大对冲了西方长期把持的国际话语解释定义权、议题设置权、争议裁量权。

　　4。中国如今面对的已经是全面展开的话语权之争，包括官方媒体、智库、学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要重新捡起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少气多”的气概。

　　5。中国学者应有志向和雄心去影响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媒体更加频繁、更加精细化、更加尖锐地在世界多个场合发声、发文。

　　 西方话语霸权

　　 出现两百年未有的瓦解势头

　　知事：您在最新研究报告《中国重塑全球话语的重大变革与观念提升》中阐述，继经济实力对比出现东升西降的变局之后，西方领衔的国际话语体系也出现松动。这种趋势有何标志性的事件？又有哪些数据可以支撑？

　　王文：过去二十几年来，西方话语体系的松动是百年大变局中的一个体现。国际金融危机暴露美国自由主义监管制度的漏洞，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傲慢，“弗洛伊德事件”以及美国撤军阿富汗造成的各类人道惨剧暴露了美国人权至上的谎言。

　　这些与美国直接相关的经济、政治与军事重大事件，以及随之蔓延的西方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思潮，加之媒体无死角似的日常报道，使长期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话语以及国家治理体制的虚伪、虚无与虚妄赤裸裸地曝光在了世人面前。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本以为医疗资源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欧美国家会成为防疫成效最好的区域。但谁都未料到，欧美各地却是死亡率与感染率最高的地区，内部党派争斗、反智主义盛行、富人借机暴富，加之在病毒基因序列组共享、疫苗研发与分配上的自私自利，全世界对欧美发达国家充满着失望、抱怨与批判之声，西方的话语霸权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未有过的瓦解势头。

　　有很多数据可以佐证：过去20年，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每年对全球64个国家的50万人进行好感度调查。数据显示，许多国家对美国的好感程度不断下降，2020年德国仅35%，土耳其已下降到18%。

　　盖洛普同期民调显示，美国国内民族自豪感进入20年来的最低点，仅有42%国民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极度自豪，大学生、女性则跌至34%。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底对美国、英国、法国的最新调查，只有6%法国人、7%美国人、12%的英国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需要变革”的政治体系中。

　　可以想像，如果欧美国家治理仍在持续恶化的话，其形象与自豪感会继续下坠。当前正是东西话语权“决战的前夜”，西方话语体系日渐崩塌是未来的长期趋势。

　　 “美国例外论”

　　 神话显然已被打破

　　知事：美国在人权和国际法方面讲了很多的漂亮话，但拒绝签署大部分人权条约，甚至退出人权理事会。这种“驰名双标”之下，美国却以“美德假设”长期影响世界。您认为这种“美德假设”是怎么被人为地塑造出来的？如今，又是什么导致了“美国例外论”的崩塌？

　　王文：“美德假设”由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提出，意思是长期影响世界的“美国观”，内化为美国人态度与行为的“美德假设”。“美国例外论”就是“美德假设”的一种体现，都在构筑一种国际流行的理念与美国人的心理暗喻：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过去两个多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思想家、知名学者把美国描述成为“自由帝国”、“山巅之城”、“地球最后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等等。类似“美国例外论”的神话在冷战结束以后达到了顶点。

　　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以及21世纪以来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国际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叙利亚难民危机、特朗普执政等诸多事件的冲击下，“美国例外论”的神话显然已被打破。

　　诚然，以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社会自由化为核心逻辑的西方话语，毕竟已经主导世界主流思潮200多年之久，不可能短期内完全消逝。美国综合国力第一的全球地位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之美国领衔世界的科技创新实力、美国大学的人才吸引力以及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红利扩散，在科技、社会、教育、金融等多个方面，其话语力量的国际吸引、逻辑重塑、霸权护持之势还会长期存在，延迟西方话语霸权“大坝决堤”的最后时限。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成为世界上一些人前仆后继成为美国拥趸的怂恿力量。

　　 过去十年

　　 中国话语权出现极其重要变化

　　知事：因话语劣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声音”长期被淹没在西方声音之中，中国从“被人刻画”到“自我塑造”经历了哪些过程？您在国外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时有哪些切身感受？

　　王文：我差不多去过100个国家，在大量国际交流活动中，有一个现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规模较大的国际论坛中，中国人非常少。不仅如此，近年来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书籍感兴趣，但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却发现，绝大多数、占据主流的图书依然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的著作。我去过100个国家的机场书店，畅销区还没有出现过中国学者的专著。

　　以上种种情况不得不造成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中国的声音还不够大，且常常被淹没在一方对中国的抹黑、误解和歪曲中。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是绝对顺差；但是在知识、思想领域，中国却面临绝对逆差。

　　但是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在一些较大的论坛，比如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印度“瑞希纳对话会”等，曾经出席这种国际论坛的中国学者只有三三两两，现在不仅出席人数增多，而且受邀上台发言的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多。在话语层、思想层扩大影响力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学者还需要努力加大思考的劲头，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出现在世界舞台。

　　知事：十余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报道，在2010年，时任欧盟女外长的凯瑟琳·阿什顿出席欧洲议会，刚坐下后就从包里掏出一本《中国怎么想》的书。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让欧美认真对待了，那么现在，您认为“中国怎么想”在如何影响着这个世界？

　　王文：的确，过去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政要、媒体、学者都在关心“中国怎么想”。

　　曾经，世界上的惯用名词“民主、自由、人权”都是西方的创造。但近十年来，在国际话语权领域，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中国开始提出原创话语。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新常态”、“合作共赢”、“总体安全”、“精准扶贫”、“新发展格局”等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与认可。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词汇被写入多份联合国重要文件，诸多理念被不折不扣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社会发展的新成果与国际合作的新进程，促使研究中国话语的国际著述越来越多，阅读中国文献与思想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我统计过，截至2021年9月，“一带一路”的外文学术文献就有8623篇，其中外文书籍147本。

　　这些中国原创话语的增长以及国际知识界的追随，极大对冲了西方长期把持的国际话语解释定义权、议题设置权、争议裁量权。

　　 中国的底气

　　 源于无法抹黑的巨大成就

　　知事：您认为我们从曾经的话语权劣势到现在的空前提升，这中间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王文：我认为，中国越来越强的底气和优势不容忽视。底气来源于实践，虽然中国有可能没有“说好”，但是我们做得非常好，世界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中国的这些实践。

　　从扶贫、反腐、社会治安、基础设施建设，到抗击新冠疫情，中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无法抹黑。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制度优势、文化优势、社会优势。这一系列的发展新成果、新理念、新技术会逐渐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赞誉。

　　2019年，盖洛普调查显示，在对全世界144个国家的17万受访者进行的全球法律与秩序指数调查中，中国以94分位居全球第三名，美国则下降到了全球第36名。另有数据显示，将近60%的美国民众表示，考虑到美国落后的治安环境，需要大力改善国家警务状态。

　　此外，2020年有超过10亿的中国人在实体店里使用移动支付，以渗透率超过32%位居全世界最高水平，是美国的两倍多。甚至，2018年时，有高达57%的美国人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事，反观1942年时，仅仅只有25%的美国人持此观点。

　　因此我们看到，即便一些西方媒体、政客刻意歪曲中国形象，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的实践成果。中国发展得越好，好感度就越高，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话语权提升，这是一个逐渐循序渐进的过程。

　　 去西方中心化

　　 中国应该有更多《长津湖》

　　知事：正如您文章中所言，虽然中国话语权空前提升，但中西话语权之争也日益激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承认，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并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面对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铺天盖地的“中国威胁论“，还有动不动打着“民主自由”幌子干涉中国内政的现实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话语权力的越界？

　　王文：今年国庆上映的电影《长津湖》就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中国如今面对的已经是全面展开的话语权之争，包括官方媒体、智库、学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要重新捡起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少气多”的气概。

　　目前，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缺少国际性社交媒体平台、世界通行的语言依然是英语，垄断世界互联网流量的也依然是西方。当年，志愿军们也面临着美国更强的飞机和制空权，我们的“钢”虽然少，但是我们“气”多。

　　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借鉴当年人海战术、穿插战术，对外要敢于斗争、敢于解构、敢于祛魅，敢于从西方话语中挣脱。用“去西方中心化”的逻辑去重新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实践，包括我们提到的扶贫、治安、反腐、生态秩序等实践，重新解释并加以传播。这种解构和祛魅的难度其实不亚于打破“哥德巴赫猜想”，但是一旦成效显出，就会形成对西方话语釜底抽薪般的解构力量。

　　 中国学者

　　 应该有影响白宫的雄心壮志

　　知事：从短期、中期和长期等方面来看，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着力提高中国话语的说服力，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

　　王文：从短期来看，需要进行能够配置话语资源的机制体制变革。比如与外事相关的审批机制的变革，都可以形成和推动观念创新的力量。美国的很多学者的意见都能够影响中国的决策层，中国的学者也应有志向和雄心去影响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更多地去影响全世界。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媒体更加频繁、更加精细化、更加尖锐地在世界多个场合发声、发文。

　　从中期来看，学者和媒体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更多中国社会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虽然近年来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还不够，还应该有大量方方面面的中国故事细节。尤其要挖掘“小正大”的故事，即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这些故事其实在中国到处都有，需要文艺工作者、学术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去更深入地挖掘。

　　从长期来看，需要破解西方的话语逻辑。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逐渐形成了西方所谓“民主”、“法制”的话语，内有非常强的“套路”。但美国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如何解释美国民众抗议却造成诸多人员伤亡；美国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为了所谓的“自由”不戴口罩，最后妨碍了更多人的自由是“自由”。

　　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怀柔远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谦逊文化，这种谦逊文化当然有它的优点，但在斗争激烈的国际舆论场中，有时候太谦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要求我们要敢于引导国际舆论。美国一再炮制新理念，一会“历史终结”，一会“文明冲突”，常常引领国际。中国的学者、智库与媒体也应该有这样的战略部署。重塑全球话语体系的困难和挑战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有信心推进方案与体系的不断完善。

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