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两会体育议案提案为何只能“等回应”

　　姚明（右）与刘翔在2014年两会分组讨论会上。CFP供图

　　杨扬 CFP供图

“我相信，这个建议一定会触及很多人的神经，但这原本就是应当要改革的。”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前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杨扬，把中国体育最隐讳的体育选拔制度推上台面，提出“关于选拔制度透明化、制度化，维护奥林匹克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保障运动员权益”的建议。但两会结束后，这个“尖锐”的建议很快就淹没在庞杂的信息中，只能静静等待有关部门的回应了。

在这两页纸上，杨扬把运动员的权益与呼唤公平正义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直指“国内组建国家队和参加大型赛事的选拔制度不明确，存在指派”等现象。“人大代表肩负着很多人的信任，我必须提出高质量的议案。”杨扬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坦言，从2008年第一次以人大代表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至今，很多问题都是一提再提，“这些年，关于青少年体育，我从各个角度都在提，但总体来说问题解决得比较慢，根本问题都没得到解决”，“力不从心啊，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力不从心”在著名体育学者易剑东看来，与体育“人微言轻”有很大关系——体育非刚需，在经济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位置相对靠后；体育界又难以从大社会的角度看问题，所涉议案提案多为就体育谈体育，与其他社会领域没有形成广泛交集，“本身式微，局限在小圈子里，说出来的东西很容易就变成走过场了。”

明星雷声大提案雨点小

两会期间，会议每天早上9点开始，代表委员通常要提前1个小时上大巴。因孩子太小离不开妈妈，杨扬只能每天在家和住地之间往返，因为“怕过了7点会堵车”，她每天早上6点30分就出门了，而为了准备会议发言，她“只能利用中午时间”。会议通常下午5点结束，杨扬回到家时已是晚上7点多。

今年的两会，像杨扬这样的代表委员有5000多人。在2232人的政协委员名单中，体育界以21人排在倒数之列，虽不乏姚明和刘翔这样的明星人物，但人们所关注的多为他们本身而非提案。

“今年我有提案，是自己调研后写的”，“我带了提案，是希望田径运动能为全民健身服务的。”政协委员刘翔出现在今年两会上，“真的带提案了”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短短几天，刘翔就占据了体育类委员两会热搜榜榜首，但他的提案引发的议论并不太多。在刘翔没有受伤前，因备战大赛屡次缺席两会的他，曾被称为“打酱油委员”，只能“用成绩献礼”的翔飞人还一度“喧宾夺主”，在两会上被热议。当时，前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曾表示：“刘翔每次来参加会议都非常认真。有时因备战任务重，无法脱身，我们对像他这样的现役运动员应给予理解。”

而姚明的那句“我要说（提案）是我自己写的，你信吗？”同样让他的影响力超过他的提案。事实上，姚明曾高质量地提交过《改革管理体制,开放人才选拔,促进中国篮球可持续发展》的提案，其中提到的中国篮球现实问题及建设性建议发人深省，可惜现状并未由此改善。即便如此，姚明也曾表示，“大家不要看到一个有点名气的委员就‘逼提案’，逼出来的提案不会是好提案！”

可自从一名体育界代表坦承自己5年都没有议案及建议，且称“每次参加人大会议都是学习，都是为以后的成长做铺垫”后，公众对体育界代表委员及议案提案的信心自然也打了折扣。“选明星参加两会是为了提高关注度，但他们拿不出议案提案反而会起反效果。”有业内专家表示，体育明星很难有时间调研进而拿出高质量的议案提案，尤其是现役运动员，即便提交了议案提案，也无法让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议案提案本身。

目前，体育界政协委员通常由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官员组成，“人大代表按照地区选举，政协委员按行业推举。地方和行业为了提高自身在两会上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自然会选择一些演艺界和体育界的明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陶文昭撰文表示，“对代表委员最本质的要求，在于是否代表民意，是否具有民主政治的素质。如果按照名气选择明星做代表委员，就等于以温度计去量血压，是功能错位。”但“这些年，也有明星在专业领域乃至社会其他问题上提出过真知灼见，当是定位准确和努力工作的结果”。

杨扬坦言，从运动员的角度说，如果自己在役，“99%只能把成为代表委员当成一种荣誉了”，没有生活经验，仅有的运动经验又看似与两会的议题没什么关系，就像她第一次参加国际滑联会议时的“傻眼和尴尬”那样：当时，“有运动员问国际滑联，你一年的预算是多少？我当时还想，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一天下来我都插不上什么话。”直到被国际滑联主席一语点醒，“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你的体育项目，说你知道的东西就行。”所以，退役后致力于青少年体育和运动员培训工作的杨扬，在两会上提出了不少建议，而运营冰场的经历，又让她的视野拓宽到社会化俱乐部的相关领域。“退役后，得益于我的工作，我的建议很多都与主流的竞技体育无关，反而得到社会上的关注更多。”

根据易剑东的观察，和其他领域相比，体育类议案提案在调研力度、思想深度、理论高度和实践的应用性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很多提案还在就事论事，涉及面不够广。”这和很多专家的看法基本一致，“各方面都在谈政府责任，但体育问题不是靠政府责任就能解决的，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和公民个人4点驱动，从体育机制上解决问题才是根本。目前的体育类议案提案，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气场不太吻合”，“参与比重不是最重要的，怎样把议案提案的质量提上去更为关键。”

视野太局限容易被忽视

说到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安置、青少年体质的增强和全民健身条件的改善等问题，易剑东表示，今年两会体育议案提案的焦点内容和七八年前相比，“没多大变化”。

2011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杨扬提出城市社区体育用地保障的议案及其他4项建议，“我在提交时都注明了需要反馈。”此后，杨扬陆续得到了回应，“住建部电话反馈说，议案已经提交到国务院。”但“我们小区还没有健身场地”的相同说法，促使不少人大代表再次与杨扬联名，“由于没有看到落实，所以今年以议案的形式再次提出了。”

多年提交议案的经验让杨扬明白，“不能天马行空地写，得考虑到最后谁能实施。”但管辖部门的庞杂有时也让她摸不着头脑，以青少年体育为例，学校体育主要由教育部体卫艺司负责，但教师缺编又归师资司管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又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如果一个大问题拆分到每个部委变成一个个小问题，就很难有人去落实。而没有总牵头的人，事情也常常做得有头无尾。所以，高层设计需要重新考虑，到底把青少年体育放到哪个高度去推动，如果作为国家人才战略、人才型社会的一部分，会不会好一些？”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恰巧是体育领域“责任虚置”的表现，虽然国内专设体育局代表政府主管全社会体育事务，但其协调社会办体育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应当有更高层面的部门关注，用综合思维促进体育改革”。然而，“体育系统内部有一套自身的话语体系，可惜与社会、媒体、更高的领导层和国际社会的话语系统没有完美对接。”易剑东用数据表示，被忽视的结果直接体现为，在国家财政投入序列上，对体育的投入在持续下降——1991年，体育投入占政府总财政投入的千分之4.3,但从2008年到2011年，该数字降为千分之一甚至更低。“政府公共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因为国家首要考虑的硬性投入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比如物质能源产业和基础设置等。体育对大多数人而言，并非第一需求。”相应地，国家在政策法规上对体育刚性和硬性的规范也十分有限，“所以，体育问题重复提了那么多年，一直难以解决。”

易剑东回忆起参加联合国体育促进和平发展国际论坛时的感受，他向记者表示，联合国有很多借体育改善贫穷地区设施条件和感受和平快乐的项目，但很少选择中国立项，当他问及原因，对方表示，这样的会议很少有中国人参加。同时，中国很少把体育与和平发展联系起来。“正如罗格所说，体育单独做不了什么，但可以和其他领域结合起来，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的视野太窄，声音本来就微弱，还总是就体育谈体育，难免陷于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的尴尬处境。”

“而真正该关注体育的领域，却对体育视而不见。”易剑东表示，今年的两会，旅游和文化领域的报告中涉及了部分体育内容，但谈及健康问题时，卫计委的部分报告却对体育“只字未提”，“我国有两亿慢性病病人，主要根源就在于营养过剩和运动不足，在国际上，想健康先谈运动再谈吃药，而在我国恰恰相反。”体育的式微引得姚明感叹，“大家都忽视了运动的重要性，再过10年，肥胖一定会像雾霾一样影响中国人。”

“体育的处境与前些年的环保类似。”易剑东曾在相关部门谈及“体育的战略性”，却被以“笑话”二字回应，这让易剑东感觉“很荒唐”，“体育和环保都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都经历过式微的阶段”，若要利用好两会的平台发出声音，让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发挥作用，就需要“始终站在社会的高度和与社会结合的角度表出声音，引起关注和重视，才能真正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