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认的科技大国，竟“不敢”做疫苗？

　　原标题：世界公认的科技大国，竟“不敢”做疫苗？

　　8月18日以来，日本已连续多日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2万例，屡创历史新高。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推算，德尔塔毒株已经成为日本国内新冠病毒感染的主流，新增感染中约9成为德尔塔毒株。尽管疫情持续恶化，东京奥组委仍准备让13万名学生入场观看残奥会。

　　因感染人数骤增、医疗系统告急，政府决定收紧新冠患者住院标准，导致东京都接连出现在居家疗养过程中死亡的患者。日本厚生劳动省专家组织称，疫情已接近灾害时局面，出现了“反思举办奥运加速疫情蔓延”的声音。

　　实际上，盛会后的疫情大暴发真正暴露的是日本新冠疫苗接种的缓慢和不足。

　　奥运会开始前，日本疫苗接种率还不到20%，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不仅如此，至今还没能研发出国产疫苗的日本，却屡次向中国台湾地区、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无偿捐疫苗。

　　世界公认的科技大国日本，为何在疫苗研发上“掉队”了？

　　文 |  靳冠辉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编辑 |  丁贵梓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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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会之后，日本很慌

　　精彩的奥运赛事刚过去不久，日本持续恶化的新冠肺炎疫情愈发令人担忧。

　　进入8月，日本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连续20余天超过万例，不断刷新全国单日新增最高纪录。日前，日本境内还发现了首例感染拉姆达变异毒株的新冠肺炎病例，给脆弱的疫情防控增添新的风险。

　　其实，在奥运会期间，日本疫情即有蔓延趋势。

　　8月2日，东京周围埼玉、千叶、神奈川三县以及关东大阪府进入紧急状态，北海道、京都等5都道府县宣布实施“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相当于“半紧急状态”）。6日，日本国内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突破百万。8日，新增茨城、福岛等8个都道府县实施“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

　　与奥运会相关的工作人员感染人数也不断增加。7月1日到8月2日，就有276名奥运相关者确诊，还有不少医师志愿者不堪疫情重压，选择辞职。

　　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医护人员人手不足……这些不稳定因素始终困扰着日本，还没走出奥运氛围的人们，转眼就迎来新一波疫情高峰。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还出现了“反思举办奥运加速疫情蔓延”的声音。8月4日，日本新冠对策小组会会长尾身茂表示，奥运会“给人们的意识造成了影响”，举办奥运会使得民众的防疫危机感减弱，加剧疫情传播。

　　针对举办奥运导致疫情恶化的争议，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奥运相丸川珠代先后予以否认，但这并不足以安抚日本民众。近日，《朝日新闻》刊登民调显示，因民众不满奥运会前后的疫情失控，菅义伟内阁的民意支持率下滑至28%，自去年9月组阁以来首次低于三成。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秋季日本将会举行国会选举。在这一时间节点下，日本国内关于“奥运背锅”的争议难免带有政党相互攻讦、为选举造势的色彩。而在这些争议背后，日本政府真正的防疫漏洞往往被人们忽视，那就是新冠疫苗接种的缓慢和不足。

　　据《日本时报》报道，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运选手、工作人员入境日本之际，日本仍未意识到接种新冠疫苗的紧迫性。东京奥运会开始前，日本的疫苗接种率还不到20%，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截至8月2日，日本国内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的人数为5036万左右，仅占总人口的39.61%；接种第二针的人数为3702万左右，仅占总人口的29.12%。显然，疫苗接种不足是日本确诊病例持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日本正以每天150万剂左右的速度加快推进接种。9日，菅义伟宣布全国新冠疫苗接种总量已超1亿剂，并提出“到8月下旬4成国民完成2剂接种”的新目标。不过，根据日本人口数量计算，即便疫苗接种总量超过1亿剂，其接种比例依旧未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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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强国，“不敢”做疫苗？

　　日本新冠疫苗接种进度之缓慢，不仅表现在接种人数少，还体现为疫苗研发停滞不前所导致的疫苗供应不足。

　　据厚劳省官网信息，从2020年12月开始，日本研究机构才陆续开始进行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目前，仅有4家机构研发的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还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投产的能力。此外，日本研究机构VLP Therapeutics也已经向相关审查机构提出临床试验申请。

　　[注：这4家研究机构分别是：生物投资公司安杰思、制药公司盐野义制药、制药公司第一三共以及制药企业KM biologics。]

　　日本是世界公认的科技大国，在医药开发、医疗设备创新、基础医学等领域遥遥领先，还有着辉煌的疫苗研发历史。1889年，“日本近代医学之父”北里柴三郎首次成功培养出破伤风菌，并确立血清疗法，有力推动了此后各类疫苗的研发工作。二战后，伴随着经济复兴与崛起，日本的疫苗研发也快速发展，甚至还向欧美国家提供疫苗技术。

　　曾经的疫苗研发“领头羊”，却至今没能研制出国产新冠疫苗，这与日本社会的“疫苗恐惧”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陆续出现疫苗副作用所导致的医疗事故。当时，日本引进的一款麻腮风三联疫苗导致180万接种新生儿中的1700多人感染无菌性脑膜炎，比例达0.09%。还有不少人在接种日本研制的天花疫苗后出现严重后遗症，甚至死亡。系列事故引发社会恐慌，各地民众纷纷起诉日本政府。

　　1992年，东京最高法院判定日本政府对疫苗接种产生的副作用负责，受害民众获得了国家赔偿。但是，医疗事故已经让日本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并对疫苗接种产生忌惮。直到今天，日本社会仍弥漫着对疫苗接种的恐惧情绪。2020年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调查发现，超过七成的日本受访者表示对疫苗接种没有信心和意愿。

　　高额的赔偿和血的教训也让日本政府在疫苗采购和研发上有所顾忌。三联疫苗事件后，日本政府针对引进国外疫苗的审批程序更加复杂，1993-2007年更是成为日本社会的“疫苗空白期”，15年时间里只引进了两种新疫苗。同时，疫苗研发工作也失去了国家的系统性支持。

　　政府担心、民众害怕，久而久之，日本的疫苗研发领域陷入无人顾及的尴尬境地，日本社会长期对疫苗的忌惮和消极认识给疫苗研发带来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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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差距？政策差距！

　　如果说日本社会对疫苗的忌惮导致了研发技术的止步不前，那么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部的官僚体制僵化则给日本疫苗研发套上了沉重的政策枷锁。

　　*政府缺乏统一有效的组织机构，对疫苗作用的战略性认识不足。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疫苗研发工作，很多国家都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统一政策，将疫苗视为战略性资源并加紧研发工作。

　　厚劳省是日本长期负责疫苗研发相关事务的政府机构，但它内部结构繁杂、效率低下，没有足够的权限和能力应对突发危机事件。在疫情持续恶化、急需加快推进疫苗研发之际，日本的反应异常缓慢，没有及时形成有效的组织机构，来制定相应政策、改善研发环境。

　　去年3月，日本国内疫情开始恶化时，政府内部还将目光集中于治疗药物开发，而不是疫苗研发，这让日本在疫苗研发的起步阶段就已落后于其他国家。

　　在疫情重压和奥运诉求的步步紧逼下，直到今年6月，日本内阁才通过了关于强化疫苗研发与生产体制的战略，新设先进研究开发战略中心（SCARDA）。在健康·医疗战略推进事务局的主导下，加强各省厅之间的密切合作，强化疫苗研发的能力和机制。

　　*政府沉迷于“疫苗外交”，忽视对疫苗研发的资金支持。

　　因疫苗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大，一般情况下，单靠企业或研究机构本身难以完成，通常需要政府投入足够的资金推动疫苗研发。然而，2020年，日本政府投入疫苗研发领域的资金还不足3000亿日元（同期，美国政府的投入为100亿美元），政府对疫苗研发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相比投资疫苗研发、解决本国民众的燃眉之急，日本政府似乎更热衷于把钱花在“疫苗外交”上。

　　据厚劳省数据，日本政府已决定向中国台湾地区和越南无偿援助300万剂疫苗，向印度尼西亚无偿援助200万剂，向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泰国各无偿援助100万剂。

　　没有国产疫苗的日本，捐赠的疫苗自然也是从别国手里买来的。目前，日本政府已向辉瑞采购1.94亿剂，向莫德纳采购5000万剂新冠疫苗，向英国采购1.2剂阿斯利康疫苗。

　　不专注于国内疫苗研发、改善生产体制，尽早为本国国民提供完善的疫苗供应保障，却花费大量资金积极展开“疫苗外交”。可见，日本政府并没有将本国国民的疫苗安全保障放在首位，而是更重视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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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不到位，谁来买账？

　　没有民众信任、没有政策支持，身处日本疫苗市场漩涡的研发和生产企业被束缚手脚，担心哪怕微微一动都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从疫苗市场的角度来看，欧美四家企业长期占据世界疫苗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本国内疫苗供应也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导致国内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企业投资成本大、回报小。企业缺乏投资疫苗的动力，政府也没有充足的预算投入，研发机构难以通过融资获得足够资金，这自然会限制日本疫苗的研发进度。

　　不过，日本虽然疫苗市场规模很小，却具有规模庞大的医药品市场。据估计，日本国内有近10兆日元的医药品市场，而只有3200亿日元的疫苗市场，仅占世界疫苗市场规模的8%。站在企业投资的立场上，资本自然更青睐医药品市场。

　　此外，疫苗研发工作还需要相应疫苗生产体制的配合。日本政府不管不顾，改善疫苗生产体制的重任就压在了企业、研究机构和制造商身上。这使得它们的成本进一步增加，参与疫苗研发和生产的积极性再遭重击。

　　日本著名制药公司第一三共的社长真锅淳就曾表示，日本许多制药企业都对投资疫苗犹豫不决。他坦言，要想制造高品质产品，不仅需要大规模投资，还需要疫苗、补贴、采购安全的制度保障。“单靠某个企业的力量是有限的。”

　　实际上，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因资金问题错失研发疫苗的良机。

　　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在韩国暴发时，日本政府也曾委托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的石井健教授进行针对MERS的mRNA（信使RNA）疫苗研发。可当研究团队顺利完成动物实验时，日本政府却以“疫情已经结束”为由，停止研究经费投入。不少企业也认为，这种传染病疫苗已经赚不到钱，“再进行临床试验的话就看不到未来了”。结果，研究因缺乏经费未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mRNA疫苗研发工作被迫中断。如果当时日本继续深耕mRNA疫苗技术，或许现在早就生产出国产新冠疫苗了。

　　[注：与MERS的mRNA疫苗相似，目前欧美国家的新冠疫苗也多采用mRNA方式。]

　　如今，日本虽有4家机构研发的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前景不容乐观。

　　根据厚劳省要求，日本国产新冠疫苗正式上市前需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但是，在全球疫苗接种日渐普及的背景下，招募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志愿者将会越来越难。为此，第一三共还尝试与厚劳省讨价还价，希望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降低对国产疫苗临床试验数据的数量要求，若能跟辉瑞疫苗具有同等效果也获得临时批准。

　　不过，由于长期依靠国际市场，日本国内的疫苗生产体制早已无法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即便国产疫苗研制成功，日本恐怕也很难快速进行大规模疫苗生产。

　　从东京奥运被推迟举行的那一刻起，令和时代的奥运便注定被打上疫情的烙印。“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鼓舞着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疫。然而，日本疫情的持续恶化令人惋惜。

　　疫情不会自动消失，对于日本民众而言，合理的防疫政策、充足的疫苗供应，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的良药，而这都需要日本政府的积极作为。可惜的是，民众对疫苗的不信任、政府官僚体制的僵化和企业的利益考量，严重阻碍了日本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进程。日本民众想要接种自家生产的疫苗，恐怕还要再等等。

责任编辑：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