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增加造谣者成本 提高相关部门公信力
CCTV2《央视财经评论》：管管善心的大忽悠
存多少钱您才够养老？现在有的媒体算了一笔账，说到60岁退休，除去每月的养老金之外，可能还要多花100万才够维持到80岁。很多人看到这一百万都心头一紧，养老真的要一百万才可以吗？这个账算的靠谱吗？如何管一管这些或大或小的忽悠人的消息？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乃军博士、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养老要一百万才可以？市场上哪来那么多忽悠人的信息？
胡乃军：新闻表达需清晰 不能造成恐慌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看到这个新闻，我心头一紧。如果这个新闻就是靠标题来赚人眼球的话，是不太负责任的。但它其实是想说，几十年下来，整个退休养老生活，把现金流积攒下来，我需要多少钱。它并不是说到了那个岁数，我的账户上要有多少钱。但有时候，我们公众在接受新闻的时候，他不可能看那么仔细，算那么仔细，不可能那么理性，那这个时候一慌，可能就会觉得，我到60岁的时候，账户上需要一百万，没有就过不好生活了。所以新闻要向公众表达得清楚一些才好，不然就容易造成一种恐慌，使人们产生焦虑，所以我对这个新闻是有一定意见的。我觉得这是在赚噱头，赚眼球，不应该。
在理财角度上，原来新闻里有所谓的理财专家，他看似是一种善意的说法，说你们要准备钱，没有多少钱不够养老，但他就没有想到，这个受众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如果这个新闻发在航班读物上，对这些高收入群体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如果是面向大众媒体，那收入是要有区分的，地点是要有区分的，生活状况也是有区分的，如果不做这些考量和考虑，那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做新闻，传播消息都要有责任感。为什么我们在传播中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词语要注意说，有些要注意表达方式呢？就在于你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受众。传播消息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些特殊的受众。要时刻考虑到，你发布的信息是大众传播，所有人都有可能收到，那么这时候那些脆弱的群体，容易敏感的群体，对这个信息有负面接受情绪的群体，你要考虑他们的感受，要注意这个消息发布之后的责任、后果，尽量注意，不要危言耸听，光为了赚眼球是不对的。
张鸿：养老替代率约70%才能保证退休后生活水准不大幅下降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是这样的，那一百万是每个月，你想为自己补充养老。就是基本养老不算了，补充想多收入2千块钱，20年大概是48万，48万又算了20年的通胀进去，大概是116万。这个数字你一开始听起来确实挺吓人，但是你事后一算，可能有的群体觉得更吓人。比如说农村的，像我们老家一个月才拿几十块钱，他也养老，他没法算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统计局也说5万6年收入以上就算富裕群体，对他们来说，可能退休以后，一个月多加两千块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要求。
我们的养老替代率现在比较低，尤其企业的是40%左右，这个替代率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月一万块钱，那我可能退休以后拿到的那个钱是4千块钱，那替代率就是40%，6千块钱就是60%。一般来说，你要拿到替代率70%左右，你才能保证你的生活水准在退休之后不大幅下降，40%就大幅下降。所以理财专家其实是在告诉你说，为了保证补上这30%40%的差别，你要每个月多交点钱，到最后累计20年是一百万左右。但其实不同的群体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算这个账，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考虑的。不要别人一说什么你就吓一跳，但你得自己心里有数。
胡乃军：政府决策需公开透明 不给谣言留有散布的空间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政策有的时候模模糊糊，像面包车换牌，这个消息和养老需要一百万不一样，这个消息可以让我们政府出来进行辟谣，是建立权威的一个很好的途径。这个时候是政府的决策和制定，那么你这个消息是真是假，需要政府的权威性来在里面。如果政府权威的，真实的消息不出现，那就会被虚假的，不真实的消息占据这个空间。
有些时候，尤其涉及到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的时候，需要我们政府在这个时候出现，因为在这个时候，政府权威性是得到人们认可的。像养老金这块，有可能需要看你的收入，家庭结构等等，但是像车牌换照，这绝对是政府公信力体现的时候，这个事情是真是假，那么政府在决策，在探索，在公布的时候，要公开透明，不能模模糊糊遮遮掩掩，如果模模糊糊遮遮掩掩，就给虚假的消息造成了散布的空间。
张鸿：增加造谣者的成本 就减少了他们造谣的动力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因为我关注新闻，我知道这个逻辑链是什么。就是到今天，这个传言出来，它的逻辑链到底是什么。过去你家用的小面包车一般来说都属于小轿车，就是小型载客汽车，那是一个行驶证。今年开始，小型面包车单独有了一个本，如果你家里有一个面包车，那个行驶本上就叫小型面包车，依然是蓝牌，但换了一个车本。有面包车的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想换成小轿车。为什么他拥有小型面包车了？就是有一些人摇到号以后，当时不一定需要车，但他得把这个牌占上，那成本最低的办法，是买一个最便宜的车，而二手的面包车是最便宜的，最早的消息，我看媒体报道最早的消息好像是出自4S店，4S店可能想推销车，就说面包车有可能到下一步会变成黄牌，以后在北京市区就不方便了，就发了个短信说，赶紧到我们4S店买轿车吧。随之而来的就是猜测加上恐慌。在25号的时候，北京好几个媒体采访了车管所，车管所说目前没有这个事。
法律的制定要界定清楚，比如说一个传言引发了社会巨大的恐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这个影响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界定清楚对个人的伤害。比如传言赶紧抢盐，我可能就要花十块钱买盐，那这我是不是可以起诉他？还有，给我造个谣，说我私生活怎么样，这是不是侵害了我？这些界定清楚以后，需要有严格的执行。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的执行，比如说一个恐慌性的信息，如果引发了众多群体性的恐慌，是不是比如有比如集体诉讼的机制来保证。这些在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都应该相当严，才能够减少那些说谎者，或者造谣者造谣的动力。增加他们的成本，就减少了他们的动力。
张鸿：要让民众更相信相关部门的信息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要提高我们的慧眼，我们还是相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相对来说，专业的人大概有一些，再持续关注一些帖子，大概就能够有一个判断。另外一方面，除了提高我们个人判断力，还要提高相关部门的公信力。我们部门反应有时候一个是不及时，再有信用不是一天积累的，但是它可能一天就毁掉了，所以它是慢慢积累的，我们还是要让民众更相信相关部门的信息。
胡乃军：要追根溯源 审视发布信息的源头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发布信息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种专业“胜任”的检查。简单说，你发相关哪一类信息，你得有这一类信息的资质。比如说养生的，医疗的，用药的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发的。现在我看微信，看到养生用药的信息，先看来源，如果是公众号，比如某某医疗信息网，我再点开它的资料介绍，看建立这个信号的人，他具不具备医生用药专业资质，如果他具备了，我才用一个比较理性，比较尊重他的角度去看，如果不具备，那我就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