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调查不常回家看父母的代价：唐朝判2年

　　重阳之前，青岛、苏州等多地法院发布近年来涉老案件工作报告。九派新闻（微信号：cjrnews）记者发现，从数据上看，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涉老案件呈上升趋势。

　　苏州中院发布的《2011-2013年苏州法院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报告》显示，涉老纠纷主要集中于离婚、赡养、继承、分家析产等民事纠纷，且老年人为原告的比例远高于为被告的比例。

　　上述报告特别提到：“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需求多被忽视。部分子女认为，能够保障父母吃、住、医疗，已经尽了最大的义务。很多与老年父母对簿公堂的子女，与父母之间形容陌路人，多年互不往来。老年人因得不到子女精神上的充分赡养，内心更加敏感、脆弱。”

　　 “常回家看看”成法律义务

　　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赡养纠纷正出现新的问题，老年人精神赡养需求日益强烈。

　　所谓精神赡养，是指赡养人根据法律规定或约定，在对被赡养人履行物质赡养的同时，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使被赡养人在精神上得到慰藉。

　　其实在2013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精神赡养便首次得到重视。该法第十八条在《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基础上对精神赡养进行了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常回家看看”已经成为一种法律义务。

　　有律师将“看望”或“问候”解读为，赡养人由于求学或工作原因与老年人分处异地，并因缺乏时间和金钱等客观原因无法做到经常性探望，但仍可通过电话、书信、电邮等多种方式问候老人，从而完成赡养义务。

　　因此，该条强调的是从精神上关心、关怀老人，与老人经常联系，使其没有被忽视、被冷落之感。

　　但正如天津河东区法院重阳当天发布的《涉老案件综合情况白皮书》所述，要对精神赡养基本立法精神与原则、具体内涵做出明确阐释，依据国情对精神赡养义务进行量化。目前看来依旧任重道远。

　　苏州中院10月19日出台《关于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实施意见（试行）》，试图通过利益划分来约束年轻人履行精神赡养的义务。

　　意见规定，对老年当事人起诉要求赡养义务人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全苏州市法院应予受理；部分继承人未尽赡养义务的，判决时可视情况少分或不分遗产。

　　 “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

　　对精神遗弃的惩戒，可追溯至古罗马。

　　当时，有一种专门惩罚“精神遗弃之不作为”的规定，即“直系尊亲属下狱时，卑亲属能保释而不为保释者，丧失继承权；卑亲属为俘虏时尊亲属有资力救赎而不为者，丧失继承权。”这与苏州中院的措施可谓异曲同工。

　　在中国古代，唐代社会即提出精神赡养义务，提倡对父母等长辈要做到“色养”。所谓色养，即指养老要尊敬长辈，承色顺志，恭敬柔色，好之所好，恶之所恶，处处顺从父母的意愿，满足父母的要求。

　　《唐律疏议》还把精神赡养规定为法律层面上的义务，“父母在，不远游，不别居，不异财”，“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谓可从而违，堪供而阙者。须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在上面的规定中概括了两种情况：一种是违背祖父母、父母的教训威权，在应当听从而且也可以听从教诲的情况下，却违背长辈的教育训导，即视为犯罪；另外一种是应该赡养而且也有能力赡养祖父母、父母的情况下，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也属于犯罪。

　　“可从而违”和“堪供而阙”都被《唐律》定性为“不孝”之罪，立法严禁。

　　在明朝，则出现了终养制。所谓“终养”，是指官员因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年老，依例具呈暂离职务，回籍伺养。

　　上述律例可谓都对精神赡养进行了量化。而在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三化”同时进行的当代中国，由于传统的撕裂，以及现代意识的居无定所都使得量化当下的精神赡养变得困难重重。

　　 法律约束VS政策鼓励

　　北欧福利国家瑞典、芬兰等似乎走在了前面，其国家法律中都有关于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

　　这些要求以量化的方式具体规定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每年、每月、每周，甚至每天应当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和次数，连子女与父母谈话的忌语都受到限制。

　　不过，强行提倡精神赡养的多数是传统的福利国家，在非福利国家，对精神赡养的重视程度也跟当地文化习俗有关。

　　在东正教占主流的俄罗斯，孝敬父母也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旧约，出20：12》提到，“孝敬父母，使你能在雅威、天主赐给你的土地上活得长远。”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对精神赡养做出规定，“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应赡养其无劳动能力需要帮助的父母，并关心他们。”

　　在美国，各州对家庭法都有独立的立法权，且判例和习惯法的保留及不统一。不过美国大多数州的家庭立法都肯定了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有的州也规定，对负有赡养义务而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要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即使绝大部分州法律肯定了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但是在其单行法中，较少有涉及老年人精神赡养方面的条文。

　　东亚各国及地区受孝道文化影响颇深，在精神赡养方面也都给予了重视。相较于量化式的惩戒，通过政策加以鼓励似乎更受欢迎。

　　日本作为老龄化大国，其《老人福利法》被称为“老人宪章”。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每年的9月15日为日本的“敬老日”。

　　在日本，老人与子女同居率非常高。老人即使与子女分开居住，居住的距离也不会太远，即著名的“一碗汤距离”。

　　为鼓励子女养老，日本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若子女照顾70岁以上收入低的老人，可以享受减税；若照顾老人的子女要修建房子，使老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可以得到贷款；若卧床老人需要特殊设备，政府予以提供；同时，日本在社会舆论上提倡三代同堂，提倡子女尽抚养老年人的义务。

　　在韩国，政府通过福利政策补偿赡养父母的孝顺子女。对那些与老人同住，积极赡养老人的家庭给予税收优惠和住房补贴。

　　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一系列津贴计划，以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以便照顾父母。不过，新加坡并没有将精神赡养写进法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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