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上的风马旗 她在风霜雨雪中守护一方平安

28.04.2016  17:56

  杜勒将彩旗绑在容易发生落石的道路边。

  风雨中,杜勒举着彩色的风马旗,深一脚浅一脚淌在泥水里,将一面面旗帜挂在每一处塌方路段。在甘孜州新龙县甲拉西乡的各个重要路口都能看到印有经文图案成串系于绳索之上的小旗,这些小旗被称作“风马旗”。路边插着的这些印满密密麻麻的藏族经文、佛像、风马图形的方形、三角形小旗,让来往的司机心里十分踏实。在他们看来,看到风马旗就意味着看到平安祥和。

  她,高高瘦瘦,编着粗长的发辫,长年奔波落下的痼疾,让她在崎岖山路上行走时有些一瘸一拐。

  9年来,在海拔4000多米的甘孜州新龙县甲拉西乡,作为乡安监员的她,要负责全乡的道路安全、消防安全等工作。这些在州、县分属不同部门的职责,被这个叫杜勒的藏族女性一个人担了起来。雪域高原,环境恶劣,这对于一个年过50岁的女性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履行好职责,更需要一颗无比坚韧的心。

  甲拉西乡位于新龙县县城东南部,属半农半牧乡,幅员331.73平方公里,有553户人家,摩托车、面包车、农用机动车近600辆,而乡上的安监员就只有杜勒一人。虽然车多路险,但在杜勒的守护下,这个乡8年来没有出现一例造成人员伤亡的安全事故。

  在甲拉西乡,安监员要负责全乡的道路安全、消防安全等。在基层安监工作中,杜勒绝口不提经费不足、交通不便这些困难,她常说的是:“我要对得起国家给我发的工资,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

  2015年3月,杜勒从全省上千名基层安监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最履职的基层安全监管者”之一,同时被省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洪水冲垮了路基,却冲不垮她坚定的信念

  “甲拉西乡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大部分乡村公路弯多坡陡、路窄、无安全防护设施,车辆稍不注意或操作不当,就有可能翻下悬崖或雅砻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杜勒说。

  在当地,藏民们看到“风马旗”之后,一般都会打起精神、放慢车速。这给杜勒很大启发。她自掏腰包买了不少这样的小旗子,在每一处出现垮塌的裂痕或是有急弯的地段,把风马旗一排排挂在树上,或插在地上。

  2012年7月23日,倾盆大雨持续了整整一周。杜勒的丈夫仁孜开车送她上班。一路上,泥土和雨水融合在一起变成了稀泥,原本与道路并行的甲拉西河水渐渐漫上路面,夹杂着石块与泥土汹涌向前。

  到达益西村布乃格时,杜勒突然发现前面有十多米路段已经被洪流冲垮了一半。“停车!停车!不能再往前开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杜勒急忙叫住丈夫,从身上斜挎的小包里拿出五六面风马旗,拉开车门,几步冲到了垮塌路段跟前。“不要再过去了,水里有石头,一会儿被大水冲走了你就完了!”仁孜跟着跳下车,追着她喊。可是杜勒不顾丈夫的呼喊,蹲在垮塌路面的边缘,伸出双手将穿满风马旗绳子的一端系在路边山壁的树枝上。她身子倾斜,右脚伸直踩在被河水冲成斜坡的路基上,左脚弯曲踏着仅剩的一点路面,想将绳子绑得更加牢固。而风马旗却不听使唤的在风雨交加中摇摆不定,杜勒心中此刻只有一个信念:风马旗上系着的是万千生命,无论如何也要绑牢实。“你是不是疯了?路基都空了,要是垮下去你被大水冲走了怎么办?”仁孜话音刚落,杜勒右脚踩着的那块泥土突然整块塌了下去。仁孜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拽了上来。“如果当时是她一个人,那肯定没命了!”仁孜把她拖回车上才发现,杜勒卷起裤管儿的腿上布满了青青紫紫的淤痕,双脚颤颤巍巍,几乎站不稳。回到县城后,医生告诉杜勒短时间内不能走路,要多休息。可是,当天下午,杜勒趁仁孜上班,自己找了一根竹棍子拄着,又赶到下一个坍塌路段做着重复的工作。

  被洪水冲垮的道路是甲拉西乡唯一一条通乡公路,道路的垮塌影响到5个村子230余户村民、420余辆车辆的正常出行。洪水退去后,乡政府组织受灾的益西村村民来修复坍塌路段。杜勒挨家挨户去协调村民们,让村民有机器出机器,有人力出人力,从早到晚一直守在现场二十余天,直到道路修好。“我活了61岁,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山洪,也没见过像杜勒一样尽心尽职的女干部。”益西村退休兽医小阿布跟记者讲到。

   不厌其烦做工作,老百姓心服口服上牌照

  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逐步提升,甲拉西乡的村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车,但由于安全意识缺失,有不少村民不想上牌照。2012年7月,新龙县集中整治无牌无照车辆。杜勒走访了甲拉西乡的300余户村民,登记了38辆无牌无照机动车辆,并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

  “觉得牌照上了没啥用,还要花那么多钱。”益西村村民洛桑家里有1辆大车和1辆小车,大车用来拉货,小车是日常开的。

  杜勒经常找洛桑耐心讲解不上牌照的危害,洛桑不在家就跟他老婆说。“当时家里的存款确实不够,杜勒姐就从自己的银行卡里面取了7000多元帮我垫上。”洛桑回忆。

  村民们最初并不理解上牌照的重要性,甚至对于杜勒的到来感到厌烦。对于这些户均年收入4900元的村民来说,八九千元的上牌费用是一笔“大钱”。“我们村有11台无牌无照车辆,杜勒每一家都跑了四五趟。后来我们终于意识到了上车牌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也就心服口服的愿意去上。”益西村村主任其麦拉姆说,“杜勒就像是在为自己家里面办事一样,到每户家里去讲道理、做工作。”

  由于村民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上牌需要的材料、手续完全不了解,杜勒就陪他们一道去办手续。“她是一个热心肠,也是一个从老百姓当中走出来的干部,最能体会百姓们的艰辛。”同为乡干部的志玛这样评价。

  志玛还记得,有一次和杜勒一起去帮村民办理上牌照事宜,“我正在用手机算商户需要缴纳的税,杜勒突然跑出去花几十块钱买了个计算器回来,问她为啥子,她说手机容易按错,她怕让老百姓多交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