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科院副院长:像过去抓GDP一样抓制度建设
“正如胡春华书记所分析的，与过去35年改革开放以‘破’为主相比，新一轮改革在‘破’与‘立’结合的同时，更强调‘立’，‘立’在法制化的制度建设。”长期研究转型经济与制度经济学的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王珺近日对南方日报记者畅谈他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理解。
王珺认为，在新一轮改革中，广东不能再寄望中央给政策，而应大胆地先行先试，在制度建设上再次“杀出一条血路”。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打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他建议，在广东振兴粤东西北战略中，应以改革为核心，推进城乡一体化一揽子的综合改革试点。
●南方日报记者 黄应来 陈韩晖
改革认识新一轮改革要给体制“动手术”
推进有效的制度供给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整个社会创新与创业的门槛降下来，把行业准入的门槛降下来，把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降下来
南方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全面改革，与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相比，新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什么？
王珺：新一轮改革与过去35年改革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从共同点来说，第一，体制改革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的关系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变。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方向始终没有变，从商品经济的放开试点到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初步确立再到完善，这始终都是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不断扩展与完善过程的认识始终没有变。
过去35年来，广东围绕着发展这个核心，以市场化改革为动力，在更大程度地动员与释放境内外的资源活力上率先进行了探索。通过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广东与全国各地一样都走在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
区别在于，除了过去35年的改革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新一轮的改革则注重全面深化改革之外，过去的改革主要是通过破除传统体制的桎梏，扩展市场范围；新一轮的改革则是在注重“破”和“立”结合的同时，更强调“立”，即通过市场制度建设，推动市场深化。
王珺：我觉得“破”与“立”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新一轮改革的“立”主要在市场制度建设。就是要构建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体制机制，说到底，就是一套有效的制度供给。
这里所说的制度供给的有效性是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公平、透明与可信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制定多少个条例、公布多少个规定，关键在于，这些条例与规定能否实施，谁来监管这些实施过程，如果违约如何受到惩罚，处罚力度是否具有威慑力等等。如果制定的规则不能实施或实施成本过高，那么，这会影响制度的有效性与制度制定者的公信力。
把有效的制度供给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这是由在新时期通过释放改革红利、以推进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所决定的。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地区与城市的企业竞争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保证产品与服务质量前提下降低成本。如何降低成本呢？企业成本包括了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与交易成本。生产成本是企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控制与解决，诸如创新产品与商业模式、改善管理流程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率等。而运输成本与交易成本是企业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的，运输成本取决于运输条件的改善，交易成本取决于制度安排，但是，这两个方面对企业成本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着企业对资源的配置。作为公共品的供给，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级政府致力于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改善了运输条件，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扩大了企业跨地区配置资源的空间。
新时期，虽然运输成本的降低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一部分原材料、劳动力与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但这还是不够的。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可以直接减轻企业运营的成本，而且也是企业注重质量、选择合作与长期投资的关键。所以，推进有效的制度供给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整个社会创新与创业的门槛降下来，把行业准入的门槛降下来，把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降下来。要大幅度地降低交易费用，就需要对现行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动手术”，因为这种体制只适合粗放式发展，而不适应集约式发展，新时期需要的是高质量的集约发展。
改革内涵政府与市场好比水流与水渠
如果政府通过干预任意地改变了产品之间与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那么，要素流动就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配置效率就无从谈起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哪？
王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这个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我个人理解，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政府与市场是任何社会中组织社会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两种方式。抓住了这个关系，就等于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的“牛鼻子”。第二，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有自身的优点与局限性。如何优势互补、规避各自的不足是人们对两者关系不断探索与深化认识的核心。第三，两者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与每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与侧重点，这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特点，在深化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这个关系的处理。
南方日报：怎么理解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王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需要理解两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水流和水渠的关系。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存在着落差，就存在着水流。但是，水流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能泛滥成灾。这就需要修建水渠与堤坝，从而治理与疏导水流，使其朝着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经济中，落差就是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差价。只要存在着差价，就存在着产品与要素之间的流动。通过流动，使低收益部门的资源流到高收益部门，从而提高配置效率。而市场经济中的水渠与堤坝就是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与秩序。不合时宜的制度规则就会限制甚至堵塞资源的流动，进而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作为一种公共品，这种类似水渠与堤坝的制度主要是靠政府提供与建设的。
南方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怎么理解这个新提法？
王珺：理解这个提法仍然需要从水流与水渠的关系上入手。我们知道，在水流与水渠的关系上，水流是第一性的，只有对水流的规律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才能修建合适的水渠与堤坝。水流的规律性就是宜疏不宜堵。否则，随意地修建水渠，既堵塞水流，又造成资源浪费。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可以把市场看成是第一性，政府作为是第二性的。如果政府通过干预任意地改变了产品之间与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那么，要素流动就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配置效率就无从谈起。
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实践来看，党的十三大就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基本框架，这意味着我国从计划与市场各管一块的板块结构转变为两者都覆盖全社会的管理模式。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市场机制如何覆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为市场机制对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覆盖程度主要受制于政府的管制。政府让你覆盖你就覆盖，不让你覆盖你就覆盖不了。换句话说，市场覆盖全社会是政府放开管制的结果。20多年来，虽然政府在逐步放开管制领域与范围，但是，还没有达到全社会的覆盖程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我的理解，就是针对这种体制转轨的现实提出的，因而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怎样放开呢？第一是资源价格的放开，比如资源矿产价格，基础性服务品，水、电、交通价格，还有垄断行业价格，另外是要素价格，主要是资本要素，比如利率、汇率要和国际接轨；第二是金融行业的放开。现在几乎所有行业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但还有很多障碍，先撇开“玻璃门”、“弹簧门”等行政审批门槛不说，比如，重化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注册资本与实际投资都远远高于进入轻纺工业的中小企业。如果企业不能在金融与资本市场上进行低成本的融资，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营企业还是进不去的。第三是商事审批制度的变革，以解决投资项目的审批时间过长、行政审核门槛过高与不确定性因素过多等问题。
改革抓手新一轮改革发力点在制度建设
应充分地发挥社会科学在机制设计、理论引导与舆论导向等方面的作用，推进各项制度规则在设计、实施、监管与奖罚等方面的完善
南方日报：您觉得新一轮改革的发力点在哪里？
王珺：我认为，新一轮的改革发力点在于有效的制度建设。我国各级政府作为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对抓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对抓制度建设却并不充分，这与制度建设的复杂性相关，诸如透明性、参与度、程序规范、监管投入与舆论引导等等。要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首先要把制度建设提升到事关一个国家与地区竞争优势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制度供给不仅是一种公共品，也是一个地区与国家的软实力与硬支撑，应像过去抓GDP一样来抓制度建设。同时，应充分地发挥社会科学在机制设计、理论引导与舆论导向等方面的作用，推进各项制度规则在设计、实施、监管与奖罚等方面的完善。
当前，我国推进制度建设主要有三个抓手：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开放制度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就是要降低进入门槛，根本是降低制度运营成本，从而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开放制度改革，就是要统一内外法律规则，放宽资本进入，要打通民资和外资进入通道，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是开放新体制的核心问题。另外，贸易管理、外汇管理等体制要和WTO规则相适应。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就是要和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倒逼现有审批、关税等一整套制度服务体系转变。
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建设要和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制度建设的核心是维护产权，维护投资回报，以合约为核心，这是制度的基础，但所有合约都是不完整的，合约管的是未来事情，一旦发生违约行为就需要治理。所以，制度建设要配合社会治理，组织的发育是与治理连在一起的，然后通过参与式的治理来推进制度建设。
寄望广东粤东西北可试点城乡一体化改革
可在粤东西北等地选择一些地区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揽子推进以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为重点的整体性改革
南方日报：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广东应当怎样继续先行先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
王珺：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广东如何先行先试，关键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结合自己的实际，在制度变革与创新上先走一步。比如说，以降低制度运营成本为重点的商事制度改革；以约束行政权力、促进市场深化、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以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开放经济新体制建设；以完善公共品有效供给为重点的社会治理与制度建设等等。
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一些城市在降低交易成本为重点的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试点等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项改革将会牵引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从重事前审批转到重事中、事后的监管上来，从而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
此外，把园区的管理模式从政府主导的管委会管理转变为市场化的管理公司管理，这也是市场深化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市场主体的成长、市场环境的逐步完善，作为发展平台的园区也可以从政府搭台、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搭台、市场运作，从而不断地扩大市场交易的范围。
再有，在振兴粤东西北的发展上，以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为重点的改革也有先行先试的广阔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与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条件等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措施，广东可在粤东西北等地选择一些合适的地区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揽子推进以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为重点的整体性改革。一方面粤东西北等地外来人口相对较少，推进的成本压力也不如珠三角地区那么大，另一方面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也适合当前粤东西北等地工业化与城乡化的发展特点。通过这项系统性改革，必将有利于粤东西北地区的更快发展。
(原标题：“像过去抓GDP一样来抓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