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中部县城为何刮起“效能风暴”
在万家长固有的印象里，开公司办手续，向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今年春天，这个在外务工多年的农村青年抽空回到老家安徽省庐江县，筹备办一个经营电动车配件的公司。为了跑手续，他向原来的单位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我心想，一个部门跑一天，至少也得三四天时间。”
“没想到，一天时间准备材料，第二天就拿齐了3个证。”这让他多少有些意外，也让他看到了回乡创业的希望。
这天下午，同样在该县行政服务中心，庐江一家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宋伟，“一次性”就办好了施工许可证。“过去，不是少这个材料，就是缺那个章，几趟跑下来腿都发软。”
行政服务窗口，往往是观察一座县城官场生态和行政效能的最佳“切口”。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和本地百姓办过几次手续之后，都有了新的感受：“庐江变了，变快了。”
这种改变，归因于一年前全县上下强力推进的“效能提速”活动，因其出台举措的力度和密度，被当地人称作“效能风暴”。
从给四大班子领导打分，到拟任副科级干部财产公示，到电视问政，再到近期公布主要领导手机号码……短短一两年时间，庐江县委县政府就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招招砸在要害上，让“庸、懒、散、奢”的机关痼疾无处藏身。
“如果干部不做事，就会慢慢地滑向腐败，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他们就没有精力去腐败。”在庐江县委书记王民生看来，庐江的做法是“系统性的”，是把效能建设与反腐败“联通起来”，其目的在于，既把干部“看”起来，又把他们的工作状态“调”起来。
“把各个局的业务章都交到行政窗口来”
庐江并非没有慢过。
作为安徽中部的一座有着120万人口的县城，庐江是一个农业大县。在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农耕文化”负面的影响也被放大出来，表现在公务人员的精神状态和办事效率上。2012年，该县被查出一起腐败窝案，原县委常委被判入狱，更是为整个公务员系统敲响警钟。
2011年8月，安徽行政区划调整，庐江县划归省会合肥市。机遇不言而喻，挑战接踵而至，连县领导在内的不少庐江公务员都感到，有点“跟不上”省会城市的工作节奏和办事效率。庐江希望能够“接轨”合肥的速度，这种紧迫感促使县委县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的方式来提升效能。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就让全县上下意识到，行政审批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2012年，作为该县一所普通的初级中学，“福元中学”4个字经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有关效能建设的文件中。
原来，为了新建一个新食堂，该校工作人员在县里“跑了半年，盖了70多个公章才批下来”。这件事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
“行政服务中心为什么不能提供一站式服务？这是系统病！”今天提起来，王民生还是压不住火，“这件事让人触目惊心”。
为此，县委要求县发改委做出了一张流程图，“看看，审批一个食堂建设项目到底要哪些环节。”
随后，全县上下，每个部门都被要求以“福元中学”项目报批为例，“找出一个最应自责的问题，通过自我揭丑实现自我革命”。
2013年起，庐江县对进驻“县行政服务中心”的32个单位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全部清理，取消项目30项，下放项目13项，转变管理方式项目3项，冻结项目1项，合并项目16项。此外，制定了相关办法，对需由两个以上机关审批的事项，由牵头单位提请，按照“一家受理、同步审批、限时办结”的要求，实行并联审批。
中国青年报记者浏览该县政府网站时发现，审批过程每天都在首页上进行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据了解，过了承诺期限，还不办结的部门，将被严惩。
“行政审批集中起来，就是把各个局的‘业务章’都交到行政服务中心来，能在窗口办理的，绝不带到机关去办，否则就要问责。”该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蒋力生介绍说，“这一枚枚印章，背后是各部门的权力，县委动真格的，所以一个月内就交了上来。”
“过去很多事项都是分管局长亲自批，现在我们窗口就能做主。”该县人防局工作人员陈贤锋介绍说，窗口拿不准的，电话请示分管领导就可以了。“如果他不同意，必须说出理由。”
“那时，领导出差或者开会，找不到人签字，只能等。”他笑着说，“如果我们主动电话催，领导会怀疑是不是有人托了关系。”
“权力大了，责任也大了，出了差错，自己要担。”在窗口工作了6年的张晓群负责工商注册登记，现在每遇到新问题，“就抱着市局的咨询电话不放手”。
“过去窗口是清闲的地方，现在派来的都是业务尖子，不过，我们也希望轮岗出去呀。”一位工作人员流露出了心声。
“电视问政是最好的曝光形式”
近段时间，一档由庐江县电视台制作的节目《问政庐江》在当地火了起来，不仅老百姓看了“提气”，就连很多基层的公务员也大呼“过瘾”。播出后，节目中“小区下水道堵塞”之类的“老大难”问题，纷纷得到解决。
“第二天视频就挂在政府网站首页上，一早来到办公楼，四处都能听到片头的音乐，大家都在议论。”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分析，“县城就那么大，局长们大家都认识，当场让你下不了台，再播出去，面子更挂不住。”在他看来，这档“过于尖锐”的节目无疑在挑战着“人情社会”的承受底线。
该节目已经播出了7期，先后“问政”了人社局、教育局、房产局等7大“实权部门”。问政单位和内容由县纪委与栏目组联合确定，记者提前暗访该部门的机关和窗口，曝光其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制成短片。
节目录播前，一切都处于保密状态。
录播现场，就短片中曝光的问题，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必须接受主持人和台下代表的问询，并当场作出解释，提出整改意见。
“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现场提问猝不及防，加上灯光照着，汗就下来了。”一位参加过节目的负责人说，“这考验的是对部门业务的了解程度，有些科局长刚从乡镇调上来，对目前的岗位还不是很熟。”
“如果有官员拿套话敷衍，我会毫不犹豫地打断他，提醒他直奔主题。”制片人兼节目主持人王政介绍说，“观众不满意官员的答复，可以继续追问。”
“电视问政是最好的公开、曝光形式，官员现场的表现等于给自己打了分。”作为节目的总策划，庐江县纪委书记陈军如是说。
“每期节目都要‘动人’，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退回。”王政坦言，栏目组顶着压力在干。
为了保密，他们不得不集中在另外一处地点办公，暗访记者不敢公开露面，前期采编过程中，不使用纸质文稿……
即便这样，也有走漏风声的时候。有一次，某局给所有工作人员群发了短信，要求“严防死守”，不给记者找到毛病。结果，节目组不得不暂缓对该部门的“问政”。
在这座县城，王政一下子成了压力的焦点，他同许多“被问政”的科局长都曾是朋友，但是在节目中，因其不给对方面子，“彼此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时间长了，他们就会理解的。”每期节目录制前，王政少不了接到求情的电话，“过去，他们直接提出，不播了，而现在，他们希望，我能否就问政内容划个范围。”不过，王政只能答道，“就是你分管的那一块”。
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化，说明大家开始逐步地接受它了，并且有了共识。”
据了解，庐江县将《问政庐江》节目的开展情况列入参与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政风行风评议、政务公开等年度考核内容。
因其创新了效能督查的形式，这档节目还被写进了2013年该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王政和团队成员感到“欣慰和自豪” 。
“书记、县长号码一公布，就会打爆吗？”
“这些改革举措没有一样是省、市要求做的，是我们主动的探索，并不完全成熟，还在完善中。”在王民生看来，改革在充分调研、评估、论证之后，就要大胆地试行。
今年春节，庐江县在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包括书记、县长在内的142名主要领导干部电话的号码，随后又出台了具体的考核办法，要求各级各部门领导“随时”接受群众电话投诉、求助、咨询。
“考虑到过年务工人员都返乡了，他们遇到事情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负责的人。”在王民生看来，如今信息发达的社会，群众只要想找领导的号码，就一定能找到。“索性我们主动公布出去。”
领导号码一公布，是否就会被打爆，由此带来工作之外的负担？为此，县里还特意进行了评估，当时的结论是否定的。王民生解释道，“因为，我们这些年做了不少工作，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息渠道还是很畅通的。”
“这些号码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们另有一个号码？”公布之初，媒体和百姓半信半疑，不少官员都接到了他们屡次打来的“测试电话”。就连远在泰国、新加坡的庐江游子也给“父母官”打来电话，就为了倾诉一番思乡之情。此外，这些号码也给一些推销产品的人提供了便利。
不过，时间推移，好奇心逐渐冷却，这些号码所承载的信息渠道功能逐渐凸显出来。
“现在每天要多接10个电话，尽管有时是午休时间，总体上还是能够承受的。”在庐江县县长刁吉润看来，“老百姓不到没有办法的地步，是不会打来电话的，打过来，就是对我的信任。”
据统计，这些电话大多集中在社保、教育、计生、大病救助、拆迁等方面。如果在办公室，刁吉润就会把它们记录下来，再交办相关部门。“可有时在车上，听不太清，又没有东西记，真是急的要命。”
这些电话有时也能带来意外的的惊喜。
当地有人盗采矿产资源，可是执法人员每次赶过去都“扑了空”。不久前，有举报者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刁吉润的手机上，结果盗采者“终于被干到了”。
“还有一次，一个在外地的工作的庐江人打来电话说，县城高速公路的交通标志牌‘弄反了’，随后我就交办给交通局了。”在刁润吉看来，这些电话成了工作的又一抓手。
“其实，公布领导电话并非我们首创。”王民生坦言，庐江的这些举措大部分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借鉴了外地的经验。
“学”来的改革，并不因它的“非原创性”，而在力度和效果上打了折扣。从事实来看，有些举措，庐江做得更扎实，坚持更长久。比如，不少地区都试行过拟任副科级干部财产公示，但是，庐江从2011年7月起，一直坚持到今天，并且，将公示对象“突破”到拟任正科级干部，它的公示地点也从县政府大厅搬到了网上。
不过，在王民生看来，庐江“效能风暴”算不上“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它根本就没有伤筋动骨，也没有涉及到利益调整。
“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回归，我们是在回归到政府本职工作的原点上，做干部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