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领袖工资揭秘:毛泽东和江青均为月光族(图)
原标题：开国领袖工资里的秘密
1956年6月，毛泽东(右二)和周恩来(右一)、刘少奇(左一)、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
对于很多人来说，开国领袖的工资很神秘。他们每月赚多少钱？又把这些钱花在哪里？这里为您一一解密。
工资被评为行政一级的，当时只有宋庆龄和毛泽东两人
1955年，国家公务人员结束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双轨制，开始执行等级工资制。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小组开始编制工资方案，实行“四定”，即“定职、定级、定衔、定薪”。按照国务院第一次拟定的工资方案，行政级从1级到24级，一级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大元帅)600元；二级是副主席、总理，550元，包括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三级是元帅，500元，包括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四级是大将，450元；五级是上将和大军区、省、部级正职，400元。方案呈报到毛泽东那里，他在看后说：“我看不妥，这样不利于团结，贫富差距要缩小嘛！”其后，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我呀！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我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于是，周恩来等又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原划分的24个行政级别未变，工资稍有改动。最终的方案是：一级594元，二至五级依次为536、478、425、387元。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全国划分为4～11类)，同级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钱”的原则，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这套等级工资制是从老大哥苏联那里学来的，毛泽东虽不满意；但也很无奈。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又对等级工资制提出了批评：“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减少一些薪金。”国务院据此迅速拟订了降薪方案：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降为504元；二级降为454元；三级降为405元。
评级、评衔涉及个人利益，经常需要做出平衡调整。为了照顾那些资历老、战功大但职务、军衔较低的人，也对特定的人给予“低职、低衔、高行政级”待遇。如山东大学前校长成仿吾，行政级评为五级，相当于上将和正省级。对于统战对象——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顾，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事例是宋庆龄，被评为行政一级，当时全国被评为一级的仅有她和毛泽东两人。其他的如著名侨领陈嘉庚被评为三级；章伯钧为交通部长，工资为行政三级等等。
但在这次授衔评级中，也有主动要求降级的。大将许光达就曾两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打电话，申请降衔、降级，虽未获批准；但在全军传为佳话。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内经济萧条，出现了饥荒。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带头提出给自己降级、降薪，毛主席拍手称好，说：“要降，我们一起降嘛！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动把工资降到三级，统一调整为404.8元，自此直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去世，这个标准就一直未动。
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按这个标准，领袖们的工资也不算低；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
吴连登，1964年至1976年在毛泽东家任管理员。据他回忆，毛泽东每月的固定开销包括党费10元；他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付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毛泽东家里的几大开支，吃饭大约每月100元左右，吴连登说：“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
毛泽东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抽烟要花去100元，还有几十元的茶叶。吴连登说：“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开会，旁边坐着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据吴连登回忆，毛泽东与江青花钱上实行AA制，各花各的钱，各记各的账。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
据1968年1月毛泽东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账目，他的日常支出一栏列有：“月房租费125.02元；12月、1月党费40元；日用消费品92.96元；液化气9.6元；伙食659.13元。”由此可见，从收支上看，毛泽东加上江青的工资，“第一家庭”算是“月光族”。当然，除了工资，毛泽东还有一项大收入，就是稿费，他是有权支配的；但这个稿费是存在中办特会室的名下，多用于公家的事务，毛泽东的日常开支，还是自己的工资。
“你们怎么多花了我一分钱？”
“第一家庭”的生活尚且如此，其他领导人也都差不多。据国务院原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叶剑英元帅爱书如命，大约八成的工资都用在买书，只剩下20%的工资用于生活开支。
作为“丁克家庭”，周恩来自己虽无子女；但他还要抚养他的侄儿，据周秉钧(周恩来弟弟周恩寿的孩子)回忆，在他小的时候，他们兄妹就和周恩来一起住在中南海西花厅。“伯父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小孩，我们家孩子多，他把每月工资分一半抚养我们。”
周恩来坚持凡个人事务他都要自己付费。周恩来外出工作的时日较多，他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简单用餐。而且，这种工作餐周恩来都是如数付钱。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完外宾后，已过了晚饭时间，他便在饭店吃了顿便饭，一共是2.8元钱。上车后，周恩来问秘书饭钱结了没有，秘书发现临走时忘了。周恩来当即让秘书下车去补上。再比如在用车上，他不仅在去公园、到饭店、理发等私事用车上坚持交费，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等这类在很大程度上应算是公事的用车，也都算作私人用车。一次，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刮脸理发，之后再去人民大会堂。从北京饭店出来上车后，周恩来提醒司机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1963年，周恩来赴杭州治病，邓颖超为照顾他也到了杭州。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饭费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费了他们好几年的工资积蓄。
周恩来的司机杨金铭掌管家里的一切收支。一天中午，总理突然对杨金铭提出要听听家里近两个月详细的收支情况。杨金铭翻开账本，一笔一笔地汇报。突然，周恩来喊了一句：“停，食盐应该是每斤1毛4分钱，你们怎么多花了我一分钱？”杨金铭赶忙放下手中的账本，跑去找来了当初买盐时的那张原始发票，只见上面清晰地写着：“咸盐一斤，壹角伍分。”便把发票递给周恩来看。周恩来接过发票仔细查看后，眉头不经意皱了一下，示意杨金铭退出办公室，接着便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有关部门，询问民用食盐每斤为什么比原来多了一分钱，原来是因北京卫生局为预防市民患甲亢而对食盐普遍加了碘，根据成本对食用盐价格每斤提高了一分钱。
( 震江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