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母亲”的诉说(1/17)

        她们是一些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女党员、妇救会主任、女堡垒户、女防特锄奸模范和女生产模范；她们现在就生活在普通的农村；她们都经历了战争的苦痛；她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抗战胜利纪念日，既是欢庆的时刻，也是警醒的时刻。来自河北沧州的16位“革命母亲”表达了她们对战争经历的激愤和悲伤。

        我叫李秀珍，肃宁县吕庄村人，1929年1月出生，1944年3月8日入党，现年86岁。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惨烈的岁月，年仅十二岁的我，目睹了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幼小的心灵埋下刻骨的仇恨。县区委的负责人经常在我家秘密活动，我就为他们望风、放哨，这期间我懂得了许多的革命道理。

        我13岁那年，也就是1941年，吕庄突然被日本兵包围。日本兵把老乡们集中到一个大庙台上，逼问八路军物资的埋藏地点。残暴的日寇当场用刺刀捅死了村民王敬新、马更新，当时我气得大骂日本兵，穷凶极恶的日本兵把我揪出来，用枪托子劈头盖脸地向我打来。我浑身是血、神志不清，但我咬紧牙关，就是“不知道，打死我也不知道”！用鲜血保护了藏在我家“夹皮墙”里八路军的物资。

        我经常利用自己年纪小、不易被敌人怀疑的优势，搜集、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党、游击队过封锁线，多次扮成卖瓜的、拾柴火或是打草的，来往于敌占区，完成打听消息、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党和游击队过岗楼、封锁沟、封锁线等任务。1942年秋天，区委负责人吴志民有一份紧急情报要送到有日本兵据点的柳庄村游击队，问我敢不敢去，我二话没说、把情报一揉藏在衣服里，爬过封锁沟，绕过据点，跑了三、四里地，把情报送到游击队手中。

        在惨烈的“五一大扫荡”中，为防止柳庄据点日本兵经常性的偷袭，我日夜爬在沙土岗的老榆树上，不眨眼地盯着据点周围的动静。1943年底，县、区游击队每次到吕庄活动，几乎都会遭到日本兵的袭击。当时党组织负责人侯烈觉得是村子出了日本兵的内奸，就派我监视村里的伪“维持会”。我冒着危险、机智勇敢地监视伪“维持会”的一举一动，最终发现了线索、除掉了内奸，保证了抗日组织的安全。

        1944年初，15岁的我历经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抗日战士。（李秀珍 口述 闫文波 整理 吴慧灿 摄）

        陈如青 ，1922年生于小营乡前陈村，15岁嫁到盐山县小营乡王木庄村，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如青参加革命和入党完全是受丈夫赵芝兰的影响。赵芝兰，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王木庄村惟一一名地下党员。赵芝兰于1943年脱产参加工作，曾任五区（小营），城关（一区）党委书记多年，1952年调山东临邑工作，历任区委书记、县社主任、农村工作部部长、政法部部长，贫协主席等职，系16级干部。文化大革中受迫害，卒于1975年，1979年平反昭雪。

        1940年，来陈如青家找赵芝兰的人接连不断，都是赵芝兰脱产前在王木村发展的党员，这些人都是苦大仇深的村民，经常在她家接头。在这期间，住村干部张连杰见陈如青老诚热情，出身贫寒，便介绍她加入党组织。在组织的指示下，她在后方为革命做事，如上级来人安排食宿，保证安全，做军鞋、藏文件，安排老乡转移，挖地窨子，挖地道，各户相连，遇有险情可迅速转移和互通情报。她家厕所西墙就有一个大洞，可通到西邻翟福兴家（党员），她家院子还有地道通到村外。

        陈如青入党后成为当地领导认可的保垒户，上级干部入村，人少的时候吃住在她家，人多了陈如青就安排到其他保垒户。每逢县大队或部分八路军来村，也由她安排食宿。 （陈如青之子赵茂祥 撰文 席雪梅 整理 张莉娅 摄)

        我出生在1925年，从“九一八”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在富镇修了炮楼，对周围的村不断进行扫荡。那年我才16岁。我母亲黄奕是村里的妇女干部，我们家经常住着八路军的两个女同志，她们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们，发誓要做她们那样的人。为了支援八路军，我和母亲组织妇女做军鞋、织布、纺线，我还负责当联络员。记得有一次，我听邻村的情报员说，日本兵要来我村搜查八路军，我得到情报后，马上通知了小雪、小徐和乡亲们，大家转移到村西北的坟场，全村避免了一场劫难。事后小雪说：“没想到你这么小，心这么细，将来一定能做更多的事。”

        我结婚后，还是住在娘家，为八路军织布、纺线、做军鞋，送情报。后来，两个姐姐走了，至今杳无音信。记得她们走后不久的一天，我和几个妇女正在做军鞋，几个日本兵进了我家，问八路军在哪?我们说不知道。然后一个日本兵又说，是不是给八路做的军鞋？我们说不是，是给自己男人做的。他们就对我们进行殴打，把我家乱砸一通，然后把我们反锁起来，直到我母亲回来我们才被放出来。即使这样，我们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心里，更恨透了日本兵。(杨秀花 口述 郑瑞英 整理 杨蕊 摄)

        特别鸣谢：沧州市老促会妇委会 沧州市妇女联合会 沧州女摄影家协会

        王春兰，1925年出生，献县陌南镇山秋村人。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娘家是饶阳县大宫殿村。

        王春兰20岁那年入党后，嫁到献县陌南镇山秋村，在村妇救会工作。结婚才四个月，她就送丈夫出去参加了革命工作。王春兰一个人在家，继续参加抗日工作，站岗、放哨、送信、在每个道口查通行证……

        八路军战士到村子来时，有的战士根本就没有鞋子穿，用麻绳勒着脚，满脚都是泡。王春兰就动员妇女们做军鞋，送给八路军战士穿。军队打了胜仗，王春兰她们就募化些钱，买毛巾、茶缸慰问八路军战士。

        邻村尹村建起了八路军的被服厂，王春兰就发动村上的妇女到被服厂，给八路军做军鞋、做衣服。(王春兰 口述 张华 刘建华 整理 赵文玲 摄)

        杨桂荣，女，中共党员，1925年生人，1944年入党，至今已有89岁高龄。

        杨桂荣参加过许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工作，但由于年事已高，许多人和事都在记忆里模糊不清了。至今，在她的脑海中还能清晰地记得两件事：

        一是汉奸出卖情报，丈夫遭受拷打。日本兵听闻汉奸报告村内有共产党员，但不知是谁，于是就把村民聚集到一起审问。杨桂荣个子小、年龄小，没有被怀疑，但是她的丈夫被拽了出来。在敌人的殴打拷问下，她的丈夫咬紧牙关，被打的鼻青脸肿，浑身是伤，也没有说出谁是共产党员。

        二是担任救护队班长，照顾八路军伤员。1943年，参加抗日战争的八路军伤员退驻到现在的潞灌乡张庄村养伤，杨桂荣作为救护队的小班长，带领村内十几名妇女负责照顾这些伤员，每天送饭洗衣，还要时刻提防日本兵的扫荡搜查。有一次，她把八路军伤员藏到自家的暗房中，日本兵未搜着，把她的丈夫打了个半死，她和丈夫也没有说八路军伤病员。她说：“我的家庭是革命家庭，我要把革命传统传承下去”。(杨桂荣 口述 侯爱华 整理 王少华 摄)

        赵玉兰 1927年9月出生，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自己走过的峥嵘岁月，老人感慨万端。她的思绪又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十多岁加入儿童团，刚开始也不知道儿童团是干什么的，就是和大我几岁的小伙伴帮着大人出去送信，后来慢慢了解了儿童团的工作。我参加儿童团家里人都不知道，那时是不能告诉任何人身份的，父母姐妹不行，就是两口子近吧，也不能告诉。我刚结婚时，经常以下地为借口去捷地、张官屯、风化店开会或者送情报。后来风声紧，我们就改到半夜去据点开会，为了隐瞒，我就找借口去邻居家借东西、串门，再偷偷出去开会，当时，我那口子老大不愿意的，经常埋怨我，直到解放后乡里来人他们才知道我是党员。那时候条件艰苦，粮食紧张，我还经常偷偷地将家里的饼子给开会的同志们送去。

        1946年春天，还乡复仇团也就是地主武装分子回到村里，就像电影里胡汉三回村一样。把我们村共产党员李满堂一家人残忍地杀害了。后来还乡团来到我家，三个汉奸的刺刀抵着我胸口，逼问我是不是共产党？还有谁是共产党？我心里想，如果我说出同志们的名字，还不知道多少人家要被他们杀害掉，这样的话还不如死我一个人，保住大家，所以我坚决否认，宁死不说！眼看着汉奸的刺刀要刺进我胸膛，这时还乡团团长季六猴子也到了我家。我的大爷是著名的武术家，季六猴子曾是我大爷的徒弟，和我认识。他说“这是我侄女，一个小黄毛丫头，她懂什么！”就这样，我才保住了性命。(赵玉兰 口述 王真 整理 武婷 摄)

        魏秀荣，献县段村乡张柳村人。1928年出生在献县商林乡魏家庄村。

        在她十岁那年日本兵来了。她记得很清楚，当时盘踞在商林据点的日本兵，把乡亲们集合在魏家庄的大街上开会，当时日本兵怀疑留路村的一名妇女是八路军，于是当着村民的面用刺刀刺那名妇女的身体。其血腥的场面让魏秀荣深深地记在脑子里。她意识到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于是1945年，17岁的魏秀荣在本村的老党员魏晓普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勇敢的妇救会女战士。

        作为妇救会的会员，魏秀荣和当时的妇救会的成员们，一起组织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开会，讲解当前日寇杀人放火、奸淫虏掠的滔天罪行；每天到邻村的堡垒户家里领棉布然后发放给姐妹们，为八路军做军鞋、做棉袜；她们组织村里的青壮年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家属、给牺牲的烈士子女做衣服、送粮食；在村里的小学里当教师，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她和她的妇救会姐妹们用瘦弱的双肩肩负起去除倭寇、保家卫国的重任。

        健谈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事情来仍记忆犹新，许多细节随口说出：八路军后方医院的伤员在自己家养伤，自己一家把最好的房子留给伤员、仅有的粮食留给伤员、每天给伤员们做饭烧水从不厌烦。3个月后伤员的伤养好了，然后坐着区小队的牛车回到前线打日本兵去了。（魏秀荣 口述 张华 岳士卫 整理 张书俭 摄）

        我叫吕大哲，任丘市新华路办事处南关村人。我1931年出生，1943年参加工作，1944年1月入党，1956年入社以后担任妇女队长。

        我从小就积极参加革命，帮助母亲纺线、纳鞋底、做军鞋，跟母亲学做军衣，冒着枪林弹雨为八路军送水、送饭，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都夸我聪明能干。很快，在14岁时就被推荐入了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工作，直接负责递送党内机密信件。当时是单线联系，身份保密，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连自己的家人都瞒着。记得一次秘密行动送情报时，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一个人拿着密件去送信，岗楼上巡逻的日本兵不时地用探照灯扫射着每一个角落，我个子小，手脚轻，一次次躲过敌人的巡查，终于按时送到了情报。同志们夸我沉着、机智、勇敢，又交给了我更重要的任务，发动群众尤其是广泛发动妇女群众做军衣，做军鞋，送军粮。我挨家挨户做宣传，讲解只有党才能救人民的道理，妇女姐妹们热情高涨，不分白天黑夜做军鞋，我们在自家挖地道，在锅台下、在牲口槽下留出口，不让日本兵看出痕迹。有一次，一位八路军擦枪走了火，引来了日本兵，我急中生智用粮食囤把八路军扣在下面，敌人来了之后，找不到人，用刺刀划着我的脖子逼我说出八路军的下落，我说不知道，他们又用枪托把打了我一顿，就去别人家了，我帮助八路军同志顺利脱险。(吕大哲 口述 张双福 整理 金洁 摄)

        蔡秀云，1924年3月出生在献县陌南镇后南旺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姊妹多，生活虽然清苦，但过着北方普通农民清贫安静的日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在蔡秀云15岁时，日本兵烧杀抢掠到了她们村里，她亲眼目睹了日本兵的罪行。族里好多人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耳濡目染，蔡秀云也跟在他们身后，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由于她年龄小，便于隐蔽，经常为党组织站岗放哨、传送情报。1939年9月，在蔡腾、萧俊英二位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蔡秀云虽然年纪小，但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她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传递情报，组织支前，隐藏同志，救护伤员 。在抗战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兵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她失去了党关系，只得在村里农会的领导下，继续跟着同志们进行零星的抗日活动。

        1943年9月，蔡秀云和献县陌南镇孔中旺村的王福堂结了婚，丈夫是献县手枪队的通讯员，负责传递情报和救助伤员。于是，蔡秀云的家就成了开会和联络情报的地点。在他们开会时，蔡秀云就负责后勤保障、情报联络。她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组织妇女给前线的八路军战士做衣服、袜子，经常是成宿成宿的做。因为怕被日本兵发现，一包袱衣服一宿就得做完。 （张书俭 摄）

        殷秀英，沧县张官屯乡刘辛庄村人，1931年7月出生，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老人这样叙述自己的的革命经历：

        13岁时，我加入了儿童团，当时经常在村里以玩耍、拔草为借口，为组织放哨、送信。为了组织和自己的安全，我严守组织纪律，对家人和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守口如瓶，绝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14岁时，我发现村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住在我村（我娘家村是捷地乡马辛庄）田姓亲戚家，经常鬼鬼祟祟地在村里走来走去。我怀疑他是特务，就找到了当时的地下党手枪队队长周吉明，把这一情况告诉他。周队长知道后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半夜里抓住了他，事后证明他果真是特务，为地下工作排除一大隐患。

        别看我年龄小，组织却异常信任我，经常在组织开会的时候让我放哨，每次我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我的通风报信下，有好几次组织都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查。(殷秀英 口述 王真 整理 王少华 摄)

        “日本兵打断了我的腿”

        1943年的时候，日本兵来到洼里王镇青牛庄二村，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个时候我才13岁，八路军在我家建立了联系的据点，整天有很多神秘人物在我家出现。那时候我就知道一个事，就是把日本兵赶出去。父亲几乎晚上没在家睡过觉，要到坟地里去睡。我的任务，就是给八路军送情报。每天日本兵到哪儿，他们有什么军事行动，我都能传过去。半夜只要有人踹墙，我就知道是八路来拿情报了，我就赶紧送出去。我知道，只有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条心，只有他们能打跑鬼子。

        后来我结婚了，负责给八路军烧水、做饭。同样还给他们送情报。家里的两个兄弟也参军了，在后来的战役中都壮烈牺牲了。有一天，我记得是十一月初八，日本兵突然跑到我家，他们摔东砸西，然后把我拖出问我八路军在哪里，我当时确实有点害怕，但是什么也不说，他们就用枪和木棍打我的腿，就这样我的腿折了。后来才知道是汉奸告了密。我们家被抄了，只能搬了家换了另一个地方。我继续给八路军送饭、送情报。你们看我现在还拄着拐棍，就是那时候留下的腿疾。(口述人 左瑞珍 整理 刘凤瑞 杨蕊 摄)

        王凤英，1930年9月出生在段村乡野场村，1944年5月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王凤英的父亲是党的干部，叔叔是老游击队员。为了对付日本兵，村里几乎家家都挖了地洞，她家也不例外，党员干部经常在她家开会，小小的王凤英就为她们站岗放哨。一次，正在开会，日本兵进了村，父亲赶紧安排她带领着两名妇女干部钻了地洞，避免了党的损失。有时候，晚上开会，王凤英就在大门外面放哨，她爸爸就哄她说：你不要睡觉，我给你烧个刺猬吃，肉可香了，睡着了就不给你吃了，你听到动静就敲墙传递讯息。幼小的王凤英知道爸爸是在哄她，但是她为了放哨，强打精神，不让自己睡觉，每次都出色的完成放哨任务。

        因为王凤英年纪小、目标小，送信也成了她的主要工作之一。当时村里三个共产党员的家属被日本兵抓住了，党组织派她到臧桥据点送信。她打扮成要饭的小孩，提着破篮子，篮子里装着半边碗，把信缝在了衣服角上，被截住查问就说自己是要饭的。等走到据点，把小小的王凤英饿坏累坏了，她看到常到她家开会的地下党王同科叔叔，装作不认识，哭着嚷嚷：给我点吃的吧，饿死我了。就这样她机警地把情报送了出去。由于情报及时，党组织营救措施得当，三位家属没有遭受伤害。(王凤英 口述 张华 李春兰 整理 张书俭 摄)

        王玉春，1925年4月出生，献县陌南镇团堤村人，娘家是肃宁县窝北镇宋家庄。由于她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参加抗日活动，1943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妇救会主任。

        194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日本兵进了村，老百姓都藏在地窖里。为了和日本兵作斗争，她和其他的妇女干部也是常常住在田野里，坟地里，地窖里。

        平时，白天她和其他的妇女干部一样，组织村里的妇女为战士做军鞋、军衣，宣传抗日政策，晚上开会研究对付日本兵的办法。一天傍晚，她正在自家的房上，用报纸卷个喇叭筒宣传抗日，恰恰被日本兵和汉奸听到了，日本兵并不知道是谁在进行宣传，可是可恶的汉奸认识她。于是，她就成了日本兵捉拿的对象，汉奸带领着日本兵到她的娘家和婆家抓她。幸运的是提前得到消息，她跑了。敌人没有发现她的踪迹，日本兵就放火把她娘家和婆家两边的房子都烧光了。两家的财产一点也没有剩下。(王玉春 口述 张华 李春兰 整理 王继红 摄)

        葛妇女，1924年出生，1938年入党。肃宁县付佐乡葛庄村人。

        葛妇女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参加了抗日斗争。由于机智勇敢、有文化，还未成年的她，就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

        1939年，日本兵占领了肃宁县。她带领妇女们做军鞋、募鸡蛋、站岗放哨、查汉奸，做了大量的工作。

        葛庄村地处沧州地区西南端，是辐射冀中平原中心的沧（沧州地区）、保（保定地区）、衡（衡水地区）的三角地带。而葛妇女有一副金嗓子，歌唱得特别好听，于是，她就成了沧保衡一带的抗日宣传员，很多歌曲都是她自编自唱的。

        葛妇女的歌声响遍了冀中，不仅宣传了抗日，鼓舞了广大群众，还巧妙地救下了八路军交通员和群众。

        一天，八路军交通员杨福堂和她父亲来接头，交代完任务后刚要走，日本兵来了，杨福堂躲进了破船舱。可是，日本兵搜不到人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危急时刻，葛妇女灵机一动，钻过地道爬上了老槐树，唱起了革命歌曲。甜美的歌声飘荡在村子上空，日本兵汉奸顺着歌声围了过来，朝着茂密的树上乱开枪，她一钻又回到地道中。杨福堂就趁着这个机会出了村，消失在青纱帐里。

        还有一次， 付佐村大街上，几个日本兵汉奸押着几个妇女朝村东南据点走去，葛妇女发现后撒腿就朝西头跑，并在村西头唱起了歌。几个日本兵汉奸听愣了，他们跑过来，葛妇女一转圈钻进了堡垒户，被押的几个妇女趁机跑了。原来，这几个妇女是从保定地区的李岗村抓来的。葛妇女后来与这几个女人结拜为姐妹，带领她们一同唱歌搞宣传。

        东张岗、西张岗属衡水所辖，距葛庄8华里，两村地处偏僻，群众抗日情绪低落，葛妇女就把宣传材料编成歌，教人们唱，通过唱歌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村民们懂得只有抗日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葛妇女 口述 任秀书 整理 袁杏芬 摄)

        我叫张大珍，1926年出生在肃宁县万里村，1942年16岁时投身革命，任肃宁县万里村妇救会会长，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

        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在肃宁一区和五区工作。当时，我带领妇女姐妹们晚上点着黑油灯给战士们做军鞋，救护八路军伤员、给伤病员洗血衣。寒冬腊月，村里的水坑冻得结了厚厚的冰层，我们就在上面凿个大冰洞，为伤员们洗衣服。冰水冰得骨关节刺骨的痛，北风嗖嗖的刮着，手都冻僵了，落下了关节炎的毛病。那时我们不管工作多艰苦，不管天气多冷，夜多黑，都要出去工作。一次我们几个抗日女干部工作到很晚才回来，住到一户老百姓家，摸黑躺在炕上，由于又累又困，很快就睡着了，冻醒后发现屋里水盆的水都冻成了冰坨子。我经常深入到老百姓家发动群众抗日，老百姓们也爱护着抗战干部。有一次敌人包围了村庄，威逼利诱甚至严刑拷打，让他们供出谁是共产党，老百姓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说。

        我丈夫郭永祥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打入敌人内部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以至于浑身伤痕累累，他宁死不屈，后来被营救出狱。(李大珍 口述 郭艳茹 吴慧灿 整理 杨建红 摄)

        刘玉恩，献县陌南镇杏园村人。1927年出生在献县杨同庄村一户普通农户家里，父母带着刘玉恩姐弟3人一家五口人过着平静的生活。可是在刘玉恩14岁那年，日本兵来到杨同庄村，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为了保卫家乡、保护乡亲们，刘玉恩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参加了八路军。

        在父亲的影响下，刘玉恩在17岁那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先后在本村的组织部、宣传部、生产部担任职务，整天组织民兵训练、宣传抗日救国、带领本村妇女做军服、做军鞋。有一次，前线的战士需要军服，刘玉恩就组织妇女整宿干活，她自己就曾经有过一宿做过四双鞋八条绑腿带子的经历。（刘玉恩 口述 岳士卫 整理 樊玉芹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