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儿？

　　2023年开年后，在中国经济从内到外都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全面恢复，“高质量发展”是当下的高频词汇。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长期致力于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的研究，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如何走向高质量发展，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是动员令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开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全力拼经济”，以高质量发展开启新局面，你对此怎么看？

　　郑永年：高质量发展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的。中国走数量扩张型道路已有几十年，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未来只能推进高质量发展。

　　前些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能通过高质量经济发展。放眼全球，其他经济体也都是这样做的。

　　另外也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之前几十年我们的现代化跟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强化，互相促进，现在则面临着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卡脖子”、搞系统脱钩的问题，他们试图制造对我们比较不友好甚至恶劣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今年年初开始，大多数省份都召开了高质量发展动员大会。这是动员令，它表现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决心，我们又要开始抓经济工作了。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国际组织都下调了对2023年全球经济走势的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有没有可能通过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郑永年：当然有可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在孤立状态下发展起来的，而是与世界接轨。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会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影响。

　　从去年年底开始，各个国际组织和美国的经济学家都预测，因为去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胀等问题，今年西方经济衰退是大概率事件。实际上，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尚未将结构性问题调整好，现在又碰到了许多问题。一些国际机构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他们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再一次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

　　改革、开放、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你曾提到，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新的改革、新的开放、新的创新，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几个“新”？

　　郑永年：我们如何走向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新的三大法宝，改革、开放、创新。其中，开放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开放，先进的东西才能进来，大家感受到压力，就会去改革。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动力，尤其是现在，以前中国改革是因为穷则思变，现在有既得利益者了，改革比较难，必须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开放也是创新的前提条件，技术的进步需要开放。我以前常举一个例子，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中国没有火药学，一直只是应用。指南针也是如此。为什么英国人却能用火药和指南针造就强大的海军？因为它们传到英国后变成科学了，科学又应用于技术，互相强化。

　　现在，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新型举国体制，别忘了前面有“新型”二字。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最成功也最失败的举国体制，因为它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科创需要思想市场，大家互相辩论，产生新思想；第二，科创要有商品市场，投入产出以后，投放到市场，回收成本，科研才能继续。苏联关起门来，两个市场都没有了。没有思想市场，基础科学就与学界脱钩了；没有商品市场，苏联只能向东欧、印度、越南卖军火。

　　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卡脖子”、搞系统脱钩，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创新。“卡脖子”、搞系统脱钩，这是政治逻辑，不是技术逻辑。只要开放，技术是在世界上一直流转的。这也不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技术走向哪里，就跟到哪里。这也不符合市场逻辑，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实施的“芯片制裁”，牺牲的不仅是中国，所有的芯片商都受影响，包括他们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这其中，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郑永年：关键是技术升级。技术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先的技术不断升级，比如原来生产鞋帽的，技术不断提高，一双鞋从卖一百元到卖一千元；还有一种是产业升级，从生产鞋帽到生产电子产品。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接轨世界，西方的技术流到中国。但我国以前主要发展应用性技术，后来才慢慢有自主创新。而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是，如何从应用性的技术转型到原创性技术。

　　中国新闻周刊：原创性技术既然如此重要，中国是否存在短板？

　　郑永年：我认为有三方面的短板。第一，需要有一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机构。但我国尚未完全区分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国内不少所谓的基础科研，其实是应用技术。我们恐怕要改革教育体制、科研系统甚至是两院，尤其是中国科学院。

　　第二，需要有一批能把基础科学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转化能力，但我国的工业实验室大部分是国有的，应当考虑如何让国家工业实验室与民营企业实现“国民”融合。

　　第三，企业之间互不开放，国有企业之间不开放，民营企业之间不开放，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之间也不开放，并且恶性竞争。国有企业小到一个灯泡都要自己生产，很少向其他企业采购，但其实美国的企业可能有几百家甚至上千家采购供应商。企业制度需要改革。

　　第四，需要有支撑基础科研和技术转化的金融系统。我们没有像美国华尔街那样的金融体系，那我们能不能搞一个双金融中心？以上海为中心，以及以香港、深圳、广州等大湾区城市为中心，通过融合发展，构建一个能和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体系。

　　融合发展，大家都能出彩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做到更好的区域协调是一个难题。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有九个内地城市，两个特别行政区，各自都有长处和短板，各自也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如果不合作，大家谁也出不了彩，但是如果能融合发展，大家都能出彩。

　　比如科创，香港现在要搞科创，但缺乏具有转化能力的企业。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制造业逐渐转移到珠江三角洲，香港如果要“再工业化”，需要很多年，也很难。但是深圳有强大转化能力的企业，为什么不合作呢？

　　欧盟二十几个主权国家都能形成欧洲共同市场，我们“一国两制”，十一个城市，为什么不能形成共同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需要推动大湾区发展。

　　郑永年：对，非常重要。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需要大湾区。中国的第一次开放发生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是从广东开始的，是被迫开放。第二次改革开放，突破口也是广东。这次的开放，我把它称为“第三次开放”，同样要让广东成为突破口。为什么中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是这个道理。

　　发展软基建，保护中产阶级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谈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提到过“软基建”这个概念。什么是软基建？为什么软基建这么重要？

　　郑永年：软基建是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社会保障的建设，这在西方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首先，它就是保证社会公平的机制，是保护社会底层的机制，也是保护中产阶级的机制。现在的中产阶级很脆弱，大家都说中产阶级面临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小孩上学变成孩奴，买了房子变成房奴，生了大病可能倾家荡产。前段时间新闻说房贷可以贷款到80岁，多可悲，到了80岁房子还没还清房贷，这不是好现象。所以社会保障很重要，公平也很重要。

　　第二，没有解决软基建，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我们一直说进入内需社会，也就是消费社会、中产社会，任何社会能持续消费的就是中产阶级。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的中产阶级比例多达60%、70%，美国从“二战”后到1980年代初，中产阶级的比例也有60%。之后虽然在萎缩，但现在也有50%左右。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数量很大，但是占比很小。我们距离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穷人社会很难成为创新社会，创新需要冒风险，只有中产阶级才能承担这种风险。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变多了，创新就爆发出来了。有人说可以国家创新，但是国家创新只能是关键领域的创新，往往是为了追赶另一个国家，很少会是民生经济上的原创创新。近代以来，世界上大部分民生经济的创新都来自民间，这个规律在中国也不会变化。如果没有软基建保证中产阶级的增长，几乎不可能出现创新社会。

　　发于2023.3.13总第108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郑永年：走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三大法宝

　　记者：张馨予

责任编辑：刘德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