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导演吴子牛:忍痛删掉周恩来临终片段
导演吴子牛穿过旋转门走了过来，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留一抹鲁迅式的胡须。在中影集团的影视基地附近，这样的造型难免让人联想起翻译官或是洋行的富商。低头坐下的一瞬，后颈的膏药冒了出来。
为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赶在8月8号如期播出，吴子牛已经连续4个月坐在机器前剪片子，结果脖子先受不了了。
“最近一次修改是什么内容？”
“方方面面吧。”他微笑，表示一言难尽。
跟那些不择手段炒作的影视剧不同，《邓小平》前期的造势很谨慎，大部分观众直到8月7日下午的发布会才知道有这么一部剧，当晚央视报了一条15秒的介绍，第二天晚8点便播出了。
在48集的篇幅里，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演绎至国庆35周年阅兵——他政治生命的顶峰。其间，华国锋、胡耀邦等角色罕见地出现在荧屏上，甚至邓小平遭软禁、中央警卫局受命调动的情节也有不少篇幅。
“总体的感受是，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吴子牛说，看得出他对媒体关心什么很敏感。
第一晚播出后，《邓小平》的收视率攀至2.88，之后几天也稳居同时段第一。赞美和质疑蜂拥而至，“震撼”、“尺度之大前所未有”、“突破禁区”、“个别史实有问题”……
“观众希望它承载的东西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和希望看到的，但它其实就是一个电视剧，不是文献或者历史教科书。什么？政治信号？可我们4年前就动工了啊。”《邓小平》的制片人高成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过去几年里，他作为《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的执行制片人在圈内声名日盛。
剧组没有料到，观众“看正史”的心态如此普遍。剧组人员承认，《邓小平》曾剪辑出60集、52集、49集等版本，最终定为48集，的确做了很多压缩。比如在周恩来临终那场戏里，这位儒雅、深入人心的总理在病榻前问邓小平，“你，不会变了吧？”邓小平回答说，“绝对不会。”
“很动人，但是周恩来的病容很严重，担心有观众觉得‘丑化’。而且该情节仅仅是为了表现他对邓小平的信任，又是在展现邓小平辉煌的片子里，意味上不合适，所以最终忍痛割爱。”制片人高成生解释说，“关键就在于这种拿捏。政治环境已经有了，只不过我们比较大胆，敢比别人早。”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部剧的分寸感。”
一
一个长镜头，画面穿透乌云和闪电，越过大雨中的长安街，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遗像上稍作停留……镜头飞跃北京胡同的万家灯火，最后定格在宽街的邓小平家宅。
大片式的开场，气势不凡。
在导演生涯后期，吴子牛执导了许多大型历史剧，《英雄郑成功》、《天下粮仓》、《贞观长歌》，很会编排大阵仗、大写意，但在《邓小平》中，他必须在历史真实、政治寓意和艺术发挥之间做出平衡。
“中央文献室在史实的把握上非常可靠，政治性的内容，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但在艺术演绎方面，还是要争取。”吴子牛说。
1976年10月6日晚，大雨夜。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在家中紧张地抽着烟，回想起几日前与叶帅的谈话(镜头闪回)。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国锋同志下决心了没有？”
李先念用低沉的嗓音回答说，“下了，国锋同志说，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请叶帅拿主意。”
陷入思绪之中的李先念被秘书打断，车已备好，该动身去西山开会了。如果没有意外，华国锋将在那里宣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快迈出门的一刻，李先念突然回转身，将手表卸下交给妻子，“万一我回不来了，就做个纪念。”
事实上，在电视剧一开始的版本里，用闪回表现李先念与叶剑英商议时，还有李被人盯梢、半路遭遇离奇撞车的情节。在氛围的营造上，更像是当下流行的谍战片。
在吴子牛看来，当时党内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样的艺术演绎是恰当的。根据邓小平女儿邓榕的回忆，当时邓家人怕家中装有窃听器，因此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到厕所中去，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流水中交谈。该情节在剧中得到如实体现。
在《邓小平》整部剧中，类似的处理还有很多。抓捕四人帮没有重现，仅作虚写；“大逃港”得以保留， 但篇幅减少了一半；也有一些是尊重了邓家后人的意见，比如在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邓小平说的是“我还可以再干20年”，而非历史学界认定的“卓琳，我们可以安度晚年了”。
在网络上，对《邓小平》较多人质疑华国锋的一句台词，“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
在一次发布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编剧龙平平有过答疑解惑：有文件透露，毛主席曾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75年5月，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剧本上没问题，他们都是研究邓小平的专家。”吴导朝椅背上靠了靠。
二
对于剧本，龙平平不缺少自信。他领导的第三编研部职能就是研究邓小平，邓小平的文选、著作大都由该部门编辑，以往反映邓小平的影视作品，绝大多数也是他们参与创作的。
2009年2月，龙平平接到创作电视剧版《邓小平》的任务，领导明确将时间限定在1976年至1984年。4年创作，写就了60万字，集数几经变化，最后定为60集。“电视剧《毛泽东》上半部讲述了53年，才60集，《邓小平》只讲述8年，超过60集不合适。”制片人高成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这是分寸感的另一种体现。
高成生接到担当制片人的邀请时，距离预定的开播日期(2014年8月8号)只剩下一年半时间。投资方华影文轩的张小红带着剧本和诚意，高成生却知难而退，提出“另请高明。”
剧本带回家，高成生放不下，又翻了一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剧本好是好，但一年半的倒计时，从中南海到黄山，别说拍好，老老实实拍完都难。”
另一边，华影文轩也在如履薄冰地运作着。华影文轩是四川省属的国企新华文轩为《邓小平》一剧专门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新华文轩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多年，出版过多部党史文献类图书，双方合作打造《邓小平》的消息传出后，江苏等省希望能够合作，但被四川方面拒绝。
四川方面为什么愿意独资投入1.2亿？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邓小平》如果成功，几乎可以肯定会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作为曾经的影视剧创作大省，四川已经有十几年没有问鼎该奖项，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是绝佳的机会，因此不遗余力。”
20天后，张小红再次找到高成生，告诉他，《邓小平》已经运作多年，最初在北京拉起了一支队伍，不甚靠谱，最终散了，连华影文轩公司都面临撤销，但四川方面的领导还是决定坚持，“抛开现实考虑不说，我们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还是有一份情怀。”
“情怀”虽然朦胧，但也足以使人不再往深处探究。高成生挑起担子之后，立刻面临寻找“立戏之本”的难题——谁来扮演邓小平？
像所有毛泽东的扮演者一样，邓的扮演者也必须经过家属同意。对于之前的邓小平扮演者，尤其是特型演员，邓家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演出父亲的精气神，至于形似与否，反而成了次要的。
剧组找到了马少骅，他出演过窦婴、魏征等历史剧里的“老臣”，也能将孙中山演绎到足以乱真的程度。但马少骅一开始也不想演，“大家对邓小平太熟悉，我已经60岁了，演砸了怎么办？”
三
1982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马少骅演了三十几年，有些名气，但没有大红大紫，提名过飞天奖、金鹰奖，也都只是提名而已。在北京的家里见到记者时，他一屁股坐在沙发里，“演伤了！今后几个月都不接戏了。”
客厅西面改造成了CD墙，被数以千计的影碟塞得满满当当。就像小众艺术爱好者常有的做派，马少骅曾经看不起电影电视，他的专业是话剧，连“演员”的名称他也不满，“我是一个‘体现者’，演员多恶心。”笑起来带着几分伟人范儿，不是“haha”，而是“hoho”。
演邓小平，形象是短板，马少骅心里清楚。开拍前一个月，他陷入慌神状态，整日躲在家中，研究人物个性。找来一大堆影音资料，大都是开会，没有他想听到的生活情境，焦急。
一次，马少骅随机播放一段1984年的中顾委谈话，里面传来缓慢有力的川普，“今年我就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开放，一个就是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香港问题。”嗬，一下子开放了23个沿海城市，竟轻描淡写。“一国两制的方式只有中国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80岁的老人，内心忽然急切起来。
“就是这段录音！”马少骅夸张地猛拍沙发，“让我体验到了邓小平的个性和气派。别看他个子小，男人气很足，说话办事一针见血，绝不拖泥带水。另外蛮狠，所谓狠是什么？就是下得了手，绝不在关键时候犹豫不决。”拍摄期5个月里，马少骅每天听这段录音，生怕抓着的个性又溜走了。
开拍前，马少骅进了邓家，见到了邓林、邓榕、邓楠、邓朴方。“邓家的孩子是很有文化的，是很检点自己的，不像社会上有些人传的那些。邓朴方很朴素，坐在轮椅上，戴个小圆帽，见到我把帽子一摘，两眼盯着我。我说‘你好，你身体要注意’，邓朴方就说你不错、你不错。”邓家人认可，马少骅心里哗的一声轻松了。
2013年9月开拍，每一场景，剧组得按历史影像一比一复制，墙上挂的字画要随年份更换，摘下语录换上书法。每天开拍前，得先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打电话，汇报各个领袖的座次安排，而领袖的职务随年变换，年轻的剧务常常搞错。刘少奇追悼会那场，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但当时最高领导人是华国锋，站位搞错了，镜头只能剪掉；中央军委的会议，拍了一半才发现没有军职的李先念坐在那里；有一场戏所有角色都到位，只差乌兰夫，等了半小时才来，其实就一边坐着一句台词也没有。
至于台词上的讲究就更不用说了，仅举一例：胡耀邦找邓小平汇报撒切尔来华，进了邓家院子，问到，“小平同志在吗？”导演立刻喊停，不能说“小平同志”，要说“老爷子”，那时候凡是跟邓小平关系近的人，都称呼他为老爷子，在关键人物身上尤其不能马虎。
《邓小平》全剧中，马少骅有380多场戏，有280场是在开会，又有150多场是在邓家的大客厅里。米粮库邓家的院子，摄像把犄角旮旯拍了个遍，只为后期剪空镜头时能减少重复，开会的时候也试遍了推拉摇移各种角度。即使如此，邓小平慷慨陈词、释疑解惑后众人热烈鼓掌的桥段还是不止一次地出现着。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多次探班，这位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曾经见过邓小平，他告诉马少骅，“小平这个人是藏而不露、绵中带刚的。”
这让我怎么演？！马少骅欲哭无泪。
四
背了太多包袱，马少骅渐渐发现，紧绷着是没法演好邓小平的，当他打开自己，甚至即兴发挥的时候，人物的精气神便出来了。
复出后，邓小平召集三十多名有威望的科学家座谈，扫了多年厕所的王大珩教授声泪俱下，痛斥四人帮残害科技人员。演到这里，马少骅红着眼睛走过去，握起他的手，“像发生在王教授身上的这种事情，我们中国决不允许出现第二次！”
第一集里山雨欲来，邓小平在家中剖白心迹，“去年的这个时候，刚刚开始批邓，主席要我牵头，搞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也就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思考再三，婉言拒绝了……‘文革’搞了十年了，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都给整死了，好多人都给整得很惨……”马少骅自作主张加上了最后一句，那一刻他想起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想到自己停办婚事、卖掉自行车到上海参加高考的往事。为这一句话，他感到很得意。
生于1955年的马少骅经历了整个邓小平时代，当他把人生体验带入表演，角色得以血肉丰满。可有时候他又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感，周恩来临终那场戏并不长，马少骅眼泪止不住地流，一句“绝对不会”说得艰难。因为邓家人说过，老爷子从不流泪。
即使是无需表演带入的导演吴子牛，也时常被浓烈的情绪带回青年时代。
1969年1月17号，我挑着两担书，走过三道河下乡当知青，一个刚满16岁的少年，前途未卜。1970年的时候中央下了个135号文，有个同学家人手抄了一份寄给我们。于是几个公社的知青带着花生、酒、腊肉，从山区、草原赶过来，到红星二队聚会。我们看到了曙光，因为文件说，表现得好的知青可以经过人民公社推荐招工、上大学、参军。
突然我们眼前就亮了，有出路了。我平生第一次喝酒就是那次，菜还没上，五十多度的红薯酒，一两一杯，我一口气干了6杯。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到生产队的，二十多里的山路，底下就是悬崖，跌跌撞撞地摔着，满身都是血。但是很快心就凉了，因为黑五类子弟还是没有资格。
当有年轻的观众批评《邓小平》中的知青“跟打了鸡血一样矫揉造作”，吴子牛立刻反驳说，“当时就是那样的精神面貌，没经历过怎么可能理解。”
人很难超越经验的牢笼，要超越被强烈体验形塑的认知同样不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戏里，邓小平有一段台词，“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从本本出发，那就亡党亡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撺掇马少骅，“拍桌子、拍桌子。”马少骅照办了，事后却如鲠在喉，“怎么能拍桌子呢，有失身份啊。”
在马少骅心中，邓小平的伟人形象根深蒂固，邓小平为中国排球加油，他很自然地形容是“护犊子”。对于“仍然端着伟人的架子”之类的批评，他无法接受，“那是端着吗？要拿捏好分量，我不能总跷着二郎腿吧？”
五
北京人艺的老戏骨李光复对主旋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在《邓小平》里他饰演胡耀邦一角。
胡耀邦本人比李光复更瘦小，但脸盘看起来圆润一些，嘴唇也有点往外翻。化妆师将下嘴唇画得厚一点，前额的头发剪得更薄，但终究形在似上不是强项。
“我见过胡耀邦本人。”李光复提了气，眼睛闪着光。
那天李光复骑着自行车，照常回到史家胡同的宿舍，远远看到门口站俩人，一个是副院长欧阳山尊，另一个有点眼熟。走近了，那人穿件半新不旧的灰蓝色干部服，第一颗扣子没系，一双懒汉鞋，像邻家的大叔，正在那乐呵呵地闲聊。
“小李，这位是胡耀邦同志，以前可是红小鬼呐！”
“呵呵呵。”耀邦同志笑笑。
李光复曾经跟母亲学了些医术，懂点打针、拿药，在北京人艺宿舍搞了个医务室，三人就聊起医务室的事，谁也不提政治。那是1975年，四人帮尚未粉碎，胡耀邦的话只记得一句，“我现在赋闲。”
那时北京人艺很受大大小小的领导人物关照，周恩来、习仲勋、胡耀邦、罗瑞卿、邓大姐都经常露面。陈毅总抓一把糖葫芦跟年轻演员们闹腾，警卫员不让小孩们上舞厅去，陈老总就吼，“拉(哪)个不让上？”然后拍着小孩脑袋，“上上上。”
“我们见到的领导人都不是新闻里那种，要说平视，见多了才做得到。”对于怎么演好胡耀邦，李光复没费什么劲儿，“耀邦的个性非常热情、平易，感觉好像没什么棱角，但有强硬、不退让的一面。”
剧组在中央党校里取景时，一位老太太带着小孩走过来，慢悠悠的，“哎呦，我看您是耀邦同志吧？耀邦同志，我特别怀念他，我们去植树，他不坐小车，跟我们挤一个大面包车，一点架子都没有。”跟老太太闲聊，李光复从她的描述里捕捉状态，收获很大。
李光复想把胡耀邦的热情演出来，但还得按一般观众的欣赏习惯，不能过火，党的干部要很稳重。对于整个剧组都在营造的分寸感，李光复也必须心领神会。
整部戏里，李光复有五十多场戏，也是大部分在开会，演技很难施展。尽管如此，他仍想改变扮演领袖人物的老套路，多一些展示人性的情节。“现在的主旋律影视剧，最大的问题就在人性苍白上。”
李光复曾担任电影《铁人》的策划，他年轻时是王进喜的崇拜者，“工地上原本什么都没有，条件很艰苦，为了活命，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都跑了，等于放弃了最宝贵的公职。他妻子也受不了，说‘你要干，你就把命丢这儿，但孩子是老王家的根，我得把孩子带走’，带着孩子就上了长途汽车站。王进喜追过去，他大老粗不会讲大道理，就在漫天飞雪里围着大巴车吼秦腔。老婆听了流眼泪，就跟他回去了。”
讲完时李光复已经红了眼圈，“真事！多有画面感，可是《铁人》没用这段情节，还是习惯了展现伟大光荣、战天斗地。”
在《邓小平》第一集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原本的台词是“卓琳，我们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和马少骅都更喜欢，因为“包含一种人性在里面。”
李光复觉得，展现伟大人物脆弱的一面，甚至瑕疵的一面并无不可，经典传记电影《巴顿将军》里，主角就是个乖张暴戾、满嘴脏话的家伙，但无损他的魅力。
说到这里，李光复记起一个段子：老领导欧阳山尊在延安时经常陪毛泽东打乒乓球。有天毛的医生说，把球打远点，主席最近胖了，让他多运动。一开球，“乓”一声，主席跑去捡球，这么反复三次，主席恼了，发球时一发狠打老远，“我也让你捡捡球！”其实挺可爱的。后来欧阳山尊总是跟人讲主席的段子，“文革”时候挨批斗得了个罪名，叫“遛毛主席”。
六
开拍112天后，《邓小平》完成所有拍摄，转入后期制作。
网上流传说，《邓小平》用于审查的光盘达到一万多张。制片人高成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没那么夸张，征求意见的范围的确很广，但我们用的是1:1刻制，一集一张，一套就52张。”
负责审查的部门对《邓小平》一剧完全没有上级的姿态，往往是说“我看过很感动，但是这里需要修改，免得让人挑毛病”。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近些年几近泛滥，大部分粗制滥造，以“手撕鬼子”为甚，“审查部门看多了也反感，现在领导都年轻化了，思维很活跃，私下里也觉得乏味、难受，他们的特点是政治很强，但是也希望看到好作品。”
由于有中央办公厅的重大立项，前期又经过了剧本审查，广电总局、中宣部对《邓小平》很宽松，像编剧龙平平对媒体所说，做到了“一路绿灯”。最后需要等待的是中央办公厅。
那段日子里，中宣部、广电总局，还有中央电视台，频繁给剧组打电话，怎么样了？能不能播？广电总局已经备好了许可证编号，就等一句话；文化宣传系统在等待，《邓小平》是重大献礼片，就像曾经的《建国大业》一样，60大庆的时候人们也曾为没有能够媲美《开国大典》的作品而发愁；中央电视台要求剧组写保证书，某月某日保证播出。央视的焦虑来自卫视频道的凶猛竞争，今年黄金时段电视剧里，央视只有《湄公河大案》拿得出手，也只勉强打平，一度寄予希望的《推拿》(根据毕飞宇小说改编，濮存昕主演)收视率也不理想，很需要国家级正能量的注入。
剧组里很多人也感到顶不住，“要不改成8月20日播出？”但高成生坚持8月8号，他心里自有分寸。
马少骅先后8次补配音，抹掉电视剧同期声，重新找到现场情绪并不容易。有时只是去掉了少数情节，但叙事上就要修改一连串。“修改时优先保证政治上不出问题，然后保证画面、保结构，台词改、字幕改、旁白改，只要不伤筋动骨。导演说这个那个演员回不来，我说保证播出是第一，不然配音再完美没用。”高成生说，“主要是时间上太赶了，我接手的时候只剩一年半倒计时。”
2014年7月，《邓小平》通过了审查，相关部门对该剧的评价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重大收获”。重大收获，而非以往使用过的“里程碑、重大突破”，高成生对词语之间的差异理解得很精准，“你这部剧突破了，有特殊性，十年八年别人很难有超越的。”
得知8月8号正常播出，马少骅很激动，“我就觉得习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有自信。这个戏会引起国外的轰动，它肯定觉得中共更坦然，随着政治更开明，过一两年还应该再宽。”
编剧龙平平则赋予了这部剧更高远的意义：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当前社会对改革开放却出现了不同声音，对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正因如此，我们想通过这部剧，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新生活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通过重温党和人民共同走过的光辉历程凝聚社会共识，坚定改革开放的旗帜不动摇。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也在片场对马少骅说过，“演好这部戏，是立了一功。”
七
《邓小平》获得成功后，最该松一口气的是投资方华影文轩和四川省方面。
业内人士透露，相关部门给予了《邓小平》播出平台上的优惠，不限制播出它的频道数目，采取“1+3”模式，在中央台播出到一定集数后，四川卫视跟播，然后东方卫视、深圳卫视跟进，因为四川省是资方，上海和深圳都是改革标本城市。第二轮由江苏和北京包断，并可以转售其他电视台。
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背后，相关部门的用意是要改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赚钱”的局面，激励更多后来者。
2006年之后，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制度被备案公示制度取代，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管理方式没有明显变化。这样的制度格局造成商业资本追逐热点题材，家庭伦理、古装穿越、抗战奇侠剧一时泛滥。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商业资本因政治敏感没有能力，国有影视剧单位则面临激励不足的局面，投拍要承担风险，与收益严重不匹配。
在国家层面，《邓小平》这类个人传记题材并不会得到政府的补贴，因为革命领袖众多，拍与不拍、投入多少都很难平衡，与抗震救灾等更有公益性质的题材不同。目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最为有效的激励只剩下各种国家级的评奖机制，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
李光复对王进喜的题材念念不忘，想在合适的时机打造一部充满人性光辉的电影，但市场前景让他犹豫不决。他清楚，已经播出的《铁人》勉强没有赔钱，是因为走了全国总工会的渠道。他痛斥那些庸俗的偶像剧和夸张的抗日奇侠剧，“但这只是影视剧创作者的责任吗？”他反问。
“我们曾经创作出《林家铺子》和《茶馆》那样不朽的作品，面对巨变的时代，文艺界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这本是个诞生托尔斯泰的年代啊。”
高成生在谈到创作环境的时候还是用《邓小平》举例，在会见撒切尔的场景里，导演让邓小平站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之上，背后是《江山如此多娇》的大型油画，邓小平走下台阶，远景、近景、特写，加上激昂的音乐，“非常写意、提气”。在电影《巴顿将军》里，巴顿慷慨振奋地站在巨幅国旗装饰的讲台上，与《邓小平》很像，“外国人搞起主旋律来比我们还要极致。”高成生说。邓小平走下台阶的写意最终没有保留，“与外交礼仪不符”，撒切尔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举世皆知的一摔，也不符合当前的国际环境。
高成生的女儿是个“90后”，学的是影视表演，父女俩成天在家辩论，女儿一恼就说，“你是党的人，你是党的剧，你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艺术追求。”在女儿身上，高成生发现了属于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我们也得理解、了解他们。”好在，女儿对《邓小平》表现出了兴趣。
当下流行的郭敬明和韩寒，高成生很关注，只是没有完整看过。“当年冯小刚的《1942》一出来，都觉得它独孤求败，结果徐峥、赵薇突然就破了10亿，大家一下子懵了，冲击得稀里哗啦的。”
在高成生看来，中国的影视剧业还在快速扩张，是时势造英雄的年代，身边很多人都有赌一把的心态，“但是你过十年八年再看《邓小平》，有可能比他们更长久、更留得住，它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有它的现实主义关怀。”
在8月7日的发布会结束时，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站了起来，对马少骅说，“我们拥抱一下！”后来有人提醒他，毛毛哭了。
（原标题：电视剧《邓小平》和它的分寸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