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灵魂的现场

灵魂是有质感的,特别是当他的一生和质量结缘的时候。

然而,当我们想用文字触摸并再现他的精神气度,却发现并非易事。因为,在他平和儒雅的面貌之下,却有如此博大精深的人生境界,一如他所开创的中国质量管理科学。

没有他,“质量”这两个字,在中国将可能是别样的一种写法。然而,怎样才能走进他所“管理”的精神领地?

现场!我们想到了现场。

现场,是他质管理论的精髓;现场,为他一生最为注重。在他现世生命的最后的现场,一定会留下思想情感的种种痕迹吧?

坚守一生的质量准则

4月9日,在他逝世6天后,怀着景仰和期待,我们走进刘源张院士遗体告别仪式现场。上午10时,仪式开始,人们依次进入八宝山公墓东礼堂。放慢脚步,慢些再慢些,这位89岁老人半个多世纪的质量生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此刻,他不平凡的一生和为中国质量付出的艰辛,又在大家眼前一一展开……

1956年8月的一天,从日本开来的“兴安丸”号轮船停靠我国天津港,时年30多岁的刘源张离船上岸。汹涌大海已在身后,他却更加心潮澎湃:“总算到家了!”

归国投身国家建设的刘源张,迫不及待地在自己的工作志愿表中写下了“长春一汽”。“我从小喜欢汽车,学的又是质量管理,如果能到长春一汽,正好能派上用场。”

然而,不久后的一天,刘源张收到了一封信。“我们欢迎您到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您的专门学识一定能对我们的‘运用学’组起很大的作用……”署名为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就这样,在钱学森的邀请下,刘源张加入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开始筹建新的运筹学研究小组。从此,刘源张与中国的质量管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在日本学了经济学,在美国主修了运筹学,但是,在中国怎样搞质量管理?刘源张一时摸不着头脑。“你连我们的工厂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么研究工厂的质量管理?这样吧,给你1个月时间,到各地工厂去跑一跑,了解一下实际情况。”钱学森给刘源张派下第一个活儿。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北京国棉一厂、长春一汽、东风电视机厂……从此,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大小工厂,刘源张深入生产一线的脚步再没停下过。

1960年,长春的冬天格外寒冷。在长春一汽底盘车间里,刘源张绕着一台机床转来转去,时而弯腰仔细查看,时而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时而又低头沉思。他带领专题小组,在啃一块“硬骨头”。

那时生产的解放牌卡车,驾驶杆下端有个涡轮蜗杆,它是控制左右轮同步转向的关键零件。但是,这个关键零件质量出了问题。加工这个零件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挤压,机床是前苏联援建的最新式机床,每天加工不到200个零件,废品却最少两三个。

这个连“老大哥”都解决不了的质量问题,刘源张却发话要死拼下来。

从哪里入手?不进现场怎么能知道?经过实地考察,刘源张摸着门儿了,“就从加工操作的青年女师傅入手。”大家帮着她扫地、递零件、擦机床,一边观察她的操作动作。几天下来,刘源张他们有了500多个测量数据,画成波动图和控制图,计算出集中统计分析的结果。最后,质量问题成因终于找到了,原来是机床一端机座里的垫片,被磨损了3微米,就是这3微米导致了高废品率。

刘源张一炮走红,从此有了“工厂大夫”的绰号。

“质量管理的本质精神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从1957年我第一次去上海访问工厂起,就带着‘美国的理论如何联系中国的实际’的问题去看、去想、去做。”在半个多世纪的质量生涯中,“理论联系实际”,在刘源张的血液里流淌,这是他坚守了一生的质量准则。

“搬运工”搬来质量精魂

遗体告别厅的大显示屏上,正在播放由二女儿刘明为告别仪式特别制作的视频。精心挑选的上百张照片,是刘源张一生的缩影——这张,是在棉纺厂操作纺织机时照的;这张,戴着安全帽在企业车间搞调研;这张,与工人们谈笑风生说体验……一张张照片,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在人们的记忆中定格,而照片中所透露出的质量情怀,更在人们的心中流淌……

1978年冬,鄂西大山里,寒气逼人。

从武昌开来的202次列车缓缓停靠十堰火车站。刘源张刚步出车厢,就被人急急忙忙拉进汽车,继续赶路。

二汽的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这次,特地请刘源张到现场,解困局。没想到,这次临危受命,成为刘源张与二汽续写20年缘分的开始。

在总装厂,刘源张看见装配工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干活。

“穿太厚岂不妨碍工作?”

“厂房高大,两头的出入口都大开着,又没有暖气,只好穿成这样。”

“这不行!厂房一定要装暖气,并且在出入口设气墙。不要局限于长江以南不装暖气的国家规定,要因地制宜,保证质量是第一要义!”

刘源张还听到了“装配装配,不学就会”的说法。厂里雇佣了一些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农民工,装配工的工资比其他工种要低。

刘源张立即向厂方反映:“这不对!前面各分厂各工种的活儿不能在这里搞砸了。必须对装配工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工资待遇。没有一流的装配工就没有一流的卡车。”

两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建议,却是刘源张自认为20年来为二汽总装厂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

刘源张总说:“我只是个搬运工,把西边的东西搬到东边来,把东边的东西搬到西边去;把研究室的东西搬到工厂来,把工厂的东西搬到研究室去。”在日本、美国留学时,刘源张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产品质量的改进,竟然要先从装暖气开始。

从1957年在北京东郊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学校里举行第一个全国性的质量控制讲习班,到后来在全国推广的全面质量管理;从1977年在清河毛纺织厂点燃中国QC小组的星星之火,到上世纪80年代推进QC小组的燎原之势;从1979年提出“三全”、“三保”理论,到1989年提出并在企业取得相当经济效益的工业企业定额制定准则;从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军工产品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到2002年参与“我国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等重要研究;从1979年参与创办中国质量协会,到参与起草《质量振兴纲要》、《质量发展纲要》,2013年获得首届国家最高质量奖励——中国质量奖……刘源张不仅在中国大地播下第一颗质量管理的种子,而且在他的精心照料和细心呵护下,质量管理之树茁壮成长,现在已是一片绿树成荫、硕果累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质量森林。

拒绝之中见品行

这是遗体告别厅里的特别一幕。当人们在刘源张遗体前鞠躬志哀的时候,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遗体前连磕了3个头。他眼里含着泪花,嘴唇微微颤抖,浑身因巨大的悲痛而抽搐。这个人,是刘源张的学生孙长鸣。这特别的举动,引发我们对他的采访。而他幽幽的讲述,把我们带回到50多年前……

1956年,孙长鸣来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当时刘老刚刚回国,我经常在单位看到他,带着黑边眼镜,意气风发的样子。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位科学家,但并没有太多了解。”

知道了刘源张的研究方向后,孙长鸣萌发了拜师的念头。一天,孙长鸣来到刘源张家,开口就说:“刘老师,我想做您的学生。”当时,刘源张正在搬家,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看了这个小伙子几眼,刘老不冷不热地说:“如果是为了名、为了利,那你就回去吧。做质量很苦,无名无利。”

碰了一鼻子灰的孙长鸣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一转眼,时间来到了1980年。3月18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会上,大家正在热烈讨论有关教育的话题。轮到孙长鸣发言了,他突然站起身,大声说:“我想拜刘源张为师。”刘源张一脸错愕。现场沉默片刻,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大家的见证下,孙长鸣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刘源张的学生。

“为什么一定要拜他为师?不仅因为他学问高,还因为他干净,做人干净!”

孙长鸣此言不虚,有事实为证。这是另一位学生见证过的事:

“啪——”站在旁边的马仲器着实吓了一跳,身体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只见刘源张脸气得发白,刚才拍桌子的一只手,还停在空中即将重重落下。近30年了,马仲器从来没见过老师如此发火。刘源张的举动,也把桌对面的某企业负责人镇住了,惶恐得不知所措。

“我刘源张这么多年,从来没做过违背质量基本原则的事。否则,这个奖就会一文不值!要让我作弊,门儿都没有!”刘源张用手指着那位企业负责人,毫不留情。

原来,一年一度的全国质量管理奖评选在即,刘源张是评委之一。一家企业找到他家,希望他能在评选时“多多关照”。

被刘源张严词拒绝后,对方还不死心,居然把某位领导人搬出来施压。这次,刘源张真的怒了!

“现在一些企业,名义上聘请我当顾问,其实是想通过我的关系多拿奖。这样的顾问,我一概不当!”最终,企业想走他的后门没有得逞。

被刘源张拒绝过的,不仅有企业负责人、部门领导,还有更高层的大人物。

1986年7月28日,刘源张正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参加国家学位委员会管理学科评议组会议。晚饭过后,他被同在宾馆开会的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邀请到自己房间。

“老刘,你愿不愿意当官?”

“当什么官?”

“副部级的。”

“副部级的不干,正部级还可以考虑。”

“你别开玩笑,我是代表总理跟你谈话。”

“我知道,你是找人当新成立的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局长吧?”

“对。”

“我干不了。”

想都没想,刘源张就这样拒绝了。

“第一,我是研究学问的;第二,我不善交际;第三,我不了解政治。”

从此,朱镕基对刘源张的称呼,改成了“教授”。

“哈哈!他肯定看出来了,我是只能勉勉强强当个教授的材料。”刘源张的笑声,一如既往地爽朗而富有感染力。

爱“家”爱出的质量大师

神情安详的刘源张,躺在鲜花之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这是祖国给予这位老人最高的荣誉。祖国啊,祖国,多年以前,那可是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学者魂牵梦萦的两个字……

1956年的一天,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刘源张正在为回国做准备时,美国移民局的人按响了他家的门铃。对方说明来意后,递给刘源张3张纸。第一张纸上面,印着好几家知名机构的名字,只要愿意,刘源张可以选择上面任何一家去工作;第二张纸,是银行愿意提供贷款买房的资料;第三张纸,是对方愿意帮助刘源张申请“绿卡”的材料。也就是说,只要刘源张愿意,工作、房子、“绿卡”,全都有了。

但是,刘源张却谢绝了对方的好意,毅然决定从日本转道回国。“美国再好不是家啊!留学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吗?!”

“妈妈,洗脚——”孩子充满童真的稚嫩声音、端着水盆摇摇晃晃的身影,让妈妈欣慰地笑了。电视上的这则公益广告,是刘源张的最爱,温馨的母子深情在瞬间融化了刘源张的心……

他想起17岁从青岛乘船去日本时,弟弟背着铺盖卷跟在他身后,一边走一边哭,一直送到码头。

他想起“文化大革命”被抓进秦城监狱时,大女儿欣儿才6岁,小女儿明儿才3岁,全家的担子,就落在小他9岁的妻子张宁身上。失去自由8年多,漫漫长夜,妻子和女儿,每晚都出现在他的梦里。

他想起刚回国时,自己每月工资150元,领到工资,他会给母亲寄去50元、给妹妹寄去50元,剩下50元才作为自己的生活费。他多么希望家人能过得更好一些……

刘源张总说,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质量生涯,好像都充满了偶然。

中学时代,成为一名工程师是刘源张的梦想。1942年,他从燕京大学去日本准备读机械工程,几经辗转,最后却进入京都大学读了经济学。期间,又偶然了解到质量控制的概念,偶然进入用统计学分析工业质量管理的新领域。1950年10月,刘源张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学习。1956年,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刘源张本来一心想着到长春一汽工作,却因钱学森发出的邀请,来到了中科院力学所,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质量工作……

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偶然”让刘源张为中国的质量事业东奔西走50多年。在几十年求学与工作的岁月中,有喜有悲、有得意有失望,刘源张却始终未改初衷。

“因为这些‘偶然’之中又有一个‘必然’,那就是对‘家’的爱。在国外的15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回来了就想把家搞得好一些。这个家不仅是自己的小‘家’——我个人的家,还有大‘家’——我的国家。家有个生活质量,国家有个发展质量,两个质量都靠产品质量。家与国要好起来,就得先把产品搞好。所以我把质量管理工作做好,就可以说是忠孝两全了!”

2011年盛夏,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起草专家组会议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刘源张作为专家组组长,主持讨论《质量发展纲要》的战略思路和主要观点。专家们为一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是否将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写入纲要。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必须走质量强国之路;也有些专家提出,现在战略提得太多,如“人才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等,再提质量强国战略不易被接受。刘源张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讨论,最后要求发言:“我只说两句话,一是我干了一辈子质量,实现质量强国是我的梦;二是追求和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梦。不圆这个梦,我死不瞑目!”刘源张一锤定音,2012年2月6日国务院颁布的《质量发展纲要》明确规定:“推动建设质量强国”。

“家”是远隔万里仍系着游子内心的那根线;“家”是身陷囹圄却温暖全身的那盏灯;“家”是为之奋斗拼搏的那个幸福港湾。从小“家”到大“家”,刘源张爱得深沉、爱得无怨无悔。

有情有义“负心汉”

遗体告别仪式上,一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舒缓了现场哀伤凝重的气氛,让送他最后一程的人们,揉裹了淡淡的温情和空妙的回味。

伴随着第一乐章徐缓的旋律,我们跟随在告别的行列里。走近他遗体的脚步,缥缈却又滞重,心中,随着音乐起伏绵延的,是一种放不下、难割舍的情怀,是一种释放出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爱……

2012年11月的一天,刘源张出外公干,患上帕金森症的妻子一个人出了家门。待到他回家,却怎么也找不到张宁的人了。这下,可急坏了刘源张。顾不上老迈的身体和工作后的疲惫,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问遍找遍。直到后来,盯着海淀区所有监控设备,从下午一直看到凌晨3点,刘源张才在大家帮助下,把妻子找了回来。

刘源张长长出口气,瘫软在沙发上。

“没有她就不会有我的命、我的家、我的事业。”刘源张把《感恩路——我的质量生涯》这本书,献给妻子张宁。他说,“我40岁进监狱,她30多岁就‘守寡’了,一守就是近10年。现在我尽量不出差,出差时也每天都给她打电话,以弥补过去的缺失。”

年轻夫妻老来为伴。妻子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刘源张便四处寻医问药,他在电视上看到唱歌能够治疗记忆力衰退,自己就在家里教妻子唱歌,如今,每逢家庭聚会,妻子还能与他合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考虑到刘源张自己的身体也逐渐力不从心,远在国外的两个女儿要给老两口请个全天保姆,但刘源张始终不肯答应,他说:“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机会。年轻时都是她照顾我,我被抓到监狱,也都是她在照顾这个家。现在老了,生病了,让我终于有机会也照顾照顾她了。这个事情,谁都代替不了,必须我自己做。”

有情有义,知恩感恩,守信担当,这就是刘源张。

突然,你回来了,

我的初恋。

五十年前的泪水,

还留在我的胸前;

五十年前的印痕,

还没有擦干……

这首诗,是孙长鸣送给刘源张的。他说,他被老师的坦诚所打动,更被老师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所打动。

那是上世纪40年代末的往事了。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刘源张,结识了日本女子——悦子。那是一个盛夏还没有过去的季节,两个年轻人为了相见,每次都要从水道桥坐JR线,来回差不多两小时,却从不嫌远。两个人一起逛武藏野的小山坡,一起手拉手仰望天空,一起讨论文学名著……

1950年年底,刘源张因去美国进修,(用他尚未出版的第二本《感恩录》书稿上的话来说)当了一次“负心汉”。从此,两个人依旧彼此牵挂,却不能结为连理。

1988年6月,近30年后,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东京新宿三丁目的一家俄国餐馆久别重逢,却许下了“从此不再相见”的约定。2004年,刘源张去日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年轻时候去过、住过的地方,唯独因为这一约定,没有去东京。

这份情愫,化作了对家人、对事业的挚爱,埋藏在他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直到他去世前,刘源张才嘱咐小女儿,有空去日本看看悦子,叫她一声阿姨,问声好。

从遗体告别现场走出来的时候,近午的阳光,喜盈盈地照射大地,天蓝得有些异样,微风和煦而调皮。这是北京春季里难得的好天气,而我们却为伤感压抑得有些窒息。

我们曾经走进这位老人遗体告别的现场,目睹了追思的过程,聆听了人们关于他的讲述。但是,灵魂的现场呢?我们真的曾经走进?也许,一个人真实灵魂的现场,永远是不能完全为人所知的。

让老人安息吧。对他灵魂的最大慰藉,就是继承他的质量事业,圆他的梦,并把他的爱,他的品行,发扬光大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