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型人口红利及其良好开端

　　 【理论周刊· 经济学 ·新常态·新视野】

　　 作者：郭磊 韩玉玲

　　 人口红利：从总量观到结构观的进步

　　人口学界长期存在着人口攀升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20世纪后期，“乐观派”的人口学家指出了“悲观派”的一个重要误区：只关注了人口总量，没有关注人口在年龄频段方面的比重结构。世纪之交出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结构理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口红利是借股票红利的含义，通俗地说明人口变化在特定时段使经济获得的额外增长幅度。正如并非任何厂商的股票在任何时段都会有红利一样，人口红利只会发生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段。人口红利也不是说人口越多对经济增长就越好，它的来源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当一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一个比率时（或者抚养比低于某个分数值时），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借助这一有利的人口结构而获益。

　　我们知道，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除了自身的消费外一般都会不断创造财富并获得收入。不难推断，一个国家有效劳动人口的比重越大，人均收入向上增长的几率就越大。在实证研究中，人口学者们和一些宏观经济学者们都发现：增长快的国家往往有效劳动人口的比重较高，而增长慢甚至陷入衰退的国家几乎都面临劳动人口不足的困扰。

　　与仅注重人口总量的分析比起来，人口结构分析显然前进了一大步。它剥离了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人口群体，更为精准地定位了影响国民收入的人口频段。不过，人口结构分析并非十全十美，由人口结构所导出的人口红利概念也存在不足。

　　 人口红利概念的缺陷

　　人口红利概念的主要缺陷在于：在“客观数字”这一“硬指标”的光环下，有可能使我们忽略人口的质量这一“软指标”。表面看来，劳动人口比重高确实是件好事——与2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非劳动人口的情形比起来，4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非劳动人口更能给我们以安全感。问题在于（也许极端一些）：如果前一情形的2个劳动人口拥有16年的教育背景，而后一情形的4个劳动人口仅具有9年的受教育经历，那么哪一位被供养者会更有安全感呢？

　　了解国际贸易的读者一定知道这样一个现象：为了扩大贸易量而降低价格的策略不一定能带来贸易总收益的上升，在一定的范围内，价格的上涨和出口量的下降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总收益。

　　上述现象对于我们正确看待人口红利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劳动人口的总贡献是其数量和个体产出的乘积。在劳动人口总量下降后，其总贡献是可以保持恒定甚至提升的，只要数量的下降被质量的提高所弥补。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人口红利概念中引入人口质量的维度，那么一些为人所忧虑的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美国老年学学会原会长、老龄化经济学者詹姆斯·舒尔茨曾这样指出：“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那些只考察供养比就报告坏消息的预言家们想象的那样糟。”

　　 质量型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因劳动人口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提高而获得的额外收益就是质量型人口红利。提高人口质量的理念能使我们摆脱“数字型”人口红利思维模式的窠臼，特别是能够远离“人口诅咒”，即由于廉价劳动力充裕而导致的创新能力的发育不良。

　　提升劳动人口质量的路径是教育。人们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进步无不源自教育。即便是自学成才，也可以将其看作一种特殊的接受教育的方式。在相关研究中，抽象的劳动人口质量多是通过受教育年限这一有形指标得以衡量的。就质量型人口红利来说，获取的关键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