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悦读】甘灵：为信义而战——有感于《资治通鉴·周记》

2400多年前，正处于春秋时期，智氏的领地为韩、赵、魏三家瓜分，赵襄子将智伯杀死后，将其头颅上漆，作为自己的饮酒器具。这一幕，只是中国古代乱世的一个缩影，但智伯家臣豫让的出场，却在这残忍、血腥的乱世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信义、执着的刚毅光辉，始终在那段诸侯混战的冰冷历史中闪耀，至今读来还令人唏嘘不已。

行刺，本来仅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本来只是残酷的战争形式的一种而已。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更多地属于弱势的一方向强势一方歇斯底里式的抗争；在血腥的人类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迫选择的、唯一可能出奇制胜的决死拼斗。

豫让因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智伯的惨死，决心选择刺杀手段，发誓为智伯报仇。第一次刺杀行动失败后，他用漆疮烂身体，吞炭弄哑声音，残身苦形，使妻子不识，仍坚持寻找接近怨主赵襄子的时机。再次谋刺未遂被捕，临死时，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杀。

豫让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刺客，在他之前有专诸，专诸之前有曹沫。豫让的刺杀，并没有曹沫的淡定和成功，没有专诸的神秘和浪漫气息，但他却展现出一名义无二心的勇士的忠心义胆与惊心动魄，敢于为信义而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性命。正如豫让自己所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这让我又想起了《史记·田儋列传》中记载的“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秦末齐国旧王族田横被汉高祖的军队围困在一海岛上，为保存岛上五百人的生命，一人带着两名部下去见刘邦，但到了离京城三十里的地方便自刎而死，以示自己不受投降的屈辱，当刘邦派人去招降岛上的五百人时，五百壮士闻知田横自刎的消息，集体蹈海而死。以致司马迁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田横之高节，宾客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今天的我不想去妄下断言说什么豫让和五百壮士是“愚忠”，更不想嘲笑他们太傻太天真，因为在今日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太多人已经不会选择为信义而战了，更何况是为了信义而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常为功名利禄而绞尽脑汁，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坚守着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所谓“信条”。显然，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多了，这个社会就变得冷漠了，没有了人情味和正义感。因此，我们也常常会发出感慨：这个时代的英雄少了!

当我们时不时地翻开历史的长卷，就常会看到，国家危亡之际，大批的壮士们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马革裹尸还，上演着一幕幕“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他们视国耻为不可容忍，把这种耻看成自己私人的、必须以命相抵的奇辱大耻——中国文明中的“耻”的观念就这样强化了，因此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妇孺皆知的感人历史故事。为国雪耻、为国而战实际上就是一种信义，一种责任担当，更是一种民族大义，这种大义之举支撑起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也深刻地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忠义。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这些中国文明中的有力成语，都是经过了志士的鲜血浇灌以后，才如同淬火之后的铁、沉水之后的石一样，铸就了中国精神。

信义是综合体现诚信、信誉、侠义、仗义、道义等概念的道德范畴，古往今来都被世人共奉为美德。所以每每我们在历史典籍中读到这些历史上的信义之士的故事之时，都会为他们的壮举而感到热血沸腾，也会为他们的不幸和悲壮而扼腕叹息。我们敬重信义之士，更期待国家和民族涌现更多信义之士。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求社会能构建一套可供国人自觉遵循的道德价值体系和秩序体系，中华上下五千年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为此不懈努力，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到时至今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倡导，都是对构建国人道德范式的伟大尝试和实践，也是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五四”青年节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也谈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也许很多人都还记得《礼记·礼运》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古人对美好社会秩序的憧憬和追求，今天的我们也期待着构建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这需要我们全民族道德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人人都具有道德秩序意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共处。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有过一句名言：“读史可以明智”，读懂历史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历史中，我能深刻感受到，古人从小就受到良好而严格的道德教育，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开始就学背《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坚持修身立德为先，才会有如此多的明大义、知荣辱、辨是非的名士，令后人景仰和膜拜。陶冶身心，涵养德性，“内圣”才能“外王”。古人的道德秩序教育值得我们深思，虽不能生搬硬套，然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使用。

思之今天中国的教育，我们切不能仅仅给年轻的一代传授专业知识技能，而忽视了立德修身的引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德”和“才”就有这样的名言：“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网络上也有这样的形象说法：“有德有才为精品，无德无才为废品，有德无才为成品，无德有才为毒品。”这足以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深思和警醒。培养人才，首先还是要让学生成人，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是非分明的人、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人，在此基础上才是成才。因此，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需要兼而并重、不可偏废，真正让我们培养出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格健全、心智丰满、德才兼备，既要成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栋梁之材，更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脊梁，关键时刻敢于为信义而战！

作者简介：

甘灵，男，广西武宣人，工学硕士，副研究员，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党务、高教管理、教学及科研工作，先后在《思想理论教育研究》、《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篇，主持或参与完成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9），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