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中的“川师大现象”
高林远
没有西部大开发，就没有“川师大现象”
一般人认为，西部大开发似乎就是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的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西部基础设施的大改善和经济的大发展。但在教育战线工作的人感受更深的则是西部大开发给四川教育带来的机遇和变化。我个人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尤其是四川影响最深刻的应该是西部教育的大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大开发。严格说来，四川师范大学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就是起始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和当时四川的许多高校一样，四川师大在办学条件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的机遇，按照“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更好的发展”的思路，在扩大办学规模，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办学质量上三管齐下，实现了办学规模大发展，办学条件大改善，办学质量大提升，学校改革大推进。学校也因此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当时的不少主流媒体把四川师大在短期中实现的这种嬗变称为“川师大现象”。
对“川师大现象”，不同的人在当时对此有不同的解读，赞誉者甚众，毁贬者也不少。2002年3月，我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的采访，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所谓“川师大现象”，内涵其实就是善抓机遇，敢为人先，勇闯新路。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于当时的西部高等教育界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机遇，既是一个发展自己，做大做强的机遇，又是一个深化改革，告别旧的办学体制的机遇。要抓住机遇，就必须转变观念，勇于创新，大胆改革。四川师大这样做了，所以就有了“川师大现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没有西部大开发，就没有所谓的“川师大现象”。
积极执行国家扩招政策，妥善处理办学规模和办学质量关系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和全国高校扩招几乎是同步开始的。“川师大现象”的形成也起始于学校的扩招。当时，对于高校扩招，一直都存在两种声音：反对者认为，扩招会造成教育质量下滑，赞成者则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太小，不能适应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应尽快实现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我个人是持后一种意见的。
这组数据可以显示当时四川高等教育面临的艰巨形势：2001年，东部江苏省人口7500万，在校大学生58万，每一万人中有77名大学生；中部湖北省人口6000万，在校大学生45万，每一万人中有75 名大学生；西部陕西省人口4000多万，在校大学生31 万多，每一万人中有73名大学生；而我们四川省人口8600万，在校大学生31万多，每一万人仅有36 名大学生，还不到别人的一半。这就是当时四川高等教育的现状。基于对这种状况的把握，当时的学校班子迅速统一了思想认识，认为不管是从四川教育的现状还是川师大自身的实际来看，学校都应该走扩招这条改路。
尽管国家有鼓励扩招的政策，四川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又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学校班子也对扩招持积极态度，但反对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我记得2001年4月19日学校召开“进一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动员大会”，讨论如何在规模扩大和新生录取线下降的情况下稳步提高教学质量。那次会议，学校时任党政领导，校级退休老领导，全校副处级以上干部、各办学单位的教师代表都来了，可能有200多人。
大家知道，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较劲认真，干任何事情都讲究要有一个说法。对于扩招影不影响教育质量的问题，会上当时就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数量多了必然降低质量，而另一种意见是，没有一定的数量就谈不上有质量。两种意见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为依据，说实话，要在理论上把这两种对立意见统一起来真还不容易。我和时任校长的封小超同志采取的做法就是不从理论上去评判两种观点的是与非，而是从川师大的实际出发讲究竟该不该扩招。记得当时我俩在会上说得最多的就是这样一个观点：川师大过去没有扩招，我们并没有因此跨入一流高校的行列，现在有了扩招条件，至少使我们有了一点改善办学条件的机遇和希望。
在政府办学经费不增加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学校内部的挖潜来适度扩大规模，降低办学的边际成本，增加办学的边际收益，新增的边际收益用来改善办学条件。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的确难以说服反对扩招的人，但算经济账大家都能一目了然。这样一算，大家也觉得适度扩招对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是有好处的。但扩招后怎样保证教学质量仍是大家犯嘀咕的事情。
随着高校扩招的进行，群众对高校和专业的选择也愈加挑剔，同重点大学相比，我们的生源质量是劣势。生源质量不好，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面临更大的困难。人才培养质量上不去，学校整体竞争力就会减弱，学校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学校班子并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反复强调：虽然无法改变体制赋予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利条件，但我们在志向和能力上不比别人差，因此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比别人更加重视培养质量，比别人更加重视教学科研，比别人更加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比别人更加重视学校管理。一句话，必须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培养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也才能在经过一段长期奋斗之后摆脱我们现在的处境，进入一个高起点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之中。
那次会议很成功，这让全体四川师大人坚信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中的困难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学校也以此为标志，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移，开始了新的跨越。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大胆改革办学体制
在扩不扩招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但接踵而来的是另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即怎样解决学校办学条件不能适应扩招需要的问题。
当时，学校的想法是通过适度扩招来挖潜，借此降低办学的边际成本。但现实却根本不是按学校的预想来发展的。每年实际招生规模都远远大于学校制定的招生计划。结果是，学生来了，超计划的学生没有宿舍可住，没有教室可上，各种教学资源都处于一种空前紧张的状态。为此，学校班子还对负责招生工作的同志提出过不少批评。但负责招生的同志也有苦衷。因为在当时，扩招对政府而言叫政策，对学校来讲就是任务，完不完成任务是一个政治问题，无条件接受上级下达的招生任务是学校唯一的选择。因此，如何在确保完成招生任务的前提下为学校创造正常的办学条件就成为当时川师大迫在眉睫的问题。学校也召开了多次会议，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通过集思广益，学校确定了一个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走多元化办学模式的思路。这个思路用当时在校内流行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把闲置资源变成资本运用，把无形资源变现为现实品牌使用”。
如果说西部大开发是“川师大现象”形成的外在条件，这个思路就是“川师大现象”形成的内在途径。它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校与银行的合作。过去，川师大学生的基础设施条件是相当差的。学生宿舍多数都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老宿舍，电路老化，经常停水停电。遇到全校性停水时，我们不得不请求消防部门用消防车给我们送水，师生员工拿着锅盆瓦罐排队领水并不鲜见。由于全校没有一栋像样的楼，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没有一个像样的教学实验场所，所以有人说川师大就是一所“希望学校”。在那种情况下，改善办学条件，保证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成为学校的当务之急。但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钱。当时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财政拨款，二是学生学费。但光靠这两个渠道解决不了问题。当时财政拨款很少，只能解决教师的人头经费，以四川省属高校的基建经费来说，一年只有3000万，分到每个学校的只能解决点修修补补的问题；同时，当年的学费也较低，不可能靠学费解决办学条件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筹措经费彻底改善办学条件成了当时川师大面临的首要问题。情急之下，我们首先想到了银行。向银行贷款，这在现在看来不是问题，但在当时，真正属于“吃螃蟹”的问题。在此之前，像学校这种事业单位是不能向银行贷款的，原因有二，一是政策有规定，二是学校不具备还贷的能力。但幸运的是，由于西部大开发，国家对银行和学校的政策有了松动，很多银行都看好高校，主动和我们联系签订了许多战略合作协议。截止到2001年，学校先后通过集资、贷款和引资共建等方式，在校内外新建了24幢在当时算得上是环境一流的学生公寓。由于硬件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一些原来根本不可能在学校设立的省级教育培训机构也开始落户四川师大，如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两课培训中心、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中心。后来，学校又用此方式陆续兴建了东校区和成龙校区，使学校的办学条件实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是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只有一种，就是纯公办，它完全由国家出钱，按国营事业单位的机制运行；改革开放后，经过各地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主要表现为三类不同性质的学校：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公办学校举办的独立学院。其中，多数民办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都是由原来公办高等学校举办的按新机制运行的二级学院演化而来的。所谓按新机制运行的二级学院，其实就是公办高等学校利用办学品牌吸收社会资金，与企业共同举办的民办学院。人们将此称为“一校两制”，而四川师大正是这一重大改革的先行者。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走出这一步实属不易，因为这是对当时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重大挑战。当时的教育部不准我们这样做，社会上质疑我们这样做，校内部分教职工也反对我们这样做，但学校面临的实际又迫使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像我们这种地处西部的省属高校，光靠政府的投入是难以适应扩招形势需要的。所以我们抱定一个态度：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路子自己走，自己的发展自己谋。我们的想法就是将公办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优势结合起来，找出破解“招生任务重，办学经费少”困局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保持公办大学的牌子，按照民办大学的法子，借用投资者的票子，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子，依靠教职工的脑子，培养社会欢迎的学子。我们的东区建设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运用这一办法，我们先后建成了10多所按民办高校机制运行的学院。
2006年5月，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潘懋元先生考察了川师大东校区和影视学院。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他们来是有疑虑、有担心，想看看川师大的全新办学模式到底会有怎样的效果。
在陪同潘懋元先生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向他介绍了东校区和影视学院的筹备与建设情况，潘老听得很认真，边听还边提问。随后的座谈会上，潘懋元先生充分肯定了我们对该项工作的付出与努力，还欣然题词：“敢为天下先”。这样的积极评价让我们倍受鼓舞，说明我们之前的探索和尝试都是有意义的，这也为我们进一步更加深入地改革发展增添了信心和动力。
如果把这10个在四川高等教育改革中诞生的新型学院作为一个案例——“川师大案例”，它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起步早。在以上10个新机制学院中，大多数是本世纪初开始起步的，特别是四川师大电视电影学院，1995年筹备，1996年正式招生，是全国最早由公办高校举办的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内设二级学院，可以说是四川师大探索办学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第二，品种全。它完全覆盖了我国高等教育的3种办学模式。例如当时的东校区，就是3种办学模式的联合体。在东校区里，有1所独立学院，1所民办高职学院，3所按新机制运行的公办学院。第三，贡献大。新机制学院为5万青年学生创造了上大学的机会。两个独立学院约2万人，3个职业学院约3万人，另外，3个新机制公办学院超过1万人，加起来5万多人。同时，新机制学院为四川高等教育增加了包括3000 亩土地在内的10多亿优质教育资产，其中东校区800亩，成都学院700亩，航空港校区500 亩，电视电影学院500 亩，加上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共近3000亩，总资产超过15亿。后来，在国家进行的教育布局和结构调整中，这些新机制学院陆续都独立成为由四川省教育厅直接管理的高校，而且发展势头更加强劲，部分学院为适应办学需要，还在多地兴建了新的校区，由当初的“小不点”变成了“大块头”。这些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对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还对学校周边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四川师大发展的事实证明，正是得益于学校抓住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高等教育带来的绝好机遇，不怕困难，直面挑战，才加快了四川师大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改革和发展又衍生了多元化办学的模式，从而在政府投入几乎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顺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也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力的人才资源支撑。
（高林远同志，2000年9月—2014年3月任我校党委书记。本文系我校党委宣传部彭静，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记者、影视与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2012级学生李博根据高林远口述记录整理成文。本文原载2015年校报第585期第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