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生态扶贫纪实
青研院师生进行土壤采集
周青平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花海豚”。从地图上看，西起喀喇昆仑山，东至横断山，南至喜马拉雅山，北抵祁连山，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就像一只昂头翘尾的海豚。
因为海拔高程差大，垂直分异明显，几乎涵盖了从高山草甸、草地，到灌丛、针叶林、阔叶林等不同的植被类型，所以在植被资源分布图上，这只“海豚”五彩斑斓。周青平一辈子都在捣鼓高原上的草，他不止一次在梦境中看到，“花海豚”变成了绿色。
高原藏区扶贫的核心就是“草、畜、人”
“牧人跟着牛羊走，牛羊跟着水草走，这是高原上的生存法则。”上世纪60年代，周青平出生在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那里是青藏高原的北缘。每年七八月间，雪山之下，碧波万顷，牛羊点缀其中，美不胜收。
草原除了留给周青平田园牧歌般的美好回忆，也常常展露残忍的一面：
高原牧草生长周期极短，从萌芽到开花结籽，只有三到四个月。传统的游牧方式“靠天吃饭”：没有贮草的习惯，牛羊吃完了夏草，便要忍饥挨饿好几个月，常常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存活率极低；而频发的低温和冰雪灾害，更让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牧民损失惨重。
“高原藏区要脱贫，必须要解决牛羊的问题；要解决牛羊的问题，关键要解决牧草的问题。”1980年，怀揣造福牧区群众理想的周青平，考入青海畜牧兽医学院草原系，从此与高原牧草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从野外采种、种植，到收割、打碾，再重新种植、收获，要选育出性状优良的牧草品种，往往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30多年来，周青平像农夫一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如今他和他的团队选育出了批碱草、早熟燕麦等十余个高抗、高产、早熟的牧草品种，通过“种草养畜”，帮助牧民度过高原最艰难的冬天和春天。
青藏高原幅员辽阔，环境差异极大，如何选育更多适应不同地域的优良牧草品种？如何向牧民推广优良草种和种植方法？一时间，周青平的牧草研究工作遭遇“瓶颈”。而西南民大的“青研院”让他看到了希望。
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在阿坝州红原县选址修建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高科技研究基地；2012年，学校又在基地的基础上成立青藏高原研究院（简称青研院），利用高校教育、科研优势，促进青藏高原区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帮助高原群众脱贫奔小康。
“把如此大规模的教学科研平台建到生产、扶贫一线，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周青平说，此前，西南民大已经打开了多种高原特色动植物资源保护利用的研究领域，“这有利于开展协同科学研究，对高原牧草的深入研究和推广也有积极作用。”
继2012年底周青平加入西南民大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后，中科院地理所、寒旱所，兰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纷纷“加盟”。依托高原研究基地，将对形成对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生产生活、人文历史的系统研究，从根源上解决当地贫困问题。
一头牵着民生，一头牵着生态
5月，海拔3800米的西南民大牧草驯化场上，积雪开始消融。
早晨8点，匆忙吃完早饭的柏晓玲快步走到地里，她戴着宽沿草帽，厚厚的白口罩几乎遮住了整张脸。这样能避免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灼伤皮肤、避免鼻腔因极度干燥的空气而皴裂流血。她拾起一块土疙瘩，放在掌心搓了又搓。“土壤解冻，湿度合适，就必须马上播种！”
柏晓玲是西南民大生科学院2015届研究生，毕业后她选择来到基地“种草”。今年，她负责播种的是去年从草场中筛选出来的批碱草籽，它们将带着“母体”的优良性征：生长周期短、耐寒耐旱、根系发达、叶片多且厚、结籽数量多，这是多年选育的结果。
趴在100多亩的草地里，从测定植被的种类、密度，到记录单株植物叶片、花朵的形态，专业称之为“做样方”，一套翔实的样方数据能反映一片草地的物种多样性和健康状态。这项工作细致而繁琐，但却是柏晓玲和同学们在高原学习的必修课，草地就是课堂。“每天都要带着干粮和水壶去地里，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天。”
每年9月，随着种子采集工作的结束和土地的重新封冻，研究转入数百公里外位于成都的实验室内。工作同样繁琐，柏晓玲和同学们要用镊子把燕麦或批碱草籽一粒一粒的从草穗上剥离，然后模拟不同气压、温度、湿度环境，观察、记录种子的发芽情况，进一步筛选、提纯来年要播种的草种。“一簇批碱草穗上的籽儿密密麻麻，有上百颗，有时候数得眼睛发花。”
为什么要如此艰辛而执著地选育牧草呢？青藏高原研究院牧草栽培育种专业教师陈有军说，长久以来，牧民通过提高牛羊养殖数量，来“对抗”低成活率，可提高载畜量的直接后果就是草地退化，高原植被的生长特性以及高原极其脆弱的的特殊环境，使得这样的破坏几乎不可逆，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在牧区有“毁坏一块草皮，百年难得恢复”的说法。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当时不少牧场从内地引进了许多优良的牧草品种，结果发现这些牧草在生长旺盛阶段便迎来高原的寒冬，根本无法完成开花结籽的生长周期。第二年引种的草场仍然是光秃秃的一片。‘引草’计划无疾而终，而草地持续退化带来的环境和民生问题，地方政府已无力应对。”陈有军说，“我们，就是利用教育和科技，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在青藏高原的扶贫工作最大特点和难点就是——一头牵着民生，一头牵着生态。”
“草、灌、药”模式调动群众积极治沙
第一次站在青藏高原研究院所在的红原草场，杜忠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一个叫瓦切的地方，一千多亩的流沙像泛滥的洪水一样咆哮、蔓延，所到之处，吞噬一切。”
“人们可能很难想象，高原沙漠化已经非常严重。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都没有了，何谈脱贫致富？”杜忠原在中科院从事土地沙化研究多年，2013年，到青藏高原研究院，专注高原草地恢复研究。
“过度放牧和不科学放牧，导致植被种类减少、鼠患增多，土地沙化便越发加剧。”杜忠说，高原沙化治理、植被恢复，周期比平原地区长得多，“甚至是一场几十年的‘拉锯战’”，单靠政府和研究机构根本无法完成。但牧民忙于生计，如何调动他们去“治沙”，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牧草、灌木是传统治沙植物，但经济效应不明显，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找到一种方法，能让群众参与到高原沙化治理中来，又能让他们在过程中增收致富。”青藏高原研究院副院长刘圆主攻中药学、生药学方向，她开始在自己的“老本行”上动起了脑筋。
刘圆曾在调研中发现，除了放牧，采集药材也是部分牧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比如采大黄，一挖就是一个口径几米的大洞，对草地的破坏也是极大的。”“我们能不能通过发展人工种植高原药材，既解决药材的需求问题，又解决牧民的致富问题，还达到沙化治理的目的？”
“在草、灌中再加一味药。”这样的想法，为青藏高原生态扶贫打开了思路。如今，在“草、灌、药”模式下，青藏高原研究院建起了百亩“高原药材驯化选育基地”，大黄、秦艽、红景天、雪莲等几十种高原药材正茁壮成长。未来，它们不仅会成为牧民增收的“金元宝”，更将成为站在治沙一线的“忠诚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