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榴就是这样一个渠道

草榴就是这样一个渠道，在许多人言必称1024的那些年里，它消解了太多荷尔蒙，甚至因为它的纯粹和封闭性，成为讨论热点话题的一个阵地。

这很容易让我想起当年，性与政治从来不可分，它的释放与压抑往往出于泛政治化的考量。1949年后，性仿佛革命敌人，连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都删去了“娼”、“妓”和“嫖”等字。样板戏主角个个无婚无性无爱，唯一结婚的阿庆嫂，丈夫也去了跑单帮。老一辈人将性视为洪水猛兽，多少也有样板戏的影响。当时提倡抹杀男女差异，女性性征都成了禁忌，连胸罩都得买小一号，尽量将胸部“藏”起来。

于政客而言，政治需要民众服从，但性却有着天然自由的一面，二者几乎无法调和。每逢政治压抑，性必然会受到压抑。但反过来说，即使是一丁点儿性自由，也有其象征意义，甚至会成为政治自由的避风港。

文革结束后，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虽然含蓄，却呈井喷之势，可谓压抑太久后的迸发。张贤亮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底层村姑的丰腴肉体挽救流放右派，极具象征意义。至于张艺谋以《红高粱》张扬野性，同样是一种转化。而对政治与性禁忌的最好描绘，当属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城市里备受压抑的知青在乡野中偷情，“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这恰恰是性自由象征意义的体现，隐喻着政治空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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