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英烈 编纂《成都英烈大典》收录5200余人
每一个烈士都有一个名字，不管这个名字是否响亮。每一个烈士身后都有一段故事，不管这故事是否曲折。
他们的事迹，已定格为最为勇毅的中国形象。他们的精神，穿透历史，点燃后人的热血。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烈士名录（部分）
抗战
彭为工（1923年，生于成都），八路军电台队长，1942年5月3日随左权将军在山西对日寇反扫荡中光荣牺牲
解放战争
黄琪（1925年生于北京），鄂西北第三军分区司令部秘书，1947年1月22日在湖北房县分水岭二道河突围时牺牲
对越自卫反击
舒栗彬（1968年生于宜宾屏山），解放军某部战士，1988年5月在老山抗击越军时牺牲
抓捕嫌疑人
刘辉（1963年生于成都），金牛区公安分局西安路派出所副所长，1998年11月6日抓捕盗车团伙被枪击中右颈动脉
见义勇为
游进（1967年生于南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记者，1990年2月在人民南路一啤酒馆内，与持刀歹徒搏斗时牺牲
在这本9.5厘米厚的大部头书中，这几名生前不相识、牺牲时间和地点各异的军人，被统一编号为“1185”。这既是一个页码，也是一个能够在索引中找到他们的编号。
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烈士。现在，是时候认识他们了。按照这部书的索引，我们可以一一查询到跟成都有关、有名有姓的5200多名烈士。
他们中上可追溯到因推翻清王朝牺牲的同盟会会员、抗击日寇牺牲的爱国将领，下可找到社会主义时期保卫社会安宁的公安民警及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等各类英烈。
为烈士立传，这份前所未有而且纷繁复杂的统计工作，由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历时三年多完成。2011年10月，由他们编纂的《成都英烈大典》（下称《大典》）正式出版。
收录四类烈士
全成都有名有姓的有5200多人
“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虏！/黄饭和苦菜，蚊蚋和飞蚤/瘦得了我的肉、伤不了我的骨/重门和铁槛，枷锁和铐链/锁得住我的身，禁不住我的心！”
翻到《大典》第19页，一首革命小诗《囚徒歌》闯入眼帘。作者李叔敬是成都东门外清安街人。根据记载，他在支援遂宁武装暴动后，在成都被捕。他牺牲的原因，在整本《大典》中可能都算绝无仅有：1935年5月，他绝食牺牲于狱中，年仅36岁。
在《大典》执行副主编刘海眼中，这名70多年前的烈士，算是书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出生在成都本地、在本地牺牲。
刘海说，编纂这本书时，编委会为应该收录哪几类烈士，定了几个标准：本籍人士、本地牺牲；本籍人士、外地牺牲；外籍人士、本地牺牲；仅在属地享受烈士待遇整理而成。李叔敬即是第一类。这一整理，他们从浩瀚如烟的各类记载中，前后共打捞出5200多名有名有姓的烈士。
龙泉驿人黄强2007年1月5日在帕米尔高原山区执行侦察搜捕任务中牺牲，他成为“本籍人士、外地牺牲”的代表；2002年3月，不满20岁的湖北小伙龚满明，在与抢匪搏斗时牺牲在金牛区，他又属于“外籍人士、本地牺牲”的范畴。
不过，刘海颇为遗憾地说，其实5200多名烈士的数据并不完整。据民政部资料证实，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我国先后约有2000万烈士，但有姓名可考、已列入各级政府编撰的烈士明录中的仅有193万人左右，“成都应该远不止这5000多名烈士”。
整本书按英烈事迹、
英烈小传和英烈名录编排
“……这时，良弼右脚已下车，正欲躲避，家珍已将一枚二号炸弹掷出，炸弹触地而裂，一声霹雳腾空，良弼左膝立断，周身俱伤，扑地昏厥，越二日死去。家珍则不幸被一块弹片从下马石弹回击中后脑，当场牺牲，年仅23岁。”
在《大典》的第222页，详细记载了金堂人彭家珍刺杀清末大臣良弼的始末。彭家珍死后，被孙中山追赠为大将军衔，准“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崇祀忠烈祠。
彭家珍牺牲于清末，为何他会被收录进《大典》？根据《大典》的解释，他被认定为烈士的原因，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在1953年向彭家珍烈士家属颁发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抗日名将王铭章在徐州会战中，因誓死保卫滕县（今山东滕州）而牺牲殉国，为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查阅《大典》可知，1984年9月1日，他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大部分烈士都是因为战事牺牲。不过为了保卫社会安宁而牺牲的公安民警，在《大典》中也占据不少篇幅。1996年2月7日23时许，新都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专案组民警吕新民在抓捕持枪抢劫团伙的战斗中，被火药枪击中头部牺牲，时年42岁。
刘海说，所有资料由区市县提供，因此编辑时就按各区市县顺序排列，整本书再以英烈事迹、英烈小传和英烈名录编排。英烈名录中，就有很多籍籍无名的英雄烈士。而烈士个人资料多的，就被收录进英烈事迹、英烈小传，读者可以对他们的牺牲情况做一个大致了解。
专访编者
《大典》最遗憾是
无名英雄没法收录
成都商报：怎么想到为成都的所有英烈编这样一本书？
刘海：我编了一辈子的党史。大约在2006年前后，成都集中宣传了一批烈士，总共有二三十人，每名烈士的事迹都是由我操刀编写的。这一接触，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也对成都烈士群体产生浓厚的兴趣———究竟成都有多少烈士？他们因为什么原因牺牲？……我萌生了想给成都所有烈士立传、写书的想法，让大家通过这本书，了解成都的历史，了解成都烈士。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纲要》、《四川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2005年~2015年）》的文件精神，我们编著了这本《成都英烈大典》。
成都商报：为什么会花了三年多时间来编纂？
刘海：做这件事太花时间了。当时我们向各个区市县的党史办发文，要求统计当地的烈士名录，还做了样板，要求写60~600字的简介，事迹详细的还可以多写一些。但每个区市县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名单要向当地民政部门核实。结果光是搜集，就花了两年多时间。第三年我们就开始集中编辑。我们总共收到300多万字的资料，都很粗糙，而且有些区市县报的烈士，跟其他区市县的还有重复，需要挑出来删掉。砍一稿下来还有200多万字，最后定稿时我们还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两个人光在电脑上就看了两天，最后浓缩到130多万字。
成都商报：编纂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烈士？
刘海：成都各个时期的烈士都有，每个时期的评定标准也不一样。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彭家珍、车耀先、王铭章、李家钰之类的烈士，他们都是为国家、为民族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回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没有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奋斗牺牲，就没有今天祖国的兴旺发达，是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我们的和平和幸福。
成都商报：对这本书，还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刘海：这本《大典》是我一生的心血。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有很多籍籍无名的英雄，其事迹无从可考，个人资料非常欠缺。还有很多烈士，连名字也没留下。比如当年抗战，川军出去那么多人，有些牺牲了，有的失踪了。这本书不能覆盖所有烈士，这是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