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银霞：“刺死辱母者”背后的主角

　　原标题：苏银霞：“刺死辱母者”背后的主角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11月，苏银霞接到司法所打来的电话，让她立刻去高速路口。路口就在她家工厂身后，一公里远。等苏银霞和女儿于家乐接上所有人，包括于欢的姑姑于荣秀、姑父，还有一个叔叔和舅舅，已是半个小时后。六七个人，两辆车，开到了高速路口。

　　这是全家人迎接于欢出狱的阵仗。电话那头别的啥也没说，不过几天前也打过电话，让他们去监狱给于欢送过一趟衣服，这一般就是出狱前兆。一家人就静静地等着通知他们去监狱接人，没想到人被径直送到了高速路口。于欢看到路边站着的亲人们，嘴边盘旋一句话：“我回家了。”一下车，大家围上来，开场白被于家乐抢了，她喊：“弟弟你可回来了。”

　　于欢，25岁，结束4年零7个月服刑，回到家乡山东省聊城市冠县。2016年4月14日，因无法偿还高利贷，于欢和他的母亲苏银霞，被11名催债人围困在自家公司的接待室，极端侮辱之下，于欢用一把水果刀，刺伤4人，其中1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为此，于欢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媒体报道以“刺死辱母者”为题，直指“量刑过重”。“辱母”作为关键词，天理、国法、人情，引发各界对“正当防卫”的讨论，犹如一堂全社会的法制公开课。2017年6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欢案进行二审，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于欢和“于欢案”，成为那一年中国法制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于欢

　　出狱后的于欢，讲话慢条斯理，逻辑顺畅，张嘴前，话语先在头脑里过一遍。逢人喊哥喊姐。事发前，高中毕业生于欢没出过山东省。出狱后两个月，他已经跑了一趟青岛、一趟河北、两趟常州、一趟北京。去常州是见他妈妈原来的客户，第一次由妈妈领着，第二次就独自前往，替妈妈讨回两笔陈年货款。他主动见记者，见律师，见远方的长辈，像一条章鱼，广伸触角，尽力接触社会。

　　他现在长了不少白头发，混在黑发里，很醒目。他整个人在冠县都挺醒目。跟我在奶茶店里坐一会儿，有位婶婶认出他来，喊他“欢欢”。走在街上，会有人过来问：“你是于欢吗？”在冠县的饭馆里，背后的过道里一有动静，他都不自觉地回头看。冠县太小了。他已经出狱，却仍活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原来是个挺不起眼的男生。从小在妈妈开的工厂长大，高考考上大专，没去读，就地到妈妈的工厂干活，尽早把厂里的生产流程都走一遍，工厂的活儿脏、乱、累，衣服包裹不到的地方全是黑的，指甲缝里也是。有时也不情愿，但一旦有工人请假，于欢就得顶上，不可能因为缺个人停下整条生产线。

　　如果不接厂里的活儿，他以为最理想的工作是有双休日的那种工作，稳稳当当过一生。出狱后，他知道小时候以为的那条路没有了，他得出去闯荡。

　　于欢属于“超生”，身份证上写“1994年”，实际出生在1996年，2016年事发时，他未满20岁。事发第二天，他被带去看守所，发现自己是里面年纪最小的。那会儿，他不知道看守所是什么。上小学时倒经常路过，大人说这是监狱，管它叫“西街大狱”，没想到自己会在“大狱”里过20岁生日。看守所有窗，但窗外延伸出去一大块儿窗沿，阳光只能在特别炽烈的时候照进来一点。经常吃咸菜，后来学会嘴里吃咸菜，自己脑补从前吃过的美味佳肴。偶尔站在阳光下，别人告诉他，他的脸是泛白的菜色。

　　于欢进看守所是2016年4月，开庭在12月。开庭当天早上，他妈妈赶到看守所，又陪他到法庭，然后也被警察带走了。因为另一桩案子——苏银霞做钢贸生意，资金最紧迫时除了借高利贷，还和丈夫、女儿在济南成立投资公司，面向社会融资，后来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早一周姐姐于家乐就在济南被捕，当时罪名是“私刻公章”。

　　姐姐、妈妈都被关进看守所，爸爸还不知道下落，一家人落到了这种境地。于欢一审被判无期后，决定放弃上诉，他告诉律师：“你走吧，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如果家庭正常运营，或许能拿得出钱来给他打官司，现在这种状态，他认为不可能拿几十万块钱去打水漂、赌结果。

　　姑姑比他执着。于欢家出事后，主要靠她在外奔走。第二天一早，律师又来了。他告诉于欢，他姑姑就在外头。那是2月，天很冷，还下着雨夹雪。“你姑就在外头淋着，你不（在上诉书上）签字她就一直淋着，你姑的脾气你也知道，说不走就绝对不走，她这个年龄就别让她遭这个罪了。”律师又说：“争取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好的结果。”这些场景，包括最后签字那个瞬间，都刻在于欢的脑中，“真的忘不掉了”。

　　 厄运降临那一天

　　事发当晚的事，更加刻在脑海。案发细节，母子二人已向法庭多次讲述过。关注过这桩案子的人，经过当年媒体的报道，也都很难忘掉一些细节，尤其是这桩案件受人瞩目的核心元素——辱母。

　　2016年4月14日那天，天气不错，挺暖和，日头高照时于欢只穿了件条纹半袖，傍晚才把夹克套上，牛仔裤配运动鞋。他记得一清二楚，是因为后来这几件衣物成了证物。

　　那伙人是14日下午4点出现的。当时苏银霞在办公楼三楼，收拾东西。要收拾的东西太多，就在前一天，她的债主吴学占，拉来两车家具家什，都是从于家搬出来的，意思是房子归他了，东西还给你们。

　　来了四辆车，至少有两辆没牌照。没牌照的车，苏银霞从前也见过，地痞流氓，开个“豪车”，不挂牌照，乱闯红绿灯，这些事从前在冠县也有。四辆车、十几个人，露着胳膊，胳膊上露出文身，发型也挺悍的，也没人敢上去询问。他们不是空手来的，带来了做烧烤的家伙，一个烧烤架，半米长，10厘米高宽的立方体，上面开盖，街面烧烤摊常见的那种，烤串、蔬菜和啤酒，东西挺全，仿佛经验丰富的路边摊摊主，摊子就架在办公楼抱厦台，摆开架势，流露出长久驻扎的意思。那个烧烤架后来被人遗忘，现在还搁在院子里，生着锈，歪在一堆杂物里，跟一台掉了脑袋的电风扇挨着。

　　杜志浩晚上8点左右到的，30岁出头，1.75米左右，块头虽然不是很大，但练过武术。他是这伙要债人的头目。4月初，苏银霞就和他打过交道。那会儿他和债主撬锁进了她家，将苏银霞反手按住，脑袋按到马桶里，动弹不得。杜志浩还威胁说，要让人拉屎，所幸没有发生。

　　我问苏银霞，那时候哭过吗？她说，没有。又问她，那脑袋被按到马桶里，害怕吗？她说：“那个时候也不害怕，就是拉屎我也不害怕，他要是拉屎我就带着屎出来，他侮辱我，我也不丢人，我是欠他的钱，又不是别的。”

　　但是，于欢感到恐惧。案发那间接待室，一进办公楼就是，其中一整面是玻璃，很厚，里面的人说话外面完全听不到。如今于欢路过总是快步走过，不往里看一眼。

　　回想那天，画面清清楚楚。杜志浩先在外头吃烧烤，喝啤酒，一个小时后，进入接待室，跟于欢母子对峙。接下来发生的事在于欢案的审判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杜志浩用污秽语言辱骂苏银霞，弹烟头到她胸前，将裤子褪到大腿处，裸露下体，朝坐在沙发上的苏银霞等人左右转动身体。”这个行为随后遭人劝阻。“杜志浩穿好裤子，又脱下于欢的鞋，拿到苏银霞鼻子处，被苏银霞打掉。”

　　“那个画面我估计永远忘不了。”他说的画面，包括从拿起水果刀到最后被警察带走那几分钟。于欢头脑里曾来回播放那些画面，愿意或不愿意，它们都曾长期霸占他的头脑。一审与二审，又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回忆，现在，他实在不愿意再次述说，只说，“那天改变了我一生的走向”。

　　不止是他。继于欢被判刑后，其余家庭成员也受牢狱之灾，母亲苏银霞、姐姐于家乐和父亲于西明，都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获刑，苏银霞3年，于家乐3年零6个月，于西明4年。一家四口，现在还剩于西明尚未出狱。

　　 起家

　　一家人的厄运到底从何而来？每个家庭成员心里，起点或许各有不同，但一定都离不开苏银霞的生意。

　　苏银霞是冠县本地人，1986年初中毕业，到县里食品厂上班，一开始做包装，后来制作酥心糖、饼干，没干两年，厂子效益变差，她作为技术骨干，一个月都拿不到100块钱。那时苏银霞已经跟于西明结婚。于西明的父亲在他17岁那年过世，工作岗位就袭给长子，县里公职单位比工厂上档次，两人就把婚给结了。

　　怎么开始做生意的？苏银霞说是“穷怕了”，需要解决温饱。她最先发现的商机是卖化肥。娘家沿街有间门面房，在城乡接合处，经常有农民蹬着三轮车经过，苏银霞逐渐知道啥时节进化肥，啥时节卖合适，那个门面房就当仓库，通过囤货、赚差价，赚到第一笔钱。后来又开始买卖玉米和棉花。20世纪90年代，这些生产资料掌握在生资公司手里，一般来讲，只要拿到货，就不愁卖不出价钱。做买卖似乎也没太大技巧，看别人做什么，自己打听打听，跟着做就是。

　　到1995年底，苏银霞存1万块钱定期到邮政储蓄银行，再花600块钱买了一部电话机，成为他们院里继县委职员那家后，第二户安装电话的人。从此苏银霞的业务范围为之一阔，她可以打电话到河北等地找更实惠的货源。这样生意做了四五年，苏银霞又给自己家里添置了一辆奥拓，二手车，花掉3万多块，于、苏两家有七八口人都凭这部二手奥拓学会开车。如今车早就报废，但于西明主张留着，权作纪念，仿佛是当年光辉与荣耀的一个证明，苏银霞也同意。直到去年出狱，看看这辆旧车，刷过好几回漆，早已不是20年前的模样。苏银霞心有所感，折成废铁卖掉了事。

　　苏银霞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候，家里还有过一辆卡晏，虽然是债主抵债而来，可也是辆200多万元的豪车。追溯做贸易这20多年，苏银霞的确走了挺长时间的上坡路，2000年时她的贸易范围又拓展到棉花。与前头做化肥和玉米还有不同，棉花涉及生产，需要添置设备，筹建厂房，小有资本者才有能力投入，苏银霞花20万元买了些二手设备——这显然比过去倒买倒卖上升了一个台阶。

　　台阶之上还有台阶，苏银霞未止步于此，她又往上走，走到了钢材贸易这条路。

　　有个亲戚一直从事轴承钢生产，大约在2001年左右，亲戚找到苏银霞，说有个钢厂销售找上门。苏银霞挺动心，她打听了打听，认为这个事儿能干，甚至这生意看上去跟过去卖化肥没太大差别，靠一点消息、一点资金，就能做起来。

　　她找到几个亲戚朋友，筹款几十万元，从钢厂进货，再找客户。当然也栽过跟头。2008年，苏银霞从沈阳东洋制钢厂订4000吨货，价值1700万元。订货时市场价挺有利，而且眼瞅着还在往上涨，她盘算，这4000吨货到手一出，稳打稳赢能赚200万元。没料到钢厂迟迟不出货，在价格最高点，她的4000吨钢材还没生产出来。

　　苏银霞现在回忆，认为当时“意识也没那么高”，满以为订货后能立刻发货。后来才知道，她订货的前后脚，冠洲集团——冠县最大的企业也订了3000吨。他们要的这批货，炼完钢后，需要先做成方坯，再砸成圆钢。钢厂求效率，第一批方坯出来后，等了一等，等冠洲集团要的那3000吨方坯一起砸。因为多等的这一个星期，钢材价格回落，苏银霞眼看能挣着的钱飞了，煮熟的鸭子没吃着，一进一出，损失了400万元。

　　在惹上高利贷之前，这算是苏银霞印象中损失最惨重的一回。除此之外，生意起起落落，21世纪前10年，钢贸生意仍是顺风顺水，基本上是“只要有货就能挣到钱”，甚至很多时候买卖钢材跟买卖化肥确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生意经可以通用。

　　苏银霞原来做化肥经销，重要的一点是要“专营”，作为本地的独家代理，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同款复合肥没有竞价者，相当于小小的垄断。钢贸生意最体面的时候，苏银霞也做代理，跟不同的钢厂订货，虽然不都是独家代理，但林林总总，多的时候，一个月买卖的钢材价值上亿元。于家乐说，她妈妈一度是山东省最大的承轴钢总代理。

　　 杠杆

　　武汉人丘辉（化名）2007年入行，做得不错，现在总共经营两家钢贸公司，每月从武钢走货5万吨，另外还有鄂钢的2万吨，这些钢材算下来价值将近3亿元。丘辉说，他刚入行那几年，钢贸生意确实不难，像苏银霞入行更早，赚钱就更简单，“说白了就是100块钱进，110块钱出，赚钱就行”。但卖钢材跟卖化肥还是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涉及的资金量。

　　2009年3月，线材和螺纹钢两种钢材品种正式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丘辉说，原来钢材市场价格判断很简单，今天下雨，就降价30块（每吨），道理很质朴，因为雨天影响开工；天晴了，当天就涨50块（每吨），说起来，也是看天吃饭。但现在不一样，钢材作为金融附属品，成为一些期货公司与机构的炒作对象。原先判断价格的质朴办法不再行之有效，而苏银霞多年来判断市场行情的主要信息来源除了“打听打听”，就是“我的钢材网”。在丘辉看来，这方法非常落后。

　　成为中国最大期货交易所的挂牌品种后，钢材贸易对从业者的资金要求更大了。以2021年1月的行情举例，出货1吨大约卖4400元，现在市场上，代理商一个月至少做5000吨。按这个数字假设，算下来一个月就需要2000万元资金。“比较健康的资金利用率是2，意思是一套资金转两圈。打个比方，你今天找我买货，是老客户，可能过个三四天才打款，算上这些周转时间，其实需要双倍的资金才能把买卖做远。”实际上，很多时候两倍也不够，苏银霞使用的资金杠杆也远超这个数字。

　　她最开始用银行贷款。“想发展必须上银行贷款，不借你也发展不了。”苏银霞说，也不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是想进更多的货。于家乐回忆，“那时候其实我妈干到最后对数字都没概念。我当时在财务待了一段时间，她挣钱也没感觉，赔钱也没感觉，光知道把钢订进来，进多点，卖出去”。

　　“她就是想做大，结果确实做大了，赔得也更厉害。”

　　从全国来看，钢材价格下跌趋势从2011年就开始了。钢材贸易讲求“快进快出”，囤不起货，苏银霞当然没有资金支持她“只进不出”。价格持续下跌意味着月月亏损。2012年，苏银霞与钢厂签订的月任务是3000吨。她撑了一年，基本没亏损，心里想的是，不可能一直这样下跌吧。到年底，该签合同了，咬咬牙跟钢厂又签了一年。

　　到2014年，钢材价格竟然仍没有转暖迹象。那时流行一句话，“钢材跌到了白菜价。”“白菜价”不是比喻，而是从业者对现实的辛酸描述：最黑暗的时候，一吨钢材还没有一吨白菜卖得贵。难以置信的事成了现实。苏银霞手里的资金更紧张了，“基本上家里就没啥钱了，打款压力非常大，货发过来只想着赶紧卖掉，这么大的量，得循环起来”。这一年，她每月进货压力涨到5000吨。

　　没有资金，又必须给钢厂打款，她就找“托盘公司”垫付货款。这是放大金融杠杆的典型手段。她举例说，通常周五是个关卡，因为得在周末前打款给钢厂，托盘公司代为支付后，她能缓口气，周末两天准备提货款。这笔款通常是全数货款的15%~20%，剩余部分，她可以分批提货付款。当然，她需要支付利息给托盘公司，一般行规是一分二（即1万元一个月利息120元）。

　　 瓦解

　　我问苏银霞，资金这么紧张，为什么不放弃？当时另一个贸易商激流勇退，弃钢厂，保全自己，而苏银霞从前挣到的钱，就在这两年里赔光殆尽。

　　苏银霞的回答倒是简单：“放弃就是毁约”。如果在危难的时候没跟钢厂站在一起，自逃生路，那以后还想重拾关系吗？

　　于欢记得“最缺钱”那几年，尤其是还不上银行贷款的日子，他妈妈一整天都在打电话借钱，有时第二天就到还款日了，今天还在借钱。于欢从小跟着妈妈，接触到当地企业的老板们，他对这些本土生意人最大的感受是“借钱还钱”，“所有人都是这样”，仿佛做生意就是这四个字。

　　“这是县城企业发展的通病。”于欢为妈妈开脱，企业之间互相拆借，非常普遍。起码在冠县，企业之间都会互相帮忙，大家在同一列快速行进的列车上，互相信任。于欢说，那段时间，在银行还款日前，假设他妈妈去跟本地企业借200万元，甚至借条都不用打。

　　但这种信任的基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监狱里边听边学，于欢对那两年妈妈做的一些现在看来错误的决定有了更多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贷款来得过于容易，他那时跟妈妈出去吃饭，听那些企业主们谈天说地，感觉所有企业都在贷款，并且得来毫不费力，甚至有时不需要钱，也会有银行主动提供利率合适的贷款。“每天只知道脚下看路，不知道抬头看天。”2015年，国家开始收缩银根，信任就地瓦解。

　　苏银霞的危机降临在2014年。这一年，也是钢贸风险大面积爆发的一年。

　　上海是全国钢贸最集中的区域，早在2011年底，上海银监会曾两度警示钢贸企业的贷款风险。长三角地区大部分银行对于钢贸企业贷款到期后，均采取不再新增授信的政策。2013年，上海共受理涉钢贸的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约3700件，涉案金额230亿元。而到了2014年，第一季度该类案件就有1000多件，“风险已进入集中释放期”。几千公里外的冠县，钢贸商苏银霞也被危机追上，导致她资金链彻底断裂的原因，就是银行抽贷。

　　山东聊城人刘广志（化名）今年不到50岁，离职前曾在浦发银行的信贷部门工作多年，经常与中小企业打交道。2014年，他曾去冠县一家叫作“永信纺织”的公司做贷后管理，他发现，因为这家企业被济南一家银行抽贷，资金链断裂，与它有担保关系的20多家企业牵连其中，就像多米诺骨牌，对整个冠县的中小企业都造成了影响。他判断，源大工贸后来被抽贷，也是受此波及。“行业内部有个说法，外地商业银行都是小情人，看你行就跟你做一把业务，一看不行，跑得很快，抓紧就抽了。”

　　苏银霞还在“迎难而上”。2009年，在钢贸生意外，她花将近1000万元，买下冠县产业园的100多亩地（后来转卖出一部分），建起“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又陆续购入生产设备。本意是贸易与实业相互支持，结果是政府银根紧缩时，两门生意都陷入财政困境，但她一直都没舍得撒手。

　　2015年初，她还了北京银行的500万元贷款。5月份，又还了潍坊银行的500万元，还欠工商银行1000万元，也要求还款。那时候已经没钱了，作为担保企业，当地的赛雅公司代她还上这一笔，再借出来就只有760万元，被抽掉了240万元。到了7月份，工商银行有笔300万元的贷款到期，她把钱还上后，只贷出来240万元，被抽掉了60万元。

　　根据《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于西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二审刑事裁定书》，苏银霞曾向法庭供述，2014年6月，丈夫于西明、女儿于家乐和她商量，在济南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从社会上融资，用于源大公司经营。当时公司经营困难，每月支付利息就高达50万元，资金周转不过来，正好需要从社会上融资。按审判书，融资金额在2000万元。苏银霞、于家乐和于西明，一家三口都为此入狱。

　　冠县工业园区一位企业主评价说：“苏总当时，说到底是步子迈大了。”

　　 梦想

　　源大工贸所在的冠县工业园区，距县城中心车程不到20分钟。园区内占地最大的赛雅公司有些楼修了一半，停了，空置好几年，整个园区也萧条不堪。

　　源大工贸厂区占地50多亩，光是生产厂房就有三大间，平地起的，钢筋搭骨架，三层楼高，棚子巨大，四面都有卷帘门。现在两间租出去，别人在里面生产高速护栏配件，冲床“叮咣叮咣”响，钢制品刷成红色、绿色，整整齐齐地摞在路边。得益于此，厂子没有彻底破败，每天仍有卡车出入，工人偶尔从车间出来，穿过办公楼，以及一截围墙的门洞，去吃工作餐。生机还在。

　　但这生机不属于苏银霞。她自己的机器设备尽数窝在最顶头那间厂房里，摩擦压力机、数控冲床，大大小小十多台。最高那台重4000吨，是台摩擦压力机，大概10年前花400万元从青岛一个机械厂买的。运来的时候气势恢弘，五六辆卡车组成车队，拉来部件，就地组装，像造房子，先打地基，27车混凝土做基底，将机器种在地上。一旦动起来，地面“突突突”，像小型地震。这是镇店之宝，整个冠县没有第二台，庞大的机器树立起信念，它意味着成本优势与长远未来，苏银霞曾对它寄予厚望。

　　讲起这些机器设备，当年三条生产线集体开动时的光景，她眼中有光，神采奕奕。车间里机器轰隆作响那些年，她常年累月在车间待着，看工人干活，“我就看着也觉得舒服”。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闲过。2019年底，苏银霞服完3年刑期，从山东省女子监狱回到冠县，接她的是她的老母亲，她丈夫于西明、儿子于欢、女儿于家乐，仍在服刑。她回到冠县，回到工厂，过去四五年，这一家四口第一次有了一个自由人。

　　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车间。好些机器的电缆被人绞了偷走，断口处灰暗无光，应是断裂已久。有个厂子当年跟她借了120万元，现在打电话过去要债，人家翻脸不认，第一次还给她1万元，第二次只给她2000元，情面不存。也有好消息。去常州拜访老客户，客户说没问题，只要生产起来，货他们能要。她又打听了打听，现在这个市场，生产锻件不错。

　　但没想到一年过去，工厂还没活起来。苏银霞站在车间里，仰望那台摩擦压力机，机器回以静默。车间棚顶几个排风扇“嗡嗡”作响，时间“哗哗”流逝，苏银霞从一头儿走到另一头儿，捡起一条锈迹斑斑的大铁钳，又放下，折返回来，甩甩手，走回办公楼去。

　　她走进财务室，坐到电脑前，捣鼓两下，又打开抽屉，翻出一打票券收据，摆到桌上，厚厚一摞纸中夹了一张丈夫于西明的照片，但她看都没看就搁到一边，继续翻看两下，又塞回抽屉。目光回到旧电脑，叹一口气，转头跟女儿说，你来弄，“我真是躁得慌”。

　　重操旧业，东山再起，这两个词才能真正点亮苏银霞。她刚出狱时满头银发，其实不到50岁，看上去却有60多岁。她染黑头发，穿上皮鞋、牛仔裤，颜色温柔的毛衣，黑亮的皮外套，恢复当年的神采。她做好了重当“苏总”的准备，只是还没找到钱。

　　我问苏银霞，以后还干贸易吗？她眼前一亮，点头，“也想干，有钱就干”。又说：“但是再干的时候就有教训，没钱的时候不接活儿了，一看行情不好就撤。”

　　说到贸易，苏银霞谈兴大增，谈起生意能“嘿嘿”地笑，冒出双下巴，憨态让人想到两个词，万事平和，心无挂碍。她兴致勃勃地举例说：“只要手里有钱，你好比说现在我手里有500万，车间生产能用300万元，剩下那200万元就想做点贸易。我又不想做零售这种特别小的，我还想在钢厂拿货。只能等着行情差不多了，我再找一下托盘公司。”于家乐接过话茬儿说：“有种赌博的感觉，你知道，输光了，但还想再试一把。”但于欢更谨慎，他轻轻拦住姐姐和妈妈的谈兴，评论说：“当时就是杠杆用得太多。”

　　苏银霞仍然跃跃欲试。不久前，来了一个男人，自称老家在衡水，南下去广东，路过此地，听说冠县有个女企业家苏银霞，特来拜会，如果愿意，邀她去广东湛江一聚。那边有个老板，姓王，能给她的厂投钱，还不参与管理，非常美好。男人走后，一直微信联系，力邀苏银霞南下。苏银霞让女儿赶紧给她订票，去广东，“疯了似的”，说要抓住这个投资机会。

　　于家乐劝她不要去，一来被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高铁、乘飞机，要去只能坐绿皮火车，两天两夜才能到；二来一般人要投资工厂，怎么不得上车间看看设备，此人来到厂里，光在办公室跟苏银霞聊，兜售美好愿景，像个梦想家——也是典型的传销话术。于欢在监狱里跟搞传销的人聊过，他妈妈的故事——一个曾经成功过的女企业家，后来失败了，又被媒体大肆报道过——这是传销学员课上的完美讲师人选。

　　骗局被揭穿时，男人说，我也不是成心骗你，我和王总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考虑用什么样的理由说服。想来想去，说给你投资，其实是为你好。男人最后给苏银霞手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这确实是一个好项目，我们能打造一个中国梦。”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7-8期，实习记者申三和孙小野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