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精神病人出院难：歧视如影随形 偏见挥之不去

天津市安定医院针对精神病患者实施生物—心理—社会一体化治疗，通过每天开展各种文体、职业技能、医患联欢等活动，让患者在得到良好治疗之余，逐渐掌握精神康复的技能和技巧，从而实现从院内康复走向院外社区康复。图为该院医护人员与住院患者一起唱歌。

李世琦摄

精神卫生既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调查，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实施一周年，该法对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做出了规定。日前，全国政协组织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以及有关专家对《精神卫生法》实施情况进行了调研，根据此次调研情况，本报从今天起推出连续报道。

——编 者

患者痛苦难言

家庭不堪重负

很多家庭陷入因精神病人致贫、返贫的困境，有的农村地区甚至把患者锁起来，关在铁笼子里

云南楚雄李家巷村，将近40岁的李丽，胖胖的，皮肤较黑，很腼腆地笑着，看起来和村里人没什么区别。可是，她的父母却告诉记者，她在外流浪了10年。

“怎么会离开家呢？”记者问。

“有人喊我出门。”李丽说。

“你离开家怎么吃饭、睡觉？”

“就在街上吃饭、睡觉。”李丽回答。

李丽的妈妈在一旁抹眼泪，她责怪自己当时没看住她。其实，李丽的母亲还要照顾87岁的老奶奶，当时李丽的父亲又正在住院。

“现在幸亏新农合能报销97%，民政还有一些生活补贴，不然负担真重。”李丽的妈妈每天专职照顾她，督促李丽服药，好几年都没出门了。

上海嘉定区安亭镇黄渡社区，苏欢的妈妈接到老师电话：“你家孩子经常发呆，叫吃饭都不应。”苏妈妈以为孩子头痛，便带孩子看了外科。没想到病情愈发严重，出门不知道回家，而且脾气不好，一次苏妈妈鼻子被苏欢打得出血，这才带苏欢去看精神科，住了2个多月的医院，后来又住了一次，花了5万多元。当时，苏欢没有医保，苏妈妈为了照顾他，辞了工作，家里还有一个上学的女儿，全家就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陆陆续续跟亲戚借了十几万元，刚刚还得差不多了。”即使病情稳定了，苏妈妈也寸步不离，苏欢不会做饭，去年才学会叠被子、穿衣服。

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极度痛苦，却难以言表，缺乏专业知识的家人很多时候也只能干着急，家庭负担沉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谢斌说，精神障碍一般也称为精神疾病，它是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的损害。现行的国际疾病诊断将精神障碍分为十大类，近400种。病因往往不明，治疗主要是作对症的控制，患病率比较高，致残率高。

“少部分患者在幻觉、妄想的支配下，出现行为紊乱，甚至伤害自己或他人。疾病反复发作、康复时间漫长，很多家庭不堪重负，陷入因精神病人致贫、返贫的困境，农村地区甚至把患者锁起来，关在铁笼子里。由于患者第一次发病时一般在20岁左右，和家人住在一起，家人照料患者的负担沉重，不少人因此患上心理疾病。”

出不了院，回不了家

医院患者“只进不出”，很多医院每隔几年就要增加床位

“我得的是糖尿病，我有3个孩子，两个工作了，一个刚北大毕业。老婆在中央电视台当主播。他们每两个月就来看我一次，每次都给我3000多块钱。”午休时分，云南楚雄州精神病院病区内的很多患者都已休息，但陈新没有睡觉，兴奋地对记者诉说他的情况。

“这些都是妄想症状，他还没成家呢。家里人很少来看他。”护士长李惠芳在一旁偷偷告诉记者。陈新已在医院住了10年，刚住院的时候处于急性期，打人、砸东西、存在幻觉妄想。记者吃了一惊，陈新穿着很体面，侃侃而谈，不像患者。也许没有家人看他，陈新才幻想了甜蜜的一家人。

出不了院，回不了家，这样的患者不止陈新一个，每家精神病院都有不少于几十年“院龄”的老患者。云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有一名从18岁住到50多岁的患者；上海安康医院最长的从建院住到现在近30年；上海民政第三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最长的患者待了40年。

只进不出，医院的患者越来越多。昆明市精神病院救助治疗科病房楼道里摆满了病床，患者在院内狭小的空地活动，挤得满满当当的。“这个科室总共56张床位，目前有患者88名。”医务科长孟彬说，有的床位两个患者一起住。“医院里最长的已住了11年，平均住院日在半年以上。”

一般来说，为了减少病情波动，我国提倡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规范化治疗，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急性期主要在医院治疗，巩固期可以在康复机构，维持期则大多可回到社区。治好了为什么不回家，让出床位给重性患者？孟彬解释，该院主要收治对象为民政救助对象或强制医疗对象，每年警察强制送医的患者达到500多人，其中院内40多个患者伤过人并致死，对于这样的人，医院不敢放出去，地方也不敢接收。即使是没有伤人的，家里人担心回去病情复发，回家也没人照顾。还有一些患者已经查不出住址，或是不愿意说出来，怕遭家人嫌弃。

去年，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对300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条件；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

“精神病院一般只有1/3的床位可以周转。由于进得多、出得少，很多医院每隔几年就要增加床位。”谢斌说。

国家卫计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说：“病人出院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或没有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歧视如影随形

偏见挥之不去

很多患者讳疾忌医，不看病，不服药，就连采集他们的信息、建立精神卫生信息系统都很难

除了去社区开设的“阳光心园”，苏欢一般不出门，他说：“人家看不起我。”偶尔出去一次，被各种眼神扫过，苏欢忍不住会和人打架。“像他这样成不了家，也学不了什么技能，只能在家待着。”苏妈妈说。

“整个社会的歧视和偏见，让这些患者难以融入社会，有些甚至连家庭都无法接纳。不仅如此，精神专科医院及医务人员也备受歧视。”谢斌说，在政府包分配的年代，一些医生护士分到了精神病院工作，都是哭着来的，过一两年就都走了。此外，社会上“一进精神病院，一辈子就完了”“精神病人很危险”等观念仍十分普遍。

《精神卫生法》明确保护患者的人格尊严和受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等合法权益，然而消除歧视和偏见任重道远，并非法律出台能一蹴而就。谢斌说，这些如影随形的歧视，挥之不去的偏见，弥漫在患者求学、求职、个人生活、行使公民民事权利等各个方面。

病情稳定后，患者想重新回到学校，但是一些学校不同意，往往要求家长出具医生开的可以继续上学的证明。“我已经遇到过不少类似的个案，学校似乎已经形成惯例了。这对患者的正常受教育权益是一种侵害。”谢斌说。

求职阶段障碍更多，一些行业的部门规章明确把精神障碍患者挡在门外，比如教师职业。“已经康复的患者，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参加正常的竞聘、面试，获得工作的权利。社会不能因为他曾经患过精神障碍就歧视他，不给他机会，应当让他公平地参与。”

在个人生活方面，最突出的是婚姻问题。一些地方法院对涉及精神障碍患者的案件，视其为《婚姻法》认定的“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因此判其婚姻无效。

谢斌说：“罹患精神障碍绝不等同于丧失了婚姻能力，精神障碍也并非‘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只有当患者处于发病期，才可能在民政部门‘暂缓登记’。或者在离婚案件中经过司法鉴定，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才能够暂时地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诉讼。这些都是暂时的限制。一旦疾病缓解以后，他还是能够自行地决定是否结婚或者离婚。如果将病情稳定的患者的婚姻判定为‘无效婚姻’，则是对精神障碍患者婚姻权益的侵害。一些媒体的报道，也在误导大众。”

在公民的民事行为方面，很多人想当然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不能行使处置房产、写遗嘱、参与诉讼等权利。事实上，绝大部分患者或在其疾病的大多数阶段，都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是否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需要经过司法鉴定来认定。

“因为存在广泛的歧视，很多患者讳疾忌医，不看病，不服药，就连采集他们的信息建立精神卫生信息系统都很难。这种状况其实更不利于社会稳定。”谢斌说，总体上精神障碍患者的危险性不比一般人高，只有约10%的重性患者有暴力倾向，并且通过早期识别、及时的科学干预完全可以加以控制。

本报记者 李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