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研究组花7年 确认2660名遇难者名单

重庆大轰炸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我市抗战研究专家花费7年时间，确定了2660名遇难者同胞名单。该名单不仅有名有姓，还有死亡年龄、生前住址等。这份名单的确认，填补了重庆大轰炸无受害者资料的历史空白。

确定2660名遇难者名单

这份2660名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的名单，除了他们的姓名之外，还有遇难时间、遇难地点、死亡年龄、生前住址等。

做这项工作的课题组主要成员来自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市档案馆，包括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周勇、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唐润明、市委党史研究室处长徐光煦和西南大学教授潘洵。

这份名单，并不是来自亲属回忆或是口头讲述，而是专家们寻访全国各地及境外档案馆，从历史档案中一一梳理而出。

名单的梳理，至今已7年。课题组的专家广泛查阅了中国台湾“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以及我市各区县档案馆中有关上万份重庆大轰炸的档案，逐页查阅记录。

“梳理工作中最困难的是，真正记录死难者信息的档案太少，相当一部分的遇难同胞名单，是从当时为发放抚恤救济金而进行的家属调查表名单中查到的。”

潘洵说，目前提供的首批遇难者名单信息还不够完善，相关信息还有待根据档案文献进一步补充。

填补大轰炸历史空白

在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中，一直缺乏对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资料的收集整理。拿不出实实在在的受害者的名单，难以形成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受害暴行的展示。潘洵说，此次首批遇难者名单的确认，填补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无受害者个体资料的历史空白。

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及其遗留问题研究”、“重庆市抗战损失调查“课题组、重庆市“重庆大轰炸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研究”的专家们，启动了调查工作。

下一步，专家们还将继续搜集更多遇难者信息，争取建立一个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数据库，为建立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名录墙或纪念碑做好资料准备。

证人：抗战亲历者邵家彦

证明内容：日军轰炸中国城市

日本飞机的弹片 划破了我的头

86岁的邵家彦住在华福路边的一个小区里，一身白衫、黑裤打扮，口齿清晰。

“卢沟桥事变时，我才9岁，读三年级，在武汉的汉阳兵工厂子弟学校，我父亲是兵工厂的工人。”邵家彦仍然记得1937年发生的事。

“老师对我们宣布，你们不能读书了，北平被日本侵略了。”邵家彦说，当时很多同学都哭了。

接下来，邵家彦和家人面临的是无休止的轰炸。在邵家彦的记忆中，每天都有日本的飞机来轰炸，最多一天空袭警报要拉响三四次。在一次轰炸中，邵家彦的母亲背部被弹片划开一条口子，在兵工厂的医务室里简单处理后缝了几针，在母亲怀里的邵家彦头部也被弹片划伤。“那时，日本的飞机飞得低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飞机上的日本国旗图案。”

上街救助伤员

邵家彦的父亲在汉阳兵工厂工作，负责制造手榴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让他们一家人在武汉不用担心吃穿。学校停课后，邵家彦和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救助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

“伤兵到处都是，我们学校都腾出地方安置伤兵。”邵家彦回忆道，“伤兵太多了，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满街上都是伤兵。那时我已经9岁了，能做点事情，就给伤兵们送点水”。

没过多久，大批学生从东北、北京流亡到武汉。邵家彦跟着比他年龄大一些的学生为伤兵们送水送物，还组织义演。

到重庆走了1年多

卢沟桥事变后一年，1938年8月，邵家彦和父亲以及家人开始从武汉往重庆撤退。

“白天有日本飞机轰炸，撤退就只能在晚上进行。”晚上，邵家彦和同学们在汉江边打着灯笼、火把为搬运设备的工人照明，“江边能看到好尸体，都是被炸死的”。

加上邵家彦的兄弟姐妹，一家7口先坐了两三个月的小木帆船经洞庭湖到常德，再从旱路步行经过澧县到宜昌。到了宜昌一家人才又坐上到重庆的船，“我们足足走了一年多才到重庆”。(记者杜海)

77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和顽强奋起，并由此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正义与邪恶决不容混淆，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今天，我们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是为了尊重和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捍卫人类的尊严和良知；对那些罔顾事实、篡改历史的人来说，是一种提醒和警告；对于致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民族精神，民族魂的张扬和讴歌。

证明内容：侵华战争期间杀害数千名中国军民

日战犯佐佐真之助供述： 襄樊作战杀3500名抗日战士

中央档案馆6日公布了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笔供，他189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32年9月到中国参加侵华战争，任关东军第10师团步兵第63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1945年7月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第39师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23日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2年10月，“我于佳木斯驻防期间”，“当做密探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国人民约30名”，“其中经拷问后杀害了抗日战士15名，人民6名”。“在佳木斯东北方约10公里之村庄，”“对战场村庄的人民给予了损害，依照我的命令杀害5名”。

1940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我的部下大队在战斗中曾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即国民党军——编者注)战士莫大的损害”。10月，在浙江诸暨，“杀害了重庆军战士约600名，在这里边包含战斗中重伤者和被战士杀害的俘虏推测约40名。这个罪恶是我平常教育须杀害这些俘虏的结果。又各大队在战斗中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战士很大的损害”。

1941年1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挥的第1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杀害的约7名”；第2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之后杀害的约9名”；第3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5名，拷问杀害的约8名”。

1943年12月，在“荷兰领属东印度安汶岛”，“强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亚妇女十数名，设立一个慰安所，供给日本兵士之用，这是对印度尼西亚妇女重大的侮辱行为”。

1944年6月，在从浙江金华向衢州作战中，“杀伤人民约50名”。

1944年12月-1945年5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军及抗日团之密探嫌疑者共约90名，在调查拷问之下共杀害约30名”，“于步兵联队宣抚班，也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的宣传，在其行动中虐待人民，其中杀害约6名”。在湖北当阳，“对奋起正义行动的多数人民，殴打虐待致杀害约20名”。“为了教育刺杀练习试斩等使用，惨杀了俘虏5名”。“师团于湖北省驻防期间，在当阳从以前就设立的日本人经营之慰安所，使之供给日本军队慰安，师团对此经营予以支持。该慰安所里有中国妇女十数名，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战争，而陷于生活困苦，被强制的收容从事贱业。我想在宜昌、荆门也有和这同样的慰安所。”

1945年1月，在湖北当阳，“杀害了俘虏约5名”。“师团将各部队军官召集到当阳，进行毒瓦斯教育之际，把2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为试验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师团军医部，把4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进行毒瓦斯效力试验而虐待，终于把他们都杀害了”。

1945年2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马山屯“杀害了中国无辜人民约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战期间，“杀害重庆军战士约3500名(于此之中，包含杀害俘虏若干名)”，“杀害中国人民约200名”，“强奸的中国妇女数字约50名”，“烧毁民房约200户”。“为了隐匿师团之作战企图”，“阻止了3名人民通行，并杀害之外，于其他村庄道路等，逮捕虐待人民，杀害十数名”。“在南漳方面作战中，发现由中国人民4名用担架搬运2名负伤的重庆军战士中，便将该负伤战士2名杀害，并将逃跑的搬运中之人民4名也射杀了”。“各步兵部队于攻击战斗期间，使用毒瓦斯及炮兵发射瓦斯弹，给予重庆军损害”。

另：

1932年9-12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5名，平常时约8名，计约43名”。

1934年3-12月，“杀害人民：约10名”。

1936年3月-1937年5月，“杀害人民：约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4名，计约27名”，“强奸妇女：平常时1名”。

1942年12月-1944年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1名(以外负伤约15名)，计约24名”，“糟蹋妇女(慰安所)：十数名”。

1944年2-1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50名”，“平常时约2名”，“强奸妇女，1名”。

1944年12月-1945年8月，“杀害俘虏：作战时约6名，平常时做刺杀教育用约5名，试验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它5名，共计约22名”。“杀害人民：‘作战时约204名’，‘平常时约65名’。‘计约269名’。‘强奸妇女，作战时约50名(推测数)’，‘平常时约17名(包含慰安所)’，‘共计约67名’”。　据新华社 (重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