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研究员:农民进城后持续就业是最大难点

　　日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而另外2亿人通过居住证的制度提供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大城市要实行积分制，并向社会公开地进行公布。那么，未来农民工落户的标准将会如何制定？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会对我们未来的经济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户籍改革提速，两亿农民工进城落户标准今年制定。特大城市建立居住证制度，为何会成闪光点？实现特大城市梦，除积分挂钩，居住年限外，还需要哪些细节设计安排？

　　日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明确表示，农民工进城落户在加速，目前城镇常住人口中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将在今后7年内分“两步走”，有序、逐步地实现市民化。

　　徐宪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今年，我们要求各类城镇要因地制宜的制定农民工，农业转入人口落户的具体标准，特大城市实行积分制，并向社会公开、公布，引导农业转入入口和他们的预期。

　　徐宪平还表态说，国家将建立居住证政策，解决非户籍人口的社保问题。倍受瞩目的特大城市居住证将与居住年限挂钩。

　　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2年的12年间，我国流动人口的增长状况是，北京和广州每年43万、上海53万，而深圳则达到了56万。导致这些城市资源环境压力太大，因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黄明(公安部副部长)：特大城市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但同时也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按照公开、公平、有序的原则，通过积分制的办法，阶梯式的通道来进行落户，来合理地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节奏。

　　中小城市那比较现实，如果要坚持在特大城市，那我想按照积分制要积极创造条件，同时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有一定足够的耐心。

　　 冯奎：农民进城后的持续就业会是最大的一个难点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很显然，这次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规划提出要逐步解决1亿人在城镇落户的问题。实际上来说，它也意味着在大、中、小等等城市里，落户的条件放宽了，而不单纯是中小城市。

　　我们国家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只有16个城市，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划，这类城市属于严格控制它的规模。那么在500万之下，有640多个城市，还有近2万个小城镇，这些城市和小城镇都属于全面放开、有序放开、合理放开，或者合理去确定它的落户条件。这些城市包括一些省会城市、一些地级市，还有一些县级市。那么从规模说，包括一些大城市，也包括一些中小城市。在这些方面来看，它要放开的、放宽的，不单是小城市，甚至还有一些大城市。即便对于一些特大型城市，根据这次规划也提出了，要通过积分落户这样一些方式来逐步解决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这次规划在落户方面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它对我们的未来城镇落户，应该说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希望。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落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于一个时间点。举例来说，经过我的努力，我在一年后，比方说在2015年的3月2日，取得了北京市的户籍，这是一个点，我落户了。但是落户之后，面临着很长时间，是在这个城市里各个方面的融入。比如我的孩子必须要融入他的学校，我必须融入到我所工作的上去，我的家庭必须融入到社区，还要融入到整个社会。这个融入，它的支撑在什么地方？它的支撑在于有稳定的、可持续的就业收入来源。如果没有就业岗位，没有收入来源，就像前些年在一些地方，我们赶农民进城，赶农民上户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政府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提高了城镇化率，给外界一种做了一个很大政绩的感觉，但是最后在这些地方，农民没有工作可以去做，那么这样的一个城镇化，也是不稳定的城镇化。所以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既要安居，还要就业，那么持续的就业，就成为最大的一个难点。

　　 张鸿：即便没有城镇化 政府也应该给所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你得先知道这1亿人是怎么来的？这1亿人是测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就是52%，这也是世界的一个平均值。其实户籍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35%，所以还有那么多没拥有户籍，但是他已经被算到城镇化率里面。到了2020年，我们又有一个标准，这个户籍的要达到45%，那这又解决了10%，增加了10%，这是1亿人。我们能测算出来。这1亿人我们能算出一个框架出来，那么要让这1亿人到2020年，成为户籍的城镇化率里统计的数据。

　　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要算今天到底这1亿人在哪里？他们怎么能有户籍。细则出来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但如果没有细则，恐怕就没法执行。因为它涉及到这1亿人怎么论资排辈，怎么来精准的分配。就像原来事业单位分房子，你能打多少分，是不是一家三口已经在这儿住很长时间了，然后这个城市的指标是多少，能容纳多少，准备吸引进来的是多少。其实它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底下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城市里来，或者其他地方的农民有多少人来到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城市的整体规划，或者说这1亿里你分了多少任务？虽然我不知道细则在哪里，但它一定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比如说上海、广州，包括苏州，其实已经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用积分制，换居住证等等。像苏州，他只要是外来人口，在本地就可以享受本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已经做到的。但是它有一个门槛，比如说就业的门槛。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是，你到底有多少钱，你到底能花多少钱？因为苏州这个城市，如果按财政收入算，他假定是一个省，在中国能排进前20名。那么，为了未来你能有一个岗位，能安居乐业，政府是要投钱的，除了今天你拿到了户籍，我要给你保证有公共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等，要配套。还有就是未来，在进城的过程当中，我要让你融进来，我要给你培训，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需要政府有大量的资金投入。

　　即便我们不在今天城镇化这样一个语境下面，我们政府也应该给这些所有的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的确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市权的分配有关系。就是到最后，中央要支付、要承担的是哪些，比如说基础教育的服务，中央来掏钱等等，那我们现在整个分配机构、分配结构就变了。比钱分配更难的，其实是人的分配。过去我们没有这1亿的时候，坦率地说，细则更容易出来。就是大家说我们要发展，要提高城镇化率，那很容易，因为没有落户的指标，大家只要把城镇化率计算出来就可以了，或者让你落户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到时这1亿落户了，到2020年的时候要算账，不管你用什么政绩来衡量，他要算账。那就牵扯到，比如说我是市长，那我要完成多少，你会分配给我多少，这个城市未来的规划是多少，能容纳多少等等。

　　 冯奎：无论他是农民还是农民工 在小城市还是大城市 都要享受到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根本性的思路和阶段策略性的思路，这两种要结合。根本性解决这个问题，要使这个人，不论他工作、生活在什么地方，他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是农民，还是农民工，他在一个小城市，还是大城市，都要享受到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个在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当中都提出来了，我想这是一个长期的，我们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因为即便我们到了2020年，我们有序地解决了，现在这个1亿人在城镇里边落户，那么我们还有几亿人还没有解决。实际上，我们仍然要通过一些根本性的办法，我们要给他提供好基本公共服务。

　　这要根据不同城市的情况，来分类进行研究。可能不同的城市，就要有不同的政策，我想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方面的前提就是，中央省和城市政府之间，他们要建立很好的市权、财权的分担机制。我们有些公共服务，它应该是由中央政府来负责，那么就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这方面的义务。有一些应该由省一级的政府，或者由地方的城市来承担这个方面的责任，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省或者地方城市这一块儿予以解决。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大家围绕这样一个目标，来统筹我们的财力，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 1亿人的问题，或者3亿人的问题，甚至将来我们到达了城镇化率基本完成，甚至将来更多的人要在城镇里落户，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各级政府都要在这方面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来统筹我们的财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冯奎：城镇化的政策重心正逐步向中小城市倾斜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像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北京每年流入的人口40多万，上海50多万，广州也是40多万，深圳56万左右。那么特大城市目前存在着很多这样的问题，除了特大城市之外，我们看到大、中、小城市，基本上都是属于很积极的。我们去全面放开、有序放开，我想这里边首先一条，它体现出我们对于城市分类的一种原则，那么推动城市在分类的基础之上吸纳不同的人口。

　　第二点，很明显的，我觉得可以看出我们城镇化政策重心，那么是要下移的。所谓下移是指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产业引导的政策，财政税收的政策、人口落户的政策等等，要推动我们的城市，要推动我们各项政策更多的去支持这些中等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周边的一些中小城市，因为这个落户政策不单纯是一个户籍的问题，它是和产业的疏解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城镇化的政策重心正在逐步地向中小城市这个方向倾斜。

　　 张鸿：希望在推出细则的时候 同时也能给出一个时间表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包括我们最近提到的京津冀的一体化，然后城市功能的一些分散等等，其实就是为了避免你成大城市、特大城市，具有太强吸引的能力，所以你其实是靠这种规划来分散大家的这个意愿。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挡人口是挡不住的，你硬挡是挡不住的。你不落户，我没户口，我黑着我也愿意来。所以问题就是，你怎么让这个地方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强，这其实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我其实要提的是什么？刚才你提心凉，我特别有感慨，因为每年大概在这个时候，都会有高考学生的家长在北京工作的，是外地户口，然后说我们等了好多年了，不知道高考政策会怎么样？包括中考也是一样，要不要回到老家去上学等等。我就想说，当我们说有序、合理这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有细则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其实是给现在这个城市和未来将要到这个城市的这些人，一个心理的预期。就包括就这个城市的发展规划是什么，我大概和这个城市的未来是不是一起，能够和谐相处，尤其是养老和教育的问题。

　　 冯奎：“人”是一个城市兴盛繁荣的重要源泉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对于各类不同的城市，大、中、小不同的城市，对于这些城市的领导来说，对他们也有一个引导。因为我们以往把农民工看成一种包袱。那么这几年大家探讨，随着我们用工荒问题的出现，甚至也随着我们一些地方的房子盖好，但是变成了鬼城，房子没有人住，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大家意识到，人才是城市之所以能够兴盛繁荣的一个重要的源泉。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划，它会激励着城市的领导者，制定一个合适的规划，来吸引更多的人到一些地方来落户。

　　在我们的调查当中，我们也发现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有些特大城市感到人满为患的时候，一些中小城市是在竞争，通过各自的规划，战略的竞争来吸引更多的人口到这个城市去落户。因此，它也意味着，在未来，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或者说我们其他想进城的人，他可以用脚去投票，我可以选择一个城市，放弃另外一个城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迁徙的这样一个自由。

(原标题：CCTV2《央视财经评论》：进城落户 细则如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