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一辈子喜剧的"祝枝山" 今天的香港让他笑不起来
他是喜剧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祝枝山”，他是香港综艺节目中古灵精怪的主持人。陈百祥，这个以带给观众笑声为事业的演艺明星，近期面对严峻的香港暴乱板起了面孔。6月30日，他与谭咏麟、梁家辉等一批香港演艺界人士冒雨出席撑警察集会，并担任主持人。8月27日下午，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对陈百祥进行独家专访，他直言，自己去过五大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像香港这么自由的地方，香港的警察是最克制的，“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早就死很多人了。”
陈百祥在《唐伯虎点秋香》中饰演祝枝山 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对陈百祥进行独家专访1950年出生的陈百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名的港产片喜剧配角，他常戏言自己“年年25岁”，因为其造型、心境都长年保持年轻活力。陈百祥的夫人黄杏秀也曾是无线电视力捧的当家花旦，夫妇二人在近日刚刚设宴庆祝结婚40周年，是圈中模范夫妻，甚至来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采访，两人都是双双出现。
挺警察完全出于“不忍心”
6月30日，16万余香港各界市民发起“撑警察，保法治，护安宁”和平集会。和“肥妈”Maria Cordero一起担任主持人的陈百祥为警察鸣不平：“警察上班就是要维持秩序，你用砖打他们，他保护自己都不行？”
在被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问到，参加那次集会是否自愿时，陈百祥笑说，自己是一个自我观念很强的人，做什么事都是自己来负责，除了夫人黄杏秀，一生从来没人能影响他。“我参加集会是因为我真的很不忍心，那么好条件的香港，怎么能完全变成另一个地方，从天堂落到地狱？我们的警察是全世界最优良的纪律部队之一，他们只是献身去保护香港的法制社会，你应该用那么强烈的手段攻击他们，攻击他们的家人吗？我怎么能不自发走出来去给警察打气？”
陈百祥和妻子黄杏秀 图源：香港“东网”多年的主持生涯让陈百祥对自己的主持集会非常自信：“我知道在台上怎么去调动气氛，怎么去讲清楚事情，所以必须站住来。”他透露，在活动前就有人想搞他的电话、住址等信息，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鸡毛蒜皮”，“就算是那些负面传媒（指苹果日报等港独媒体）来访问我，我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仍然敢冲着镜头讲！”
7月20日，香港各界在金钟添马公园举行“守护香港”和平集会，陈百祥和“肥妈”发表演说。“如果不读好书，
你的后半生都将是暗淡的。 ”
1949年，为了躲避战乱，陈百祥的父母从广东番禺来到香港，一年之后，陈百祥出生，他向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回忆起小时候的艰辛生活：“那时候香港真的是小渔村，每个人都很穷，我们一家八口人住在一百多呎（约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幼年穷困的生活，反而让聪明的陈百祥更早懂得努力赚钱的重要，他中学时候正值越战，前线退下来的美国大兵喜欢到香港来休整，16岁的他就到酒吧去唱歌，“一个月能赚400块，要知道那时候警察也才拿380块。”接下来，陈百祥做过服装加工厂，甚至将存货卖到中东地区，直到七十年代末才真正开始演艺生涯。
年轻时的闯荡让陈百祥变得多才多艺，“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全都不懂经济，只懂怎么去赚钱。现在香港富裕了，念书、医疗都不用钱，年轻人不用再出去闯荡，上完学回家就可以了，连手机都是爸爸妈妈给他们买的。”
陈百祥（中）在《唐伯虎点秋香》中饰演祝枝山陈百祥坦承，香港贫富差距拉大，房价太高，这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产生的问题。“实事求是来讲，年轻人真的是不起房，这应该政府来用行政手段帮助他们，而不是示威者用暴力来达到。现在香港的民主、自由足够了，现在根本就不该讲民主自由的事，而应该想办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话，良性的对话。”陈百祥说，但现在跟谁对话都不清楚，年轻人冲在前方，外国势力和黎智英之流的人躲在背后，“普通学生没钱买房子，怎么有钱去买那么多武器？他们通过长期的训练，让一小撮人训练得像恐怖分子一样，你怎么跟恐怖分子对话呢？”
“如果你不读好书，别说供不起楼，你的后半生都将是暗淡的。”谈到九月份有人煽动学生“罢课”，陈百祥显得很忧虑，他借环球时报-环球网的专访机会，给年轻人一些发自肺腑的忠告：“读书是吸收前人的经验，如果你的这些时间被不同政见的人拿去骚扰你纯真的脑袋，听他们的去参加暴动，将会影响你的一生，千万不要听（他们的煽动）。我相信，一般的校长，有知识的人，都不会叫人去前线，那些想误人子弟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但我们香港却出现了这样一批人。我没有小孩，不懂教育，但我知道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世界也有灰色，但用暴力去争取的东西，是必定错，必定影响你一生的。”
陈百祥在《唐伯虎点秋香》中饰演祝枝山艺人该不该谈政治？
演艺工作者到底该不该谈论政治？是否有失专业？在被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问道时，陈百祥认为，政治就是普通的常识，要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政治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的，我只是不当政治人物而已，并不代表我不懂政治。我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中国人给人家欺负了一百多年，现在我们国家强起来了，想对付自己国家的那些人都出来了，政治就出现了。我没有念过大学，但我念的是‘社会大学’，我是从‘社会大学’成长出来的。我看过很多的地方，东欧的国家怎么分解开来，苏联怎么会崩溃，看过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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