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孩”属于私权，别搞成行政强迫

“生二孩”属私权，别搞成行政强迫

背景 ：9月18日，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宣传生育两个子女的好处和一个子女的风险，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

京华时报发表吴龙贵的观点：

宜昌几大政府部门的本意，就是希望放大公开信的分量，甚至赋予其一定的政治意义。这恰恰是公众最为担心的：会不会因为生二孩意义重大，落到实践中，呼吁和号召就会异化为变相的强制?有没有可能因为政府格外重视，生二孩就成了一项摊派性的任务?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下，一些政策往往很容易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异化为强力推行。生孩子这种事属于私权利的范畴，应当由家庭和个人的主观意愿来决定。更何况，孩子也决不是想生就能生的，如果条件不允许，再怎么呼吁也生不出来。公权力的介入，尤其是公开信这种特殊的形式，还是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从而构成道德绑架。鼓励和激发民众生二孩，关键在于提高生育福利，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以及公共资源的更合理配置，减轻和分担家庭的压力。窃以为，踏踏实实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比一封公开信有用得多。

小蒋随想： 过去三十多年，人们听惯了“只生一个好”。如今“全面二孩”实施，某些地方管理者开始灌输“最好生两个”。倘若有人生三孩，又要被“罚”社会抚养费。似乎，多生一个不行，少生一个也不行，只有按某些管理者提出的“目标”生才行，这种行政“生育令”，能不使育龄夫妇产生“被摆布”的感觉吗?抵触与反感心理难免出现。事实上，公众对计划生育的社会意义是理解并认同的。但是，一些人又对计生工作有微词。这种矛盾之所以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某些管理者开展计生工作的方式“暴力、赤裸、激进”，在“政策压倒一切”下，人的基本权益反而变得次要。过去，“宁可血流成河，也不多生一个”的地方标语，让人不寒而栗。如今，宜昌将生二孩冠以“责任”之名，当地八个部门联合发红头文件，生二孩俨然成了政治问题。简言之，生孩子被附加了太多功利色彩，计划生育异变为政绩工程，违背以人为本原则。国家的计生政策已然调整，陈旧落后的、不适应时代的管理方式必须更新。

买笔记本电脑不算贫困生能否服众？

背景 ：22岁的小刘是西安思源学院大四学生，今年他在陕北老家进行贫困生建档立卡登记后，按照规定可申请6000元助学金生活补助。但暑假他拿着相关证明在村子里盖章后，回到学校审批时，却被学校以“购买笔记本电脑不算贫困生”为由，不给发补助款。

新京报发表龙敏飞的观点： 《陕西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暂行办法》规定，购买电脑不能算贫困生。从制度角度来审视，学校拒发小刘的助学金生活补助，有据可依。为何在网上，却有很多人在批评与质疑呢?这主要在于大众的认知已经改变，而相关的制度规定却原地踏步。陕西省的暂行办法出台于2007年，那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还是高档物品;如今，电脑已经普及，价格也不断跳水，逐渐成为经济适用品，再加上很多大学生的作业、学习等都必须依赖于电脑，贫困生拥有电脑，在情理之中。小刘申请助学金生活补助被拒绝的背后，是不合理的制度设置，以及对制度的教条化执行。请赋予贫困生拥有电脑的基本权利。必须拷问的是，全国各地的地方文件与高校文件，还有多少文件有“贫困生不得有电脑”的规定?这必须进行改进，让制度规定“与时俱进”。

小蒋随想： 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对贫困的认定也要更新。过去认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是贫困，如今仅是“吃饱穿暖”恐怕与脱贫还有相当距离。按照这个逻辑，“购买笔记本电脑不算贫困生”是否还站得住脚?从绝对价值看，当下一台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只需要两三千元，如果是“二手货”价值更低。如果花这么点钱就不算贫困，只能说明贫困标准设定太低。从生活必需角度，大学生写毕业论文、网上求职投简历、确保与信息社会不脱节，都要求个人拥有包括电脑在内的电子设备。贫困生要融入社会，努力向社会更高阶层流动，不可能永远借别人的电脑或手机用。如果有关规定将经济适用型、生活必需类电子产品与贫困生购买“对立”起来，只能表明规定有问题。扶贫助困，就是要帮助贫困者脱离困境，绝不能在贫困者刚看到一丝希望曙光时，就给人家“撤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