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需要创新——专访成都市政协委员、省教育厅特约督导员、教师教育学院游永恒教授

　　 编者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方向，改革力度前所未有。日前，本报就《决定》中教育改革相关问题采访了我校教师教育学院游永恒教授。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公布，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很快进入一个攻坚克难，突破瓶颈的新阶段，非常值得期待。你作为四川省教育厅的特约督导员，作为乐意思考现实改革问题的教育专家，你对《决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以告诉我们吗？

　　 游永恒： 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是未来中国改革深化的一个宏观战略思路。我认为在教育的改革方面，《决定》清晰地表述了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总体思路，描述了促进就业创业的机制建设，在《决定》的第四部分还提出了公办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问题并逐步取消学校、研究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些都是富有创新意义的。

　　 记者：在教育公平方面你认为创新性在哪里呢？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游永恒： 在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这对推进教育公平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虽然专家、政府管理机关也在不同场合谈到过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变成一个统一的意志，这次中央在决定里面提出来了，这就成了政党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所以这在制度建设方面意义深远。我历来主张学校之间公平竞争，谁干得好，谁就是名校，这就可以给所有的学校，所以的学生带来发展的希望。把学校分成等级，一部分学校享有资源，声望，制度方面的特权，一部分学校成为没有希望的学校，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多数学生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早期分化，这就远远背离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记者：我们的高校也是把学校分成等级的，如类型的不同，行政级别的差异等，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游永恒： 通过行政手段把大学分成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这种制度设计带来的问题同中小学是类似的，破坏了大学之间公平竞争的基本生态，这同时也是导致中小学长期陷入应试教育，国家课程改革难以深入推进而不能自拔的制度性根源。发达国家的大学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公平竞争，学校没有级别、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他们的大学名气更多是靠思路和实力干出来的。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里斯顿大学等名校都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涌现的，没有哪一届总统，哪一届国会宣布过这些学校是国家重点学校。

　　 记者：那你认为，国家通过一些特殊政策促进部分学校先发展有积极意义吗？

　　游永恒： 在现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如办学经费的倾斜，科研费用的项目资助等。但是不应使这个过程制度化、行政化，身份化和特权化。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照顾”与变成一种“制度”设计那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在教育公平方面，《决定》还提出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实行标准化建设以及教师和校长交流轮岗的措施，你如何看待这一点呢？

　　游永恒： 标准化建设可以从学校的办学硬件上体现公平，教师和校长的轮岗可以促进教师资源的均等化，这对缩小校际差异，促进教育公平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减轻择校压力也有重要作用。其实全国很多地方包括成都市已经在这样尝试了，但是中央的意志通过《决定》表现出来，效果就会不一样。

　　 记者：在教育公平方面除了宏观政策外，你还有微观和具体的一些思考吗？

　　游永恒： 有一些考虑，例如在高校，除了加强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外，对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制度就值得认真思考。我们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对少数优秀学生的重奖，例如一个系原来两万元的奖学金可以奖励四个人，每人有五千，现在把两万元集中起来奖励一个优秀学生，据说这样会有更强的激励性。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第一、它会使奖励变得极具功利性，模糊了学校教育的意义和学生学习的价值追求，会导致利益相关者因利益的竞争而带来敌意。第二、这种集中起来奖励少数人的做法会导致一种“边缘性伤害”。这是对实力相近的利益相关者的伤害。例如，一个系年度评奖学金有一个指标，奖金是三万元，如果有五个条件相近学生初选出来，综合量化分第一名与第二名相差0.6分，与第五名相差5分，你会觉得这有实质性的差异吗？结果三万元奖金被第一名全拿走了，这对另外四个人来说就是一种挫折，一种伤害，这种对相近实力的人造成的伤害我们叫做“边缘性伤害”。在我看来，第一名学生奖励一万元，第二奖励八千元，第三至第五名的学生各奖励四千元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案。那种认为重奖个人能带来更好激励的想法是不对的。这种作法不仅带来“边缘性”伤害，对后进的学生来讲由于更加远离得到奖励的目标，而不再有任何期待，这就是一个对教育公平问题的一个实证性思考。

　　 记者：从激励的思路看，你对教授分级制有什么看法呢？

　　游永恒： 我知道发达国家的教授内部是不分级的。美国的大学教师就是助理教(Assistant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dProfessor）和正教授（FullProfessor），教授里面是没有等级的。国外大学一般也没有什么首席教授（ChelfProfessor），在美国的大学里，首席教授一般指某个科研项目和教改项目的负责人，完全没有我国大学首席教授的那种鹤立鸡群的涵义。他们对教师的激励是根据岗位职责实行年薪制，在一个学校，同一个学院教授之间收入的差距是明显的但不会很大，这就促进了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激发了大家的团队精神，避免了重奖少数人所带来的“边缘性伤害”。事实上，发展到了今天我们还一直跳不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激励思路。

　　 记者：这次中央的《决定》里提出了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大学，研究机构和医院的行政级别，这对推进教育公平有重要意义吗？

　　游永恒： 有重要意义，这是从制度设计上来解决问题，可以较好应对很多大学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不仅具是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意义。举个例来说，发达国家的大学一般没有公车，尤其没有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给学校配的车，因为学校不是政府机构，也没有参照行政级别配车的依据。我十月份刚从英国EdgeHillUniversity访问交流回来，这所大学是一所英格兰政府办的公立学校，学校没有一辆公车，连外事处长到利物浦的火车站接我都是自己的私车，他们把接我看成是工作职责，也不会要求报销油费。Robertli告诉我，如果遇到大型一点的公务接待，学校会到租车公司租车来用，根本没有必要配公车，以免形成一个不小的预算支出，你看，这就是非行政化体制下大学的一个特点。

　　逐步去行政化对大学之间公平竞争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可以给所有的大学尤其是后进的大学重新带来发展的希望，促使大学拿发展的成就来说话，而不是靠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来说话。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也有利于学校内部教师之间的良性与公平的竞争。例如，我国现在的教授等级里，要进入二级教授的行列，你必需要有政府奖（请注意这不一定与学术水平有多大的关联），真正的学术影响力并不重要，你首先要对评奖具有浓厚的兴趣，要有可利用的权力与关系的资源，所以在中国的大学里，有行政级别，行政级别越高，你就越是可以被方便地署名，获得政府奖，成为什么学术带头人，自然就进入二级教授的行列，从很多大学的情况来看，教授之间的竞争离公平还有相当的距离。以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了，权力性影响力淡化了，竞争的公平性肯定会好一些。总之、从制度设计上解决行政化的问题意义重大，它可以从根本上使学校之间的竞争，教师之间的竞争脱离权力的阴影逐步走向公平。

　　 记者：这次《决定》谈到了高考制度的改革，包括减少统考科目，不分文理科等，你如何看待这一举措呢？

游永恒：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好的，尤其是以后高考不再分文理科的问题。高中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教育，分文理科的结果是，教师和学生急功近利，发展极其片面。这种分文理的结果对大学教育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大学里“专业主义”盛行，文科学生自然科学基础很差，理科学生普遍缺乏人文修养。包括个别大学教师，在学术知识上超越他学的专业，就是一个高中水平，综合文化修养并不好，所以，我们大学里更需要真正视野广阔，知识渊博的人。我国没有美国大学那种文理学院提供的通识教育课程，用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蓝皮书的话来说，这种通识教育就是要提供超越专业与“实用”的，注重人的一般修养提高的，普世性的知识，让学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平台。长期以来的、从高中开始延续到大学的文理分科的教育完全消解了大学教育中通识教育精神，学生越来越像处理眼前问题的“技术员”，大学因此失去了超越功利的长远追求与高贵的精神。我认为三中全会的《决定》第十二部分中对高考取消文理科的描述反映了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战略眼光。（本报记者　方丹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