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牛倒奶”风声背后:中小牧场生死劫
虎年春节前夕,唐山市丰润区奶农陈波的牧场空荡荡的。2021年上半年,这里还有450头奶牛,那是陈波和老伴儿以170头奶牛为起点,经营七年,自繁自养的成果。如今,本不该被淘汰的奶牛一头一头地出栏,被牛贩子以一头1.7万元左右的价格收走,统一送进屠宰场,作为肉牛宰杀。
北方农村萧瑟的冬天,对聚在陈波家里的唐山养殖户来说,养殖场空出来的奶牛卧床格外刺眼。
“以前淘汰奶牛是论斤卖,现在卖牛的多了,都是论个儿卖。”衡水牧场主蔡明的遭遇与陈波相似,“最多的时候有四五百头,现在没了,快赔完了。拆东墙补西墙,只能硬扛。”
河北唐山滦县奶农李萌接连接到几个催款电话。挂了电话,李萌六神无主。他从400多头荷斯坦奶牛养起,养牛13年,欠着银行数百万元,如今牧场还是只有400多头牛。养殖场雇佣16名工人,每个月要付给工人48000元工资,3万元的水电柴油开支,还要还15万元的银行贷款,但眼下账上只有3000多元。“媳妇跟我要钱,说今年孩子的新衣服都还没着落。”
外界普遍认为,喊出“倒奶杀牛”的河北养殖场正在经历的危机,是由疫情冲击乳品消费所引发。“疫情扰动下,乳制品的消费需求持续走弱。” 国融证券研究员张志刚分析,2022年第三季度乳企业绩出现大幅下滑,目标产量也纷纷下调,企业资金压力也随之加大。而消费端供需失衡下,影响逐渐传导至上游养殖端。
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奶农普遍认为,危机的种子早在2015年被动举债升级牧场时便已埋下,生鲜乳价格下跌只是压垮中小牧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河北唐山市丰润区,奶农陈波家显得空荡荡的养殖场。图/受访者提供“跟谁有仇,劝谁养牛”
“2020年1月的生鲜乳价格是3.7元/公斤,2月直接降到3.1元/公斤,3月3.16元,4月3.24元,5月3.3元,6月份牛开始热应激,产量减少,奶价涨到3.7元⋯⋯”在旁人不做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陈波能以2020年为起点,一口气背出这两年每个月的生鲜乳结算价。
在这些数字中间,“3.5元”是陈波牧场的“生命线”。饲料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陈波的牧场里,生鲜乳的生产成本已经飙升到3.5元/公斤。
受国际国内市场变化、养殖规模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生鲜乳价格呈周期性波动。“2022年,受地缘政治以及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创 154.7 点历史新高,同比上涨23.5点。其中,世界玉米和小麦价格双双创历史新高,分别较 2021 年平均价格上涨 24.8%和 15.6%,豆粕行情创近十年来新高。但成本价格的上涨并未能传导至下游。”国融证券研究员张志刚分析。
为了平抑生鲜乳价格波动,早在2008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就开始推进设立生鲜乳价格协调机制。根据河北省2022年第四次生鲜乳价格协调会议结果,2023年第一季度,河北省生鲜乳交易参考价为3.85元/公斤。
河北省奶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袁运生于2023年1月1日在河北奶协发布署名文章称,如果按照河北省生鲜乳价格协调会上的数据,将经测算的交易参考价最低不低于3.93元/公斤下调到3.85元/公斤,省内绝大多数奶牛养殖场已没有盈利空间。
对于生鲜乳交易参考价下调至3.85元/公斤,逼近北方成本价的说法,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相关负责人此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应,这是奶农和乳企互相让利而制定的价格,属于合理区间,并非网传跌至历史最低点。
看起来高于成本的交易参考价也无法让奶农们安心,因为实际交易时,乳企给奶农的结算款很可能比3.85元的参考价更低。此外,河北省公布参考价时还特别说明,3.85元/公斤的价格是养殖场委员鉴于当前形势“主动提出”的,与“主动下调”对应的是“乳企应收尽收、如期续签收购合同,并在困难缓解后补偿差价”。
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奶农对此并不认可。记者获得的由某乳企与养殖场签订的生鲜乳购销合同显示,乳企对养殖场的收购量为“全部合格生鲜乳”,收购基准价格执行“随行就市、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原则,当地有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会并公布交易参考价格的,收购人和销售人应参照交易参考价格协商确定生鲜乳收购价格。
多位奶农指出,这份合同是原农业部、工信部等部门在2017年联合印发的《生鲜乳购销合同示范文本》,合同对乳企和牧场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颇为公允。
但问题在于,与前述合同一同签订的,还有乳企单方制定的《生鲜乳购销合同补充协议》,这份“补充协议”承认“随行就市”参照当地生鲜乳收购指导价,但同时列明,牧场向乳企交售的生鲜乳价格按照乳企计价体系结算,乳企可依据市场、季节、供需关系等实际情况调整生鲜乳收购标准和价格,而相应的收购标准和价格由乳企通过业主大会通知牧场,“牧场对此不持异议”。
“你不可能不签,不签就不收你的牛奶。”滦州市饲养了2000头奶牛的牧场主张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受访奶农均表示,在实际交易中,生鲜乳供小于求时,乳企结算会参考收购指导价,意味着牧场很难充分获得生鲜乳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而生鲜乳供大于求时,乳企则会依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生鲜乳收购标准”的权利,以鲜牛乳质量瑕疵为由,压低收购价格,以牧场管理疏漏为由克扣奶款,或者不遵守合同载明的“收购全部合格生鲜乳”的约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收一部分鲜牛乳。
事实上,这也并非某个乳企的“定价权”,而是市场价格的整体下滑。根据农业农村部官网数据,从2022年年初开始,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就一直在下滑。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2022年6月第一周,平均价格降为4.14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2%,同比下降3.0%。2023年1月第一周为4.12元/公斤,同比下跌3.1%。
细菌几何数级的繁殖特性决定了牧场销售鲜牛乳的速度越快越好。一旦稳定合作的大乳企拒收,意味着区域乳企和规模更小的乳企也难以消化这部分生鲜乳,制冷、储存、运输都会额外产生成本,为了及时止损,过去奶农只能倒奶,而这在2008年、2014年到2015年都曾出现过。
如今,找不到销路的奶农会把鲜牛乳送去“喷粉”。“比倒奶强点儿”,张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吨鲜牛乳的喷粉加工费用为6000元,保质期为1年,可按重量1:8还原为鲜奶。制成奶粉后,由于未获相应的销售许可,这些奶粉无法直接通过互联网或线下零售渠道卖给消费者,奶农只能成包送给亲友,或者放进后备箱,悄悄在街边售卖。奶农的微信群里广泛流传的一张图片显示,有奶农以40元/公斤的价格售卖奶粉,折合成奶价,为5元/千克,减去喷粉成本,仍是亏本。
“跟谁有仇,劝谁养牛。”这是在河北奶农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话,采访中,由衡水的牧场主蔡明和唐山牧场主张亮反复提及。
“受疫情影响,奶业市场消费端确实出现疲软现象。”前述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河北省没有发现倒奶杀牛现象”。
举债扩建,资不抵债
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分配失衡,对从业者来说,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奶农普遍抱怨亏损的情况下,大乳企仍然实现了盈利增长。蒙牛2022年上半年营收实现491.98亿元,同比增加6.21%;净利润为37.51亿元,同比增加27.32%。伊利2022年上半年营收实现632.13亿元,同比增加15.91%,净利润为61.43亿元,同比增加15.23%。光明乳业2022年上半年净利润3.98亿元,同比增长13.70%。
尽管常常私下指控大乳企“垄断”,但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奶农们乐意抛开“乳企是否涉嫌垄断”这一复杂的法律问题不论,及时止损离场。但问题在于,从2009年到2014年,5年时间,奶农们经历两轮投资扩建,早已身负巨债。窟窿之巨,即使卖光资产也难以填补,这也意味着他们实际上被债务断送了“退出”的可能性。
1999年,复员回到唐山的张亮不得已干起了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奶的行当。最早以1.4元/公斤到1.6元/公斤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收奶,制冷后送往乳企,每公斤奶有两毛钱的差价,再刨去运输、制冷、人力成本,利润微薄。
乳企给张亮的账期是一个半月,张亮则自己垫钱,5天就给农民结款。“冬天收奶,手都伸不直,都冻肿了,酸甜苦辣,尝得太多。”10年的时间,靠着诚信贩奶、开植物油榨油厂、经营集中机械挤奶厅,张亮攒下100多万元。
2009年,受“三聚氰胺”事件掀起的产业巨变影响,河北省喊出“牵牛出村、美化人居环境”的口号,推行养殖小区模式,养殖小区的经营者负责征地、建牛舍、设备投入。“其实就是奶牛托儿所,每家每户把自己的奶牛寄养在我们这里统一管理。”陈波回忆,在那之前,他所在的村子,一共也就300多头牛,每天能出2吨奶。由于同样经营着机械挤奶厅,投资建设本村养殖小区就顺理成章地落到陈波、张亮、李萌头上。
养殖小区的投资约为200多万元,其中有近百万元投资款需要向银行贷款或亲友借款,部分小区获得了政府补贴。小区建成后,由小区经营者集中挤奶、制冷保鲜,运输送到乳企。“乳企当时是两笔账,挤完奶以后都有计数,奶款是奶款,打给各养殖户,咱们挣的就是管理费,挤奶、保鲜、运输,一吨奶给你多少费用,最高的时候一吨400块钱,旱涝保收。”陈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每个人每个月能分七八千块钱,比上班强。”李萌回忆。而张亮则表示,“养殖小区阶段是最幸福的,我们跟千家万户都是好朋友。”
养殖小区建成4年后,陈波被通知参加乳企推进牧场化升级管理的会议。所谓的“牧场化升级”,要求养殖小区经营者从农民手中收购奶牛,同时全面升级牛场,建长廊、引入防暑降温设备、升级挤奶设备,此外,对卧床、储藏窖、仓库、水质等等都有要求。“当时我们养殖小区的牛棚好好的,都得拆了,建长廊。”李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投建养殖小区不同,由于要从农民手里买牛,再加上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养殖小区经营者都知道这是一笔巨大的投入。“牛是自己的,意味着奶的质量能控制得更好,乳企当时承诺的收购价也更高,比如养殖小区的价格是2.8元/公斤,自建牧场就是3.5元/公斤。”张亮说。除了更高收购价带来的诱惑和动力,他们还面临着被淘汰的压力,“不继续跟着乳企的脚步走,你就不能跟它继续合作了。”
陈波算过账,以挤奶设备升级为例,过去大家都用国产的老设备,由于压力控制精度不够,容易伤害奶牛乳头,造成乳房炎,给牛治病也是一笔开支,设备升级对牛有好处。当时他的养殖小区一天能产4吨生鲜乳,一公斤生鲜乳收购价上调0.2元,一天就能多挣800元,按照这样的差价,牧场化的成本两年就能收回。“养殖行业本来就是微利,但咱农村人不怕挣辛苦钱,而且之前经营养殖小区也都比较顺利,所以当时没什么怀疑。”陈波说。
“当时对牧场最高的贷款额度是300万元,要根据你的流水来放款。”由于陈波的养殖小区只收管理费,流水少,陈波最终以每月7.2%的利率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贷出了109万元。“后来只能找亲戚借,3万、5万、8万、10万,都借了个遍。”
相比之下,李萌的情况要困难得多。和叔叔合伙投建养殖小区时,他签字贷款200万元,等四年后做牧场化升级,他还有130万元的贷款没有还清。叔叔撂了挑子,为了还上贷款,李萌只能咬牙跟随乳企的要求升级,又贷了数百万元。“我从2009年负债200万变成2015年负债800万。”据李萌介绍,仅牧场的基础设施就投入了400多万元。连一向稳健、只给别人借钱的张亮都不得不借贷300万元,才能完成牧场化升级。
奶农口中的“牧场化升级”被蒙牛乳业视为蒙牛帮助伙伴牧场实现的第三次产业升级,实现了牧场养殖的现代化,“如蒙牛乳业在伙伴牧场推广全混合日粮(TMR)技术,奶牛单产可实现30%的提升。TMR实现了产业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奶牛养殖业由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变,建成现代化牧场。”
但收益问题很快出现。“以前的C级牧场升级后都评上了B级牧场,鲜牛乳收购价又降下来了,所以早参评的有收益,晚参评的基本没收益。”起早贪黑经营六年,赚来的钱都还了贷款,幸运的是,陈波当时贷款额度不大,牧场规模也有限,还清了贷款,奶牛数量从170头扩充到450头。“虽然没看到现金,但小牛多了,我们也挺高兴。”陈波回忆。
但牧场规模更大、债务负担也更重的李萌则坠入深渊。“每个月要还本金和利息,但从卖奶上赚不到钱,只能卖牛,这个月卖6头,下个月卖4头,杀鸡取卵,卖牛还贷,越卖越少,就是恶性循环,我也没办法。要是知道这个坑这么深,我宁愿当时就赔掉那200万,不至于赔今天这么多钱。”李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唐山的牧场,很多都资不抵债。卖了牛,剩一个空壳场子,砖头瓦块不值钱。”这样的噩梦,张亮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我不知道600万的利润我们要挣多久才能挣出来,牧场从来都是挣一点儿,就买个铲车或什么设备,再投进去。”张亮的妻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隐藏的矛盾集中爆发
生鲜乳价格下行压力下,奶农将矛头指向乳企,过去隐藏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
“每个月22日才能知道上个月的生鲜乳结算价,也就是说,我的牛奶交出去52天了,我才知道它卖出了什么价格。”陈波感到愤懑、屈辱。
不过,鲜奶回收价格连续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牛奶相对过剩。2018年之后,奶价触底反弹,直到2021年一直处于上涨态势。赚钱效应下,更多养殖户加入进来。有专家指出,当前中国的原奶业遭遇到比较大的供求失衡影响,部分地区供应大于需求。
在供求失衡的市场下,乳企也面临收购原奶的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与牧场的矛盾。
所有受访奶农都提到,牧场名义上归自己所有,但合作的大乳企对自家牧场的控制无处不在,“饲料、兽药、设备,都得用乳企招标指定的。”
以兽药为例,“以集中采购的方式,让牧场用上便宜药、放心药,这是好事。”陈波表示,他并不怀疑乳企决策层招标采购的初衷。但问题在于,政策到执行层面,则多有变形。
“按照牧场的日交奶量算,每交一吨奶,就要买1500元的兽药。比如一天交5吨奶,这个月就必须买7500元的兽药。”陈波表示,每到月底,兽药中心便会有业务员当面或电话提醒他买够当月额度,暗示他买不够就不能继续交奶,“这不就是强买强卖吗?挤兑得我没办法,只能买点维生素拌到料里,吃不好也吃不坏。”多位受访奶农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类似情形的存在。
使奶农们更加无法忍受的,是乳企赋予其自身的处罚权。“不允许我们使用兽药中心以外的兽药,哪怕是国家批准的也不行,发现了就罚款。我养我自己的牛,用药都得偷偷地用。”多位奶农经历过乳企工作人员检查牧场后,以发现的外来兽药及包装为依据做出处罚,罚款会直接从下一笔奶款中扣除。
记者查阅乳企与牧场签订的“补充协议”发现,在兽药使用方面,有条款要求:“乙方(牧场)保证生鲜乳生产⋯⋯所需的饲料、兽药等均符合国家、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相关规定以及甲方不时提出的管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条款的约定。”其中“甲方不时提出的管理要求”究竟指什么,补充协议并未进一步做出说明。
“2018年,有经理上我们这儿来,到了奶厅,说我们清洗设备的水温不够,一公斤奶要扣我们两毛钱,罚了我们两个月。”一家牧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而李萌则因为监控掉线多次受罚,“农村的网络没有城市那么稳定,哪块儿线路出故障了,不是我个人原因造成的掉线,也一样受罚。”受访奶农表示,哪些事项会罚,哪些事项不会罚,从来处于黑箱之中,不为自己所了解,事先避免犯规也就无从谈起。“只要你还想交奶,从上到下都得哄好,哪个都不能得罪。”
事实上,“补充协议”中专设了“阳光条款”:“乙方(牧场)承诺遵守甲方反舞弊规定,不进行任何商业贿赂行为,不与甲方业务人员进行任何不正当往来,否则,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补充协议”还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一切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受访奶农表示,即便自己对“补充协议”的内容毫无发言权,但为了交奶,不得不接受协议条款。一旦发生争议,自己没有理由舍近求远,不在牧场和收奶的乳企分公司所在的河北省提起仲裁。一家受访牧场的负责人表示,他曾尝试向本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但因为协议中有关争议解决的约定,未能成功立案。
如今,奶农们碰头,话题常常围绕是否已经从某家乳企“出来了”展开。张亮“出来”后,开始与光明乳业合作。他曾习惯性地给与牧场对接的负责人送些礼物,逼得对方拿出了工资条,“他的意思是他挣得足够多,真不需要。”
陈波“出来”后,开始与完达山乳业合作,而李萌还在焦急地到处寻找稳定的合作方。换一家合作乳企,真的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他们对此并没有把握。蔡明则决定改养肉牛,“至少牛肉大家都消费,价格也比较稳定”。
“客观来说,大乳企确实教会了我们养牛。按照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标准操作指南)做,所有牛场都受益,饲养水平都提高了。从牛犊出生到大牛挤奶,按照规范走,都是成功的,数据要往上传,乳企也监视着你做。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SOP。”张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公开信息显示,到2020年,乳企自有奶源比例平均约为40%,这意味着以中小牧场为代表的社会奶源占比仍高达60%。经过“牧场化”升级后,由奶农经营的牧场少则拥有数百头奶牛,多则拥有数千头奶牛,产量和质量均持续提升,并非自身能力不足、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也就是说,中小牧场的生死存亡,对中国乳业的发展仍至关重要。
“中国的奶牛养殖业是要逐步发展的,但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对养殖户的困难考虑得太少了?我们已经在咬牙干了,但他们的步子是不是有点过急,走得太快?”陈波说。
(文中受访奶农均为化名)
记者:王宇([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