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谈行业贪腐：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割肉刀

22.05.2014 16:56

本文来源: News.Sina.com.Cn

　　本报记者王鑫发自北京

　　这两天，郭芳又在四处张罗着借钱，“现在正是花钱的时候。”眼下是不少企业签订冬季用煤合同的时候，用郭芳的话来讲，现在干什么都需要钱，“手里没钱心里没底”。

　　郭芳是甘肃省某煤炭运销公司的老板，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煤炭运销生意，简单地说，郭芳是在“贩煤”，就是从煤矿上买煤，然后卖给需要的企业，赚其中的差价和运费。

　　但今年，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平时很好约的企业领导，基本都拒绝了郭芳吃饭的邀请，这让郭芳有些不解，“后来我才知道，国家开始管制煤炭市场了。”

　　从地方到中央，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跌入极寒的煤炭行业，大量的矛盾与灰色地带正加速浮现，之前，它们深藏于暴富的狂欢与利益交换的默契之中。

　　挣得多送得更多

　　业内经常说卖煤的比挖煤的更赚钱，这成了郭芳步入此行的初衷，但当她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才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像她看上去的那么美好，从煤炭被拉出来的那一刻起，花费也就开始了。通过公路运输的她，“基本上挣10块，得送出去8块。”

　　这和另一煤炭中间商曹林遇到的情况一样，不同的是，曹林的煤走的是铁路运输，这样一来，无形中又多出了一笔请车皮需要的花费，“我要挣10元钱，差不多得花出去30元。”

　　2007年，希望从煤炭中发财的王浩在上海，他的老家在山西。那年初，他回老家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在上海卖到500多元一吨的煤，在山西不过200元。这个差价很诱人。他算了算，从山西到上海，铁路的运费不过每吨100元，还有200多元的“赚头”。

　　但经过一番周折和奔波后，他决定罢手。“搞不到车皮。即使搞到，费用也很贵。除了国家规定的运费之外，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费用。”

　　王浩算了一笔账，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他非但赚不了钱，反而是处于赔钱的状态，于是他放弃了想“一夜暴富”的想法，开始安心工作，“这不是一般人能干成的事情。”王浩这样总结道。

　　煤老板王名给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煤矿出来的一吨煤的开采成本在五六十元，但现在，在秦皇岛卖500多都还处于赔钱的状态，“所有的环节都赔钱，你说中间那几百块差价都哪里去了？”

　　他说，煤炭销售在报价的时候，会把包括请客吃饭在内的所有的费用都加在销售的价格里，按照这个推算，可以说，几百块的差价都是维护关系所必须的花费。

　　实际上，对于那些需要火车运输的经销商来说，请车皮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当年，王浩就深知这笔费用里有学问，但当他在请教那些“行内人”时，一旦被问及细节，都三缄其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放弃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我们每月都会做计划，把自己本月可能需要的车皮数量上报，这叫请车。铁路有关部门看到我们的请车计划后，就会根据具体状况来批复我们的请车计划。”但计划只是计划，有些时候，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这一点王名体会尤为明显，“这些年来，每天下午6点，就是我们告知大秦线车务段第二天需要车皮数量的时间。”

　　但就是报计划，也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打点，王名说，他们是民营公司，必须得挂靠一个大型国企。一般的程序是从县里报到市里，如果市里卡住你，就报不到省里，然后由省里再到交易中心，最后才能送到太原铁路局。“如果这些不逐层打点，那么不知道哪个地方就会被卡住。”王名说，上报计划一级要花一万块，

　　王名说，在车皮最紧张的时候，一个车皮他曾经最高花了28万。“便宜的时候可能十几万或者五六万。”

　　能源系统大反腐

　　中间环节“损耗”的利润，大多变成了利益输送的筹码。

　　5月15日，新华社专电称，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悉，魏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一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魏鹏远在能源局煤炭司负责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很有可能是这个过程出了问题。

　　在魏鹏远落马的同一时间里，核电司司长郝卫平、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和新能源司一名官员亦被相关部门带走。在他们之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也相继落马。据媒体报道，两人均涉及山西煤炭行业的贪腐问题。

　　魏鹏远并不是第一个被爆出收受能源领域巨额钱财的官员。2013年12月，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受贿案开庭审理。法院查明，在马担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期间，先后收受40家企业钱物200余次，赃款合计超过1.3亿元。

　　最终，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以马俊飞任职的22个月计算，他平均每两天就受贿一次，每天平均近20万元。

　　“其实这都不算多。”煤老板王名说，目前在山西的一些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县市，有权的基本上都在企业有股份。每年的分红虽然会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决定，但基本都在几百万甚至高达几千万，“太少了，他们也不干啊。”

　　在反腐高压之下，一些官员变“聪明”了，不要回报，不要回扣，要入股。更长久更安全，一般是派可靠的人，亲戚或者朋友入股，“以前是送钱，但是现在都不要钱了，都是给股份。”

　　王名说，企业都是希望官员来参股的，这样一来，就等于这个企业有了“保护伞”。如果有某个部门过来找麻烦，那么这个官员就会给相关部门打招呼，让他们不要来找事。但即使这样，该打点的部门依然还是需要打点，虽然不用那么频繁，数额也不会那么多。“要不然总来骚扰，入股的官员也会不胜其烦。”

　　一些企业，看着是某一个人的企业，但法人只是站在前台的幌子而已。

　　“现行国家政策下的审批权就是让有关部门有寻租的可能性。”一名要求匿名的煤炭专家称，这确实很容易滋生腐败。

　　2013年底，国务院与发改委先后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取消和下放部分核准事项。

　　昂贵的敲门砖

　　上世纪90年代，想开一家煤矿很简单，煤矿并不值钱，因为开矿赚不了钱，甚至还会赔钱，所以有关部门对这个行业并不关注，也没有那么多管辖部门，也没有人来吃拿卡要，甚至连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经营许可证都没有。王名记得，2002年以前，山西一个煤矿卖8万、10万的都没人要，“那时候的煤矿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设备。”

　　2003年以后，随着煤价的上涨，采煤的人越来越多，煤炭行业的利润越来越高，仿佛一夜之间，各个部门都开始设立自己的门槛。王名突然发现，有关煤炭的事情，已经开始有很多部门在管理了，“部门多了，费用自然就上去了。”

　　开一个煤矿要办手续很多，需要有政府批文、国家土地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许可证等诸多证件。这些证件要经过包括政府、地质矿产、国土、煤炭在内的多个部门审批，王名说，办事总得意思一下，“一个部门意思的不够，可能手续就会被卡住。”王名说，“一个部门几十万起吧”。

　　这一点郭芳也深有感触，有一次，她去年检公司的煤炭经营许可证，因为没有提前做工作，公司的会计在做账时又出了一些小问题，结果被审批的部门抓住了把柄，对方声称要吊销她的经营许可证，于是她托关系，找熟人，说好话，送礼，“最后花了几十万摆平了事情。”

　　王名的企业每年都需要到省煤炭厅去审批，手续齐全一般没什么问题，但也有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如果按照省煤炭厅设置的年检条件，偶尔有做不到就会被卡住。王名说，比如销售收入完成多少，煤炭发运完成多少等等。“如果有问题，年检就不容易过。如果问题严重，营业执照可能就会被吊销，那为了保住营业执照，那花费的金额可不是几万、几十万那么简单了。”

　　此外，每年还有个花钱的地方，就是扩充产能的时候，如果要想把产能3万吨、6万吨、9万吨的煤矿，升到30万吨，50万吨，甚至90万吨，需要一层一层往上走，而这里，每一层都是一个关口。

　　能源行业的大规模反腐也发端于这一时期。

　　2005年9月，山西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开始，严查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在煤矿企业里坐地分红，通过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等腐败行为。

　　以2010年为例，山西在当年前四个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遭到处分，其中县处级干部79人，乡科级干部436人。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割肉刀

　　新一轮的肃贪情况表明，适逢十年黄金期的煤炭行业并未能阻止贪腐的扩散。

　　李奇至今清楚记得当年他开煤矿时候的遭遇，用他的话来说，前期的工作绝对到位，各个部门各个科室该给的都给了，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但有一天，煤矿上突然来了几个自称是文化部门的人，煞有其事的转了几圈后找到了他，说他这个煤矿下面可能有文物，这必须探查清楚，要文化部门的审批是无法通过的，“我当时懵了，我觉得该打点的都已经打点了啊。”

　　李奇说，他跑了几次文化部门说确定下面没有文物，但人家根本不理他。现在想想，李奇觉得自己真是很笨，“明白就是要钱啊，我当时都没想到，还觉得文化部门管不了我们。”

　　眼看离开矿的时间越来越近，李奇也带着礼物去了文化部门，但对方还是不松口。没办法，李奇咨询了一个正在开矿的“老前辈”，才知道文化部门在开矿初期确实也算重要的部门了，那个前辈还透露，打点类似文化这样的部门，是要因人而异的，也要开开矿人的运气，碰到好说话的，可能几千块就搞定了，碰到不好说话的，也许就得扔进去几十万。李奇一下子明白是自己的礼轻了。“最后一次给了十几万，手续很快就批了。”

　　郭芳经常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自己去办一件事情，到最后一个手续的时候，办事员非说领导得签个字，但实际上这并需要领导签字，因为领导早就打点好了，“但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去找领导，只能给钱了。”郭芳说，这样的情况一般吃顿饭，两千的购物卡也就搞定了。

　　王名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对方说要准备资料，但当他按照对方所说的把资料准备好以后，对方又开始找毛病，说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要他继续准备，跑了三次后，王名觉得还不如给钱了，“不送礼不给钱就折腾你。”

　　每个煤老板似乎都有相同的遭遇，曹林在给电厂送煤的时候曾经因为不懂“礼数”，电厂的门卫不让煤进厂，好在曹林很聪明，他马上出去给门卫买了两条烟，两瓶酒，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门卫欢天喜地的收了以后，很爽快地放行了。这让曹林又长了见识，之后，他就开始时不时的给门卫带些烟酒，偶尔还请出来吃顿饭，自此，门卫对他拉来的煤就上心多了。

　　在这件事情上，郭芳吃过亏，当年她刚给一个大型小区送煤的时候，还觉得领导打点好了，下面的人请出来吃顿饭就行了，不必要特别的去意思。但现实很残酷，大约一个月以后，郭芳接到小区物业领导的电话，说她的煤化验的结果不合格，说要和她解除合同，“做了十几年，第一次有人说我的煤不好。”

　　于是郭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小区物业领导的办公室，当时锅炉房的那个女化验员也在，当郭芳看到女化验员脸上得意的表情时，她一下子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显然小区锅炉房的化验员不满意郭芳对自己的不重视。

　　郭芳再三赔了不是又保证后，女化验员的脸上才好看了一些，当和女化验员一同出了领导办公室门的时候，郭芳拉住女化验员的胳膊，“姐，我们一会儿一起去逛街吧。”那一晚，郭芳花了上万块给女化验员买衣服，也是从那一晚之后，她们的关系就亲密了起来。

　　在女化验员的指点下，郭芳一一打点了锅炉房的管理以及其他的员工，业务终于开始顺利了。

　　曹林也是一样，去电厂的时候就买些东西，可以不贵，但一定要有，逢年过节，一定要送礼，“普通的科室，科长和科员就是购物卡，金额在1000到5000不等，”曹林不用管电厂的领导，因为他找有中间人，并且早就说好，利润当中有50%是要给到中间人的手中的，“至于他给领导多少，这不是我操心的事情。”

　　随着煤炭黄金十年的终结，畸形的产业结构最终等来了彻底调整的机会。根据山西官方媒体《山西日报》在5月20日刊登的文章显示：山西经济增速一季度创近年来新低。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山西GDP增速仅为5.5%(年初定下的全年目标是9%)，位列全国倒数第三。其中，太原市一季度GDP为527.49亿元，同比增长仅为0.1%，远远低于今年同期全国和全省GDP的增长水平。究其原因，是担纲主力的煤炭产业“遇冷”，拖累了全省经济发展。文章着重提出，“这再次深刻警示我们，煤炭产业畸重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型特别是煤炭转型更加紧迫，慢不得更等不得！”

　　对于煤老板王名来说，催收账款越来越难，煤炭领域资金链的断裂，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希望在这个行业彻底崩盘前，能将之前的劳碌与打点兑现一部分。

　　头条

　　专访迟福林：新消费时代来临，应以短痛换发展

　　迟福林认为，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决策者能不能下决心尽早让关键领域的改革破题政策破题—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开放.。。

　　煤业寻租透视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还原复旦“免死”请愿书出台始末涉世未深的他们提交了一份颇具理想色彩的请愿书，因而备受舆论批评与质疑。但即便难以如愿，他们也完成了一次在公共事务上发声的行动。

　　荒诞的邓州土地确权河南邓州农民张海新等三人私刻公章，为200多名农民印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近日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被检方起诉。以涉嫌犯罪的方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发人深思。

　　编辑推荐煤业寻租透视

　　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 市场扩张让电影多元化成为可能从中国式大片时代走到“小妞电影”时代(据业内人士估计今年将有近30部“小妞电影”面世)，文艺片也逐渐寻得... TEFAF上的中国买家 TEFAF上有不少精品，未必出自一流大师，通常是某些二三线大师们的神来之笔，价钱不算贵，却鲜有中国买家问津。曲美家具IPO冲击波公司的居高不下的负债率也给今后稳定发展带来一定压力，实际控制人赵瑞海、赵瑞宾和其兄弟赵瑞杰掌控公司9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