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次女：没本事增光 也不能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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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玉 发自河南郑州、兰考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期间，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做焦裕禄式的人民公仆，“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2009年4月，习近平曾到兰考参观焦裕禄事迹展，并种下一棵泡桐树，缅怀这位“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共育有6个孩子，3子3女，老六、小儿子焦保钢于2013年因脑出血不幸去世。视察兰考期间，习近平在接见焦裕禄的几位子女时，特别赞扬了焦家“家风好”。

　　受父亲影响，焦氏6姊妹为人处事低调，严于律己，从不敢“搞特殊化”。焦守云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做焦裕禄的子女“真的不容易”。

　　 “没本事增光，也不能抹黑”

　　1966年9月15日的天安门城楼上，13岁的焦守云受到毛泽东接见时，光脚蹬着布鞋，衣服上还打着补丁。2014年3月10日，郑州西郊的寓所外，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的焦守云，穿着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时髦的运动鞋。

　　焦守云1953年出生，在焦家6个儿女中排行老三，在3个姐妹中排行第二。在焦守云的微信群中，她被朋友亲切地称为“二姐”。

　　1964年焦裕禄去世的时候，焦守云年仅11岁，两年后登上天安门。15岁时，焦守云经中央军委特批参军，进入广州军区。1973年，20岁的焦守云当上了中共“十大”代表，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代表。

　　1970年代末，焦守云从部队转业，进入郑州科技局下属单位工作，工资不高。此后的岁月里，她陆续受到几乎每一任国家领导人接见，2008年还当上了北京奥运火炬手。

　　焦守云热情、健谈，在焦家六姊妹中，被誉为“外交官”。“我承认我非常幸运。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挺值的，焦家所有的荣誉都集中在我身上。”焦守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做焦裕禄的子女要承受很多压力。“因为老父亲是政治人物，并不是属于社会名流，所以哪些事不得体了，别人会说你看焦裕禄女儿怎么怎么样。在过去，甚至你什么发型、什么衣服别人都要评价。和几个朋友出去玩，有人说，这是焦裕禄女儿，我立马不知道怎么说怎么笑了，老想哪儿是不是不得体。”焦守云笑言，“前一段郑州不让养狗，社区到我们家敲门，问我办(养)狗证没有，我说我是个‘良民’，你们一说办(养)狗证，我第一批就把(养)狗证办了。”

　　“大家都这么爱护他的形象，不能在我们手上毁了啊！我们兄妹6个，这50年如果有一个犯错误的，都不好说啊！”焦守云感叹，“我们几个都堂堂正正的，这说明我们的家教、家风，不能说多优秀，起码还是可以的。我们没本事增光，我们也不能抹黑。其实这样挺好的，这样清清白白地做人，让别人说不出什么来。起码我们的所作所为对父亲没有影响。有的说你们做生意吧，这个那个，打着父亲的旗号，那不行。家里没有发财的。”

　　她说自己出去爱讲一句话，“在这个社会里头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贫穷”。“现在的人很直白，你要不好了他说你没本事、有资源都不用。你看我是不是爱说实话？所以现在各级领导看见我们，(我们)还是比较好交待吧？现在这个网络多厉害啊，什么都捂不住。”

　　 谁也不能搞特殊

　　儿子余音10岁时，焦守云成了单身母亲，日子一度过得很艰难。“后来倾家荡产培养儿子上学，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现在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她说，儿子成才，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

　　2008年退休后，焦守云住进了郑州市西郊一间普通的公寓楼里，一直生活至今。其间参与了焦裕禄主题的电视剧、音乐剧、纪录片的拍摄、制作工作，“为传承老父亲的精神做点事儿”。

　　再看焦裕禄其他子女的情况，确实也“特殊”不到哪儿去。

　　焦守云的大姐焦守凤，1999年从开封市总工会退休。丈夫是“文革”前的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退休后多年一直拿着一千多元的工资。“现在拿两千多元就很高兴了。”焦守云说。

　　焦守凤家现在住的还是解放前的房子，也没有钱买新房。她大儿子有病去世了，小儿子身体不太好，大儿媳现在打短工补贴家用。

　　焦守云的大哥焦国庆从沈阳军区转业到开封地税局工作，2004年退休，身体不好，一直在家休养。

　　弟弟焦跃进从生产队长开始干起，现在是开封市政协主席。焦跃进曾主政开封杞县8年，其间到北京高调卖过大蒜。他有两个女儿，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公司打工。

　　“按说他(焦跃进)有能力给她们安排工作，但因为顾忌父亲(焦裕禄)的影响没有使用特权。”焦守云坦言，“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很容易，我们很不容易。”

　　焦守云的妹妹焦守军一直在成都军区，过着军营里的那种“一二一”的生活。

　　焦保钢是焦家老六，在河南省公安厅督察处和经济侦查处工作过，2013年不幸去世。“他长期身体不好，脑出血昏迷8个月之后还是走了。”焦守云回忆。

　　“我们的子女找工作好像都没沾到焦裕禄的光，我们也不可能提着钱找人家办事儿去，自己都觉得掉价、丢人。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真有那么多钱，可能也送不出去。”焦守云说，“说实话，我们要找领导能找着，但咱家里没这个习惯。这确实有个家教、家风的问题。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就管我们管得特别严。她说你们要是谁惹了事儿，没人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都说是焦裕禄的孩子。”

　　别人经常问焦守云，“焦裕禄精神”是什么？焦守云的回答是：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如果他不讲感情，他不会做那样的事；如果他不讲担当，他完全可以不来兰考。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不会把命放进去。这就是一种担当。”

　　“我给习总书记表示，我们会把父亲留下来的家教家风都传承下去。”焦守云回忆受到习近平接见时的情景，“习近平(听后)特别重复了一句：‘家风好’。”

　　 时代需要“焦裕禄精神”

　　今年恰逢焦裕禄逝世50周年，“为什么50年了还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就是人心。”焦守云说。

　　回顾历史，焦守云总结“焦裕禄精神”传播的四个高潮：“第一个是1966年，人们含着泪来学习，当时就一张报纸，就那一篇长篇通讯，加上一个小册子，不像现在有电脑、有电视。(当时)哭着读，哭着听，哭着说，那是真学、真投入。”

　　第二次则是1991年《焦裕禄》电影播放时。“那时又换了一代人了，从1966—1991年，让老一代人回忆他，年轻一代了解他。那部电影一开始就把人心抓住了，人看了就会感动，就会流泪。” 焦守云说。

　　焦守云回忆，当时的大环境开始改变，改革开放使部分人向“钱””看齐，当时甚至有人说“一个焦裕禄比不上一个万元户”，精神上的东西开始贬值。但正因为精神稀缺，所以才珍贵。曾经有个体户自己掏钱买电影票去看《焦裕禄》。

　　第三次是2009年，当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兰考视察后，河南省委提出“三个一”：学一篇长篇通讯、看一场电影、党员干部去一次兰考。当时最多的一天，2万多人到兰考参观。

　　“第四次就是最近习总书记的再次视察。这一次习总书记特别重视，我相信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我觉得他的决心特别大。”焦守云认为。

　　“我们这个年龄往上的，他们都信(焦裕禄事迹)，他们跟我说起来都流眼泪，一点不夸张。因为这个人物在他们心中感情太深了。老父亲(逝世)已经50年了，他在人们心中站得特别稳。在当今社会，人们真的是在呼唤他，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焦守云说。

　　近期，焦守云的儿子余音参演的音乐剧《焦裕禄》上演。焦守云称，她最欣赏的就是最后的大合唱，“那真的是气势磅礴、排山倒海，让人听了热血沸腾。”大合唱的曲名叫《归来》。

　　 次女焦守云忆父亲焦裕禄：宁可自己累死，不叫别人饿死

　　 本报记者 石玉 发自郑州

　　1964年焦裕禄去世时，二女儿、时年仅11岁的焦守云就开始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至今一直都是焦家的“新闻发言人”。

　　50年后，“焦裕禄精神”再次引发舆论热议，焦守云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父亲在子女们心中的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和精神的符号。

　　 年轻时有文艺范儿

　　时代周报：人们心中对焦裕禄的印象，就是一个地道的老农民。这应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吧？

　　焦守云：在人们心中，他确实有些艰苦朴素过了头了。我父亲1米78的个儿，很英俊，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帅哥，也是个有文艺范儿的年轻人。当时比较时尚的东西，写文章、打球，他都参与，吹拉弹唱，唱歌跳舞都会。

　　他在南下工作队的文工团时，在歌剧《血泪仇》里面演男一号。他的二胡是在小学的时候学的。我母亲和他走到一起，是在农村工作队。有时候联系群众，他就拉二胡，我妈妈刚开始是站得远远地听，后来近一点听，最后我爸拉、她唱，就这样走到一起了。当时好几个女孩都喜欢我爸，但都没我妈那么大胆，所以也算倒追吧。(笑)

　　时代周报：到了兰考以后呢？

　　焦守云：就是到了兰考以后，家里面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老人也越来越老了。兰考也比较穷，所以他才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但是，再艰苦也不像电影里的那样，屁股上补两个大补丁。他的袖子上、领口上会有补丁，但绝不可能穿又脏又破的大棉袄到处是补丁。后来我妈说，“我没有让你爸爸那样过，他毕竟是县委书记，有时候要到省里甚至是北京去开会，不能那个样子。”

　　老父亲照片很少，他在兰考就那4张照片。最有名的照片就是他站在泡桐树底下那张。为什么披着衣服？因为他正在干活呢。有人说，焦书记，你不是喜欢泡桐吗？站在泡桐树下照一张像吧，于是就照了。看那张照片的动作，就能看出他不是一个很憨很粗的人。

　　照片上他还穿着土色的毛背心。我因为当时小，没有注意这些细节。后来专门问我妈妈，(才知道)那个毛背心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一般的人穿不上毛背心呢！农村人想都别想，一是不会织，二是穿不起。他艰苦朴素但毕竟不是农民，还是要把他和农民那个形象区别开来。

　　时代周报：您母亲当年做什么工作？

　　焦守云：父亲跟着南下工作队来到河南，被分到尉氏县(开封下属县，记者注)。我母亲是尉氏的，后来两人在一起工作，认识后在一起。

　　好多人都以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其实我母亲还在兰考当过副县长呢！她基础文化水平比我爸高得多，我父亲去世时，她在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后来当了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副县长、人大副主任。她真的为兰考做了很大贡献，她当副县长的时候让她管经济，其实就是带着人去要项目、要东西，当时她还要工作，还要带孩子。我母亲很坚强，有个性。

　　 肝癌期间自创疼痛转移疗法

　　时代周报：您对父亲有哪些记忆？

　　焦守云：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是觉得父亲天天很忙，二是天天盼着他回来，能在家里呆一会儿。因为他晚上是不住家里的，住在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外面一间，里面一间。他全靠晚上办公，白天下去跑一天。他有一个习惯叫“过电影”，就是晚上把白天做的事都过一遍，分门别类都记在本子上，所以他作报告是不用稿子的，他记在哪儿都很清楚。

　　父亲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习惯，他爱吸烟。那时候是两毛五一盒，我们都喜欢去给他买烟，他如果没零钱的话，我们就能落5分钱，这5分钱对我们来说就是大钱，我们可以一起买糖、买冰糕。他吸烟用塑料烟嘴，作报告的时候，手里翻着本，嘴里说着话，烟嘴从这边到那边都自己跑的，(这个动作)每个演员都想学，但都学不来。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父亲的烟嘴》，他病重很疼的时候，就顺手拿着烟嘴顶着肝，肝上长的肿瘤他自己都能摸到。(讲到此处，眼眶湿润)

　　最后，他知道自己的病没希望了，他说兰考很穷，就不打止疼针了，他说止疼针能止疼但不能治病，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他说我自己创造了一个疼痛转移疗法，就是点着烟烧皮肤，外边疼了，里面就会缓解一点。

　　时代周报：父亲在您心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焦守云：你们如果了解我父亲，就会感觉他是个魅力很大的人。他说兰考当时饿死过干部(连饿带病，记者注)，干部都饿死了，老百姓怎么办？他作为一方官员来讲，他能让这里继续饿死人么？他必须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他病重的时候是春天，有很多工作要布置，他真是觉得一天也离不开这里。

　　我认为他最伟大的是死了以后还埋在兰考的沙丘上，他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感情？作为一个山东人，作为一个比较有传统思想的人，他完全可以要求回老家(安葬)。他在兰考就一年多，就有这么深的感情。

　　我父亲病比较重的时候，有一次下乡，路过那儿(即现在兰考县的焦裕禄纪念园，记者注)，顺口说了一句将来我要死了埋在这儿还挺好的。当大家都不太知道他的病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了。他来兰考时就不是个健康的人，当时就是个肝炎病号，就是在肝炎基础上成为肝癌。如果不来兰考，留在大连或者洛阳矿山机械厂，可能不会这样。(在兰考)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加上很重的劳累。

　　有本书《焦裕禄在兰考的470天》讲，他几乎每一天都在农村。他的一个同事，也是我们县的一个副县长，说焦裕禄在兰考的这些日子是跑步度过的，光下去考察的路线算起来都有5000多里路。我曾经给电影电视剧(编剧)说，你们没有必要加工，你们加工得再好，都没我老父亲做得好。

　　 不准妻子向组织上伸手

　　时代周报：父亲的突然离世成了您家庭最大的不幸。

　　焦守云：在我印象里，我知道父亲有病，但谁也没有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经常不在家也是正常的，最多的是下乡啊、开会啊。他到外地去住院检查，我们都不知道。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正在唱山东戏，正唱着玩呢，旁边有位家里的叔叔说守云别唱了，你妈妈回来了。就这时候，我听到妈妈在使劲儿哭，哭得声音特别大，她(当时)把我父亲的后事料理完了，觉得特别凄惨。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大姐就一把把我抓过来，把我头上扎的红头绳给弄掉了，想给我找块白布带上，也没找到，最后给我弄了个绿毛线给扎起来了。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哭着说守云你爸爸没了，你以后得好好学习。

　　这时候我才好像明白过来，爸爸不在了。从此以后每天都是看到母亲的眼泪和艰难的生活，还有无休无止的报告会，身上别的数也数不清的毛主席像章。她几乎每天都要给去兰考的红卫兵作报告，作一场报告就回来哭得稀里哗啦的。那篇长篇通讯(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记者注)确实像炸雷一样，在全国炸响了。在这以前，《河南日报》、《人民日报》都登过，但没引起太大的反响。不久，就是“文革”大串联。完了之后，是迁坟。老父亲去世后先是埋在了郑州市烈士陵园，后来我们省第一次动用专列，把父亲灵柩运回兰考。老父亲影响越来越大，但生活还得继续，父亲去世那年，母亲才33岁，还有6个孩子。

　　父亲临终前给母亲约法三章：不准跟组织上要钱、要东西；不准给组织上添麻烦；不准跟组织上要救济。我们全家都遵循不管做什么事，不能给父亲带来不好的影响。当时大家都没钱，什么东西都要票，母亲过得难，我们也都跟着过得难，吃穿用都非常简单。当时姥姥跟着我们，我们兄妹几个加上母亲，一个月就百十块钱。

　　时代周报：当时怎么解决温饱这个重大问题呢？

　　焦守云：当时父亲(在世时)说不能再饿死人了，宁可自己累死，也不能叫别人饿死。他就去为百姓买代食品。有人就告他的状，他(辩解)说百姓们是小要饭的，自己是大要饭的，他去为百姓要吃的。他这时候是要担风险的，或者受处分，或者摘帽子。但是碰到的领导特别好，能理解他的心情，首先保命是最重要的，让人能吃上饭是最重要的。后来他又推出一系列政策，劳动力只要不出去要饭，在家里除“三害”(蟑螂、老鼠、苍蝇，记者注)，肯定叫你吃饱，老弱病残者不挡你们，你们可以出去要饭。

　　老父亲当时在百姓家吃饭，吃过要来的百家饭。窝头、红薯干，吃不完了就晒干保存，家里来亲戚的时候才吃。老父亲当时吃了照交饭钱。所以为什么兰考人民到最后觉得那么对不起焦书记，焦书记都累死了，也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东西。

（原标题：焦裕禄的儿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