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江平：周永康的问题肯定涉及违法
廉政瞭望对话江平：周永康肯定会涉及违法
文_本刊记者 刘霄
今年85岁的法学教授江平，每年仍然带着3个博士生。虽然慢慢开始减少出席活动的频率，但这并没有减弱他发出的声音。
廉政瞭望记者日前在一次会议上所见到的江平，思维清晰，表达顺畅，有时语速还很快，岁月似乎不曾在这位老人的语言表达里留下印记。虽然他曾经历过太多人生的跌打，以及时代的坎坷。他对公共事务的敢言，和只与法律为伍的意念，使他在法律的“江湖”里，一直被认为是“教父”。
吃“知识饭”，不吃“政治饭”
上世纪50年代，江平曾被公派留学苏联学习法律，本是六年的基本学制，他提前一年学完归国，回国前几天夜不能寐，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顶冷冰冰的、沉甸甸的“右派”帽子。随后，因政治压力新婚妻子离开，在五七干校劳动被扎断了一条腿，都成了他一生中最灰暗的记忆。
所幸，他最终能回到校园，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中，践行知识分子的本职。在中国的法学院，他是首讲罗马法和商法的第一人。
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前院长钱瑞升教授，在江平来学校执教的时候，判定他是吃“知识饭”的，不是吃“政治饭”的。
而一路走来的立法参与，最让江平叹息不已的是民法典的三次流产。“从一个国家正常的发展来说，建国60多年还没有一部法典，这是个笑话。”
对江平影响至深的一位师友，著名学者李慎之当时给江平说了一句话，对他影响甚深。“你们搞法律的人对法律研究越深，就越会感到和政治的碰撞，法律人要想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江平在近期的一个活动中，重申这样的观点：依法治国核心的就是处理好党政关系。他在用现有最大的空间，直面着政治这个不能躲避的问题。
只站在法律一边
历史的图景中，常常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个有公心的知识分子，有时并不会被所有的人民所接受。江平在《八十自述》中说道：“不昧权，也不讨好舆论。”
他对“最牛钉子户事件”的观点，曾推他至大众舆论的刀刃上。这是《物权法》颁布实施后的第一案，一对重庆夫妻不肯搬迁，认为政府没有将土地作为公共利益之用，并对补偿费用不满意，网上充满了同情和声讨。
江平认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应该属于法院，而且，法院已经下了裁定，就要按裁定来执行，认为补偿不合理，就应到法院诉讼。
当时有人说江平为富人、为权贵说话的真面目终于露出了来。面对指责，江平道：“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抗争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面对要站在弱势强势哪一边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只坐在法律的一边。江平被认为是为私权呐喊的法学家，但也一直在强调勿滥用私权。
江平的“敢言”引来的误解，不在这一例。1997年，江平在《中国法学》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司是资本企业》，他收到了一张来自德国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江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署名为“一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想寄回去和他们讲理，但并没有回信的地址。
有人问江平，呐喊的痛苦是什么，他回答：“于沉闷的空气里面，总得有人喊几句吧。”
江平在《八十自述》中说：“不昧权，也不讨好舆论。”他在近期的一个活动中说：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处理好党政关系。他在用现有最大的空间，直面着政治这个不能躲避的问题。
谈反腐——不是每个案子“两规”了就要判
廉政瞭望：您是法学专家，怎么看待现在纪委通报案件情况时，有关“违纪”和“违法”的界限？
江平：这个问题要看两个，一个是公开说的，上面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把握，宁可说的宽松一点，不能把问题说的太严重，比如周永康，是说了违纪，没说违法。其实他的问题，肯定会涉及违法。但这样的做法留有余地，这个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最后要查出来违法了就是违法。
第二个情况，就现在已经查出来的情况，本身也是违纪，报纸上登的，有个官员连降七级，只做了违纪处理，是不是对他有特别优待呢，是不是宽松处理呢，如果经过纪检机关查了，确实没有到查到违法的情况，就按违纪来处理也可以。我觉得也不是每个案子“两规”了就要判。
廉政瞭望：出现腐败，是官员信仰出了问题吗？
江平：贪官贪腐，既有他的表面现象，也有内部深刻的原因。但是治本的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国家过去在解决反腐的问题上，缺乏多方面的手段，自己的问题怎么能完全靠自己呢，舆论监督就很重要，我们有舆论监督，但没有发挥作用。
自己纠正自己，你想纠正的人就和被纠正的人会有瓜葛，怎么下狠心解决呢，这次中央反腐之所以能挖的深，正是因为王岐山比较铁面无私。但只有自己监督自己的话，不能解决治本的问题。
谈司法改革——将来所有的法官工资都应由中央开支
廉政瞭望：现在各地都在尝试法院的人财物省管，上海也先行了司法体制改革，您怎么评价？
江平：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我完全赞成，但是现在只能做到省一级。能够集中在省一级，就不简单了。将来法院的管理，应该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
你看现在的执行，就是集中到省一级，省法院的执行局统一管理下面的执行案子。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伴随着财政机制的改革，现在是地方税和中央税分开，中央税属中央，省管地方，将来如果能做到所有的法官的工资能由中央来开支，就更好。台湾地区现在就是这样，所有的法官都是最高级别的法院开支，他们的法官待遇都一样，调到哪他都可以，但大陆就不一样，把一个法官调到边远地区，他可能就会犹豫了。
廉政瞭望：习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和权威都在于实施。那么如何在中国树立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
江平：宪法不仅是至高无上，而且绝对应该是全国人民行动所依据的指南，而且应该有违宪审查制度，你违反了宪法就应该允许老百姓告到法院。如果这套机制不能确立，那宪法等于是空的，要能够确立宪法实实在在为人民所完全信任的，那你就得保障人民按照宪法来提起诉讼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要真正建立法治国家，政府，要走的路还很多。最重要的是，如果要想人民完完全全信仰宪法，我们先要保障群众对违宪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诉讼保障，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关。而宪法诉讼又是所有的诉讼里的最后一关，这两个“最后一关”很重要。
再议户籍改革——防止中国出现贫民窟
廉政瞭望：最近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您一直比较关心户籍制度的改革，请问怎么看待城镇化和户籍改革之间的关系？
江平：城镇化和城镇的户口一元化，是两回事。城镇户口的一元化，就是国家不要再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户口不一样，很多条件就不一样，不仅买房子，受教育，劳动保护，社会保障，都不平等。所以农村和城市的户口一体化，体现了非常大的法治进步。因为农村城乡的不平等，就意味着身份不平等，在法律上身份不平等，就等于说人格地位就不平等。
而城乡一体化是指减少农村和城市居住之间差别，特别是居住方面的差别。有些地方搞的城镇化，就是把农村的土地合并到城镇，把农民的土地宅基地和他的房子城镇化，常带有强制性质。我是一直主张，城镇化是方向，中国总不能很多人一直是农民，但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强迫命令，基于自愿原则。
廉政瞭望：怎么样去平衡户籍改革中的利益？解决户籍制度的难点和措施在哪里？
江平：户籍制度基本是中国的制度，没有户籍制度，会产生一个问题，大家都会往大城市跑，大城市就会产生很多贫民窟。你到外国去看，大城市都有贫民窟。防止大城市出现贫民窟，就必须要控制，建立在公平和合理的进入机制。
如果现在外面一个很有用的技术人才，是北上广很需要的，户口要进来，就是积分制，达到积分，就能进来。这个办法是市场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得到的积分，我有能力我能在重要的技术岗位上工作的外地的居民可以迁到北京。我想这个是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城市进入的标准。
我举个例子，美国现在出现了什么现象，美国很多人不愿意住大城市，农村公众设备都很好，富人宁可住乡村，变成了贫民住城市，富人住乡村。缩小城乡差别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城市发展均衡，小城市和北京医疗水平，教育水平差不多，他为什么要来北京上学看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