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大陆首演执意唱《美丽岛》
原标题:美丽老人胡德夫
来源:剥洋葱people(微信号:boyangcongpeople)
他问苏阳,什么是拉拉缨,苏阳回答,是银川地上的野花。胡德夫说,哦,原来是大地的衣服。这个比喻让苏阳心中一动,觉得他概括得特别好,是个诗人。
文 | 新京报记者罗婷 实习生张帆
胡德夫最近一次演出是在5月28日的北京五棵松汇源空间。
他穿黑色麻衫,胸前别一朵绸制大花。没有一句废话,上来就开唱。整场演出像一场集体梦游,唱到《美丽岛》,台下年轻人轻声合唱。
在胡德夫身上,有一长串标签:“台湾民谣之父”、“原住民运动先驱”、“吟游诗人”……
他早已不在乎这些定义,他66岁,须发皆白。
复出10年,胡德夫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平和、淡泊的歌手形象。他像掌门人、族长,带着族人,四处歌唱土地的散漫和野性。
他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表达,时不我待,传承这些歌谣,是最让他开心的事之一。“再不唱,就来不及了。”
“X,你连胡德夫都不知道”
5月28日演出当天,台下坐着胡德夫的很多老朋友。
主持人白岩松、民歌手苏阳,跟他有十年的交情了;风头正劲的民谣歌手马頔,是他刚认的干儿子。
他们都准备了礼物:白岩松带来自己的新书,歌手苏阳则“咬咬牙”,送了茅台。
白岩松是胡德夫多年的粉丝。柴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他们一起喝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白岩松泪光闪闪。
胡德夫看到了这段话,心中感动,这次演出唱到《最最遥远的路》时,特别提到,这是送给白岩松的。
苏阳对剥洋葱说,他和胡德夫相识于2006年。当时,胡德夫第一次在大陆演出,在三里屯的老愚公移山酒吧。
苏阳去暖场,这个刚从银川来的民歌手问,胡德夫是谁?公司的人嘲笑他,操,你连胡德夫都不知道。
在台湾,林怀民说胡德夫的声音是最动人的呼唤;导演蔡明亮曾形容,他的歌声诚实有魂魄,“召唤我们失去的山林河川,遗忘的海与天空,都回来了”。
更让苏阳觉得“牛逼”的是,那天,在那个狭小的场地里,中国民谣界所有的大佬几乎都来了,崔健就坐在第一排。
暖场时,胡德夫听到苏阳唱,“你就是这世上的奇女子,我就是这地上的拉拉缨”,听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他问苏阳,什么是拉拉缨,苏阳回答,是银川地上的野花。胡德夫说,哦,原来是大地的衣服。
这个比喻让苏阳心中一动,他对剥洋葱说,琢磨了半天,觉得他概括得特别好,是个诗人。
“它那样纯净,我不在乎被贴标签”
5月29日,与剥洋葱见面时,胡德夫伸出大手,用力一握。谈话中,他死死捏着香烟,直到烧到过滤嘴才掐灭,谈话举止笨拙又憨厚。
但实际上,了解胡德夫的人知道,他骨子里有一股拗劲儿。
2006年,胡德夫第一次来大陆演出,很多人劝他不要唱《美丽岛》。在台下,大家都跟他说,胡老师,你千万别……
胡德夫拒绝了朋友、演出方的劝告。“我唱这个歌,是对大地、人民的赞叹,一个年轻学子写的歌,写完他就走了。它就是那样纯净的一个东西,我不在乎被贴什么标签。”
《美丽岛》诞生于1977年,被公认是台湾70年代民歌的发轫之作,曲作者李双泽。
完成这首歌不久,李双泽因救人溺水去世。胡德夫整理好友遗稿时发现《美丽岛》,录成卡带,它便由此问世。由于好听好唱又动人,很快被传唱起来。
在胡德夫看来,这首歌与政治无关,只是李双泽跟他老师汇聚心力整理的、歌颂土地的一首歌。
“违背了这个东西,我是不可能去唱这首歌的。”胡德夫一再强调。
演唱者胡德夫的命运,与这首歌的命运交缠,也曾经历峰顶峰谷。
像这首歌一样,80年代之后,胡德夫也消失于舞台,直到2005年复出,发行人生中第一张专辑《匆匆》,在台北红楼重唱《美丽岛》。
5月29日,胡德夫向剥洋葱回忆起复出的场景,说到动情处,还是会声音哽咽。
那一天,胡德夫年轻时在台大、在社会运动中结交的朋友坐在台下,如今,他们都是各个党派领袖。
唱到高潮时,他看到这些昔日朋友、今日阵营领袖们泪眼相望,自己也落了泪,“我的心像复燃的一把火”。
复出十年,他活得率性、自在。
去年在台北,胡德夫的口琴搭档彭家熙去一个小餐厅看地下乐队的演出。远远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骑着摩托,载着一个人高马大的老外,各戴一顶安全帽,停在他面前,定睛一看,是胡德夫。
彭家熙又担心又好笑,老师,你帮个忙好不好?你都几岁了,还骑摩托。
地下乐队唱了半小时,胡德夫被勾得心痒痒,跑上台打开钢琴就开始弹。
知识分子的底色
如今,胡德夫在台东开了一家面馆,名叫喜来东,欢迎大家来台东的意思。
演出之外,他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平和、淡泊的歌手形象。他像掌门人、族长,带着陈永龙、林旺财等原住民歌手,带着土地的散漫和野性,四处歌唱从土里长出来的歌谣。
但他51岁的搭档、吹口琴的彭家熙对剥洋葱说,还是能从他身上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底色。在当年冲撞威权、追求自由的民主化运动中的理想主义薪火,延续至今。
前几年,台东某县选县长,胡德夫看中一个检察官出身的候选人,正直、廉洁。困难在于,当地并不支持他所在的组织,“才十几万票的地方,票数会相差七、八万票。”胡德夫解释。
他的每场演出都请这个候选人上台,让他阐释施政的想法。
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是胡德夫的好友,听说此事后评论道,哎呀,这才是胡德夫嘛。
最终,这位候选人没有当选,但票数只差了2000票。他为自己改变了一些东西而骄傲,“以前不可能有这种事。”
这些瞬间,还是会让他想起年轻时一身正气、冲冠一怒的自己。
上世纪80年代,胡德夫放弃歌唱,关注、推动台湾民主进步。
“台湾民谣之父”之外,媒体爱给胡德夫贴的另一个标签是“原住民运动先驱”。
在大陆的数次演讲中,他会提起另一首歌《少年中国》,歌词写道,少年的中国不要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
他和剥洋葱说,自己仍有“乡愁”,乡愁有关家国、社会、历史与大时代。
这似乎是那一代人的精神底色——70年代上大学时,台大外文系学生胡德夫会和同学们谈“大理想”,那批学生里,也包括刚刚卸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他们都老了,但再聚会时谈的还是“大理想”。
何为大理想?胡德夫说,是更大的关怀,是平等、大同的乌托邦。
最后的民歌手
胡德夫说,5月28日的演出,唱到《匆匆》时,心底泛起一些难以形容的情绪。
这种情绪是这几年才有的。去年台湾民歌运动40年,他在台北参加“民歌四十”演唱会,唱到“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心中猛然一紧,暗暗叹了一句,“真的是这样”。
2005年的民歌三十年演唱会,老友齐聚;而去年的民歌四十年,歌手在凋零,老友都离世了。
1975年开启民歌运动的三位倡导者,李双泽去世已三十余年,杨弦已移居美国二十载,仅存胡德夫还活跃在舞台上。
同样参加演唱会的《龙的传人》原唱李建复发出感慨,民歌四十年,许是绝唱了。
最让胡德夫难过的细节来自老友韩正皓。
韩正皓快70岁了,身体已经很糟糕,上台都艰难,在台上颤颤巍巍唱了一段,下楼梯时“砰”摔了一跤,胡德夫连忙跑过去,把他抱起来,不住感叹,哎呀,我们都老了。
另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是民歌在台湾的式微。在民歌四十演唱会的台上往下望,一片白发苍苍。歌者老了,听众也老了。
他常爱开的一个玩笑是:民歌只有三十周年、四十周年才活过来,平常的台湾,已经没有民歌了。
这两年,比起在大陆一个月两、三场的演出,胡德夫在台湾的表演已经很少,商演则几乎没有。他的听众是学校的小学生,他免费教他们原住民歌谣、古调。
他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表达,时不我待,去传承这些歌谣,是最让他开心的事之一。再不唱,就来不及了。
这路上总有知己。《康熙来了》至今最不搞笑的一期就是胡德夫当嘉宾的那集。
“我惟一一次自己想做的就是原住民歌手胡德夫。我不要他好笑,我就是让他把歌都唱了一遍,我用特权做了不适合‘康熙’的事情。”主持人蔡康永说过,节目播出后,收视率果然是有史以来最差,但他并不后悔,“再不做就真的迟了。”
怀念总是伴随着衰老。在如今的各个场合里,他最常说起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那是胡德夫口中,美好事物最多的年代,一个“golden age”。
“台湾的经济快要起飞了,台湾的灯光从白色的日光灯,慢慢变成黄色的温暖的光,台北市慢慢有一些霓虹灯”。
在绵延漫长、起伏不定的那十年,民歌是整个社会的传声筒,成人的真实世界和年轻人的狂傲梦想一块写进歌曲,每首歌都是一块社会的切片。
他和剥洋葱描述三十几年前:灯光昏暗的哥伦比亚咖啡厅里,唱盘放着鲍勃迪伦,自己在那里驻唱,洪小乔在整理歌谱,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李双泽边喝酒边等待下班。
那个年代,人人学吉他,弹到指尖流血长茧;那是一群弹着吉他,梦一样年轻的、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一切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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