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用国产手机需超越主义之争

    ·李迎春

    9月19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透露，上海已邀请干部全部使用华为智能手机。由于此前苹果“隐私门”问题，有媒体报道，上海部分公务员弃用苹果手机，改用国产加密手机，一时间国产加密手机出现断货。

    此事虽未经上海官方证实，但曾任商务部副部长的魏建国的话应该靠谱。就像领导干部用国产车一样，干部用国产手机也引发不少非议，甚至有人给此事贴上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等标签。事实上，领导干部乘国产车与用国产手机，是两个性质颇为不同的事。

    干部配车使用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天然具有支持本地企业发展的职责。换句话说，国家采购倾向于支持国内企业天经地义，任何一个遵守了公共财政伦理的国家都会这么做。但干部用手机却涉及公权与私权的界限问题。

    任何问题一旦深入，我们都很难直接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干部是否要统一用国产手机，会涉及很多情况。首先，那些特殊的涉密岗位，或者级别较高、掌握了很多国家经济社会信息的领导干部，通讯过程中存在泄密可能，对他们的手机进行强制要求，私权让渡于公共利益，这是允许的。另一种情况是，公家给干部配手机，这与公车一样，全部选国产品牌也没问题。但对那些既不涉密，也不配手机的干部，若也强行要求使用国产手机，就存在公权侵害私权的问题了。

    所以，干部是否使用国产手机，要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

    在此前有媒体呼吁领导干部配国产车时，有人说这种做法很狭隘，甚至将其跟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挂钩。此次上海要干部用国产手机，也有人提出类似看法。其实这种上纲上线的提法不仅夸张，而且很容易把一些可以在理性范围探讨的问题简单化、情绪化。

    在当下的舆论中，不少人热衷于给各类事件贴各种主义的标签。主义标签的背后是一种僵化和绝对的认识，它把一件事简单区分为好或者坏。当干部用国产车、国产手机被贴上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标签时，很多人就已经拒绝了开诚布公的讨论，因为他们在各种主义的思维定式中，已不愿再对不同意见开放了。

    贴标签的做法很容易让讨论脱离事情本身，偏离方向。干部是否应该使用国产车和国产手机，相关争论本来都可就事论事，但一旦被上纲上线，你会发现，事实会变得模糊起来，是非评价代替了事实本身，人们在对事情并不真的了解的情况下，却充满着自以为是的评价。所以，在当下公共话题的讨论中，很重要的是，放下僵化的成见，去关注事情本身，按事情本身判断是非，而不是先贴标签，以标签判断是非。可以说，只有超越了主义之争，干部是否坐国产车、是否用国产手机，才能有真正符合常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