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 从《山海经》开始的记述

31.07.2015  16:15

  

  位于崇州的常璩铜像。

  

  清嘉庆《顺庆府志》木刻本。

  

  汉明灯著《广汉县志略》自序。

  

  《四川盐志法》井盐图说。

  

  位于崇州街子古镇的华阳国志馆。

  

  《华阳国志》(明代嘉靖刘大昌刻本,荣宝斋出版社2012年10月)

  7月20日,记者从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获悉,一座具有四川地方文化特色的四川方志馆已经纳入兴建计划,建成后,将集中展示、收藏四川的修志成果。

  早在2009年,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四川历代旧志普查,查清目前四川旧志存世近800种。在普查基础上编纂、出版《四川历代旧志目录》,共收录四川历代地方志605种。四川不仅有地方志体例的开山之作《华阳国志》,在清代更是创造了各类志书编纂、刻印量的全国之最。

  去年底,一本《方志四川》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本15万字的著述,广泛收集了巨量的四川志书历史故事和评述,再现了两千多年来四川方志发展的历史脉络,被业内专家称为“纸上方志馆”。据悉,该书“镜头感、故事化”的立体式书写,将成为未来方志馆的陈列基础。

  【《华阳国志》,堪称方志“鼻祖”】

  “四川人写方志的历史相当久远,可以说是中国方志书写的发源地。”《方志四川》作者汪毅介绍说,从历经三百年成书的《山海经》开始,汉代司马相如的《蜀本纪》、扬雄的《蜀王本纪》、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到清嘉庆常明等人的《四川通志》,四川历史上方志大师辈出。

  四川考古专家黄剑华认为,《山海经》、《蜀王本纪》对于古蜀的文字记载,只是一些概况,而且浸染着浓郁的神话色彩,让后人在猜测与想像中充满了迷茫。而《华阳国志》则是系统和真实的记述。所谓华阳,是指华山以南地区,包括现在汉中、川、渝及云、贵的一部分。《华阳国志》记述了这些地区,以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结合,堪称方志“鼻祖”,一些学者在治史时会把这部书与《史记》比对来做研究,尤显其历史地位和文献价值。《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生于公元291年,是“成都文化后院崇州人氏”。现在走入成都崇州,可以看到常璩的巨大铜像,古镇街子还建有华阳国志馆。“正是《华阳国志》的翔实记载,让因都江堰而富庶繁荣的天府之国的美名传遍天下。”汪毅说。

  常璩还非常重视记述华阳地区的人文特色。《华阳国志》中记述了近400人物,让后人对汉代文翁、司马相如、扬雄、陈寿等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省图书馆学会副会长王嘉陵介绍,《华阳国志》版本很多,明嘉靖校刻的宋代版本《华阳国志》是目前能找到的年代最早的版本,“这个版本全国仅存两部,一部藏于四川省图书馆,另一部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别具一格,以方言记方志】

  除了《山海经》和《华阳国志》,四川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志书当是《三国志》中的《蜀书》,甚至远播海外。

  今年5月,一群韩国作家来四川访问,韩国著名作家、仁荷大学韩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洪廷善说到与四川的缘分时万分激动:“许多韩国人喜欢读《三国志》,读中学时我就能解释《出师表》,司马相如也是我最喜欢的四川历史文化人,四川是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想象之源。

  而到了清代,地方文化名人编纂志书的创新方式不断,自出机杼,如傅崇榘的《成都通览》,以方言记方志,以乡音话成都,别具一格。《成都通览》编纂于1910年前后,傅崇榘青年时代迁居成都,关心时务,对新闻出版有深厚的兴趣。1900年,他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创办了成都第一家公众阅览室“阅读公社”,接着又设立“算学馆”,出版第一张科学性的报纸《算学报》。因此,他的《成都通览》是“以调查近事说成都,不以考据古典而说成都”的志书,将成都的山水、气候、街巷、馆所,包括成都人的积习、怪谈、歌谣、土语,以及如何避虫鼠的方法分条目一一记录。

  如今,流行于成都人手中的“街巷志”、“方言词典”、“成都掌故”一类的书籍,都可以在《成都通览》中找渊源。

  【抄本志书,老外也玩过一票】

  志书的编修和审定者,通常是地方的耆儒硕老。不过,也有被中华文化感染的海外“立志”者。

  1916年,英国文化人汉密尔顿来到四川,给自己起了个有中国特色的名字汉明灯,还迷上了修志,“他不仅是粉丝,简直就是痴迷。”汪毅说。

  汉明灯在他的手抄本《广汉县志略》的自序中写道:“自古学者游辙所经必有纪述,非独流连风景也。窃思以六年中目睹耳闻之事实传播宗邦,俾政治、实业、教育、教诸家各就注视之点以作考证之资。”汪毅认为,汉明灯对中国修志文化是深得要领的。

  汉明灯1921年纂修《广汉县志略》,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志略包括广汉的沿革、疆域、城池、山川、户口、学校等15个部分。他对三星堆的地理位置是这样描述的:“在治西十五里,地形若三星与月相伴。”《广汉县志略》弥补了1869年以后50多年没有县志的空白,开了外国人修志书的先河。

  “《广汉县志略》以抄本形式存在,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版本欣赏价值。抄本书法颇见功力,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是汉明灯自己的手书,还是他人誊抄,但其书卷之气却贯于全书,是四川志书中孤版遗产。”王嘉陵如是评价。

  此后十年,在重修《广汉县志》时,当时在宜宾李庄办学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应邀到广汉拍摄照片,帮助修志。梁思成镜头中的400多张雒城照片,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记忆,也为地方志书增添了新的照片的形式。

  【清代修志,四川占全国1/12】

  说起“宫保鸡丁”,可能无人不知。传说创下这道中国名菜的,就是清朝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因为他曾经被钦点为“太子少保”,为官廉洁,留下了“丁宫保”的好名声。这位总督有一手好厨艺,最擅长的就是烹制鸡丁。“不过,丁宝桢的贡献自然也不是一道菜那么简单,而是留下了光耀志坛的《四川盐法志》。”汪毅说。

  四川井盐历史悠久,特别是在川南自贡,丰富的资源和优秀的开采工艺闻名天下。凿井取盐,熬盐取财,取盐利而营商业,贪腐与反贪腐,垄断与反垄断,是丁宝桢那个时代四川经济的一大特征。丁宝桢编纂的40卷《四川盐法志》,集盐法、盐务于一体,并呈报朝廷批准,确立了权威性。

  清代四川修志,包括府(州)志、县志、乡志、湖山志、寺庙志等,共计477种,占了全国地方志书的十二分之一。修志满足了地方官员因“资治而写志、读志”的需求,地方官员亲力亲为也留下了大量精品,如大足知县张澍主持的《大足县志》,富顺知县段玉裁纂修的《富顺县志》都是当年地方志书的样板。

  四川是中国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地区,虽然历经社会变迁,蜀刻古本书籍所剩不多,也更显珍贵。在今天的川北南充和川南高县,都还保存着一些志书木刻板。汪毅感叹道:“这些木刻板虽有残缺,但却算得上是地方志的活化石,见证了志书流布的过程,凸显了历代文化人的智慧,让修志的中华文化得以代代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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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通览》中的“老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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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