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改革两大阻力一是既得利益一是政府本身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打破权力“暗箱”。

　　2014年3月17日，国务院60个部门集体公布“权力清单”，涉及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共1235项。按要求，各部门将不得在清单之外实施行政审批。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这是权力清单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制度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2014年年初，李克强在各级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这被舆论解读为中央政府申明依法治国和市场主体的决心。

　　时代周报记者获悉，此次晒出权力清单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部门，各地亦密集推出地方版的权力清单：3月30日，武汉市公布55个市直部门4530项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查询。浙江省宣布2014年起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徽省实施省级政府机关行政职权清理试点改革，并要求试点单位晒出权力运行图。

　　而早在2013年11月下旬，广州即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亮出权力清单的城市。

　　 政府干预过多阻碍改革

　　权力清单所指向的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实上，这一改革已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着力最重的领域。权威统计数据显示，一年来，中央政府下放、取消审批事项达416项，任务完成过半。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承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

　　“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行政审批是政府部门权力的直接体现。其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早在十几年前便已起步：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行政审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自2002年开始，中央共进行了6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改革，共取消2016项行政审批项目。

　　尽管行政审批制度历经多次改革，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看来，我国各级政府管理中干预过多，管制过严，越位、缺位、错位并存现象仍然存在，而简政放权往往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而要从根源上解决行政审批制度顽疾，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管住“政府的手”。姚先国表示，相比前几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新一轮改革不仅在密度和力度上空前加大，更是首次采用权力清单这一概念。这是富有新意而又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革举措，将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

　　权力清单是依据国家法律，对政府职责和权力行使进行“确权勘界”。通过清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权力种类、数量，权力使用的对象、条件与方式，权力使用的约束、责任承担等。

　　“权力清单有三大特征，‘规范、透明、追责机制’。”姚先国分析说，此次改革的目的是有效管住政府的手，将之置于阳光下，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依法行事，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一方面，政府改革将激发市场活力。过去是有红头文件才可以做，把政府权力压缩在权力清单里后，其他的没有明确不能做的事情，将由市场主体、民众自己去定；另一方面，通过权力清单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管住政府之手，审批流程清晰透明，也就管住了腐败之本，遏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

　　“从提出简政放权，到公开权力清单，政府自身改革在加速推进，速度之快、透明度之高，大大超出预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亦认为，此次改革将对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从根本上确定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自我改革，建立权力清单，简政放权，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内在要求，更事关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聂高民说，在经济进入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激发市场活力是我国当前非常急迫的任务。

　　他表示，2014年7.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市场活力的进一步激发。从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出口难以掌控，消费一贯平稳，清理地方政府性债务制约了政府投资的空间，激活民间投资就成为能否实现全年增长目标的关键。

　　权力清单无疑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释放了深化改革的强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改革被放在第一位，“因为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等每一项改革都和行政体制改革有关系，如果政府自身改革不能有效推进，那么其他改革也就难以顺利进行。”

　　在汪玉凯看来，整个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一是政府本身。尽管未来7年的改革，还是以经济改革为前沿、重点，但在很多问题上，障碍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于行政，“如果不改变700多万公务员的观念，不下大决心改革行政审批，不改变政府的部门利益，政府自身或将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

　　 “金鱼缸政治”的地方探索

　　在中央政府各部委自动“割肉”时，地方也在全力跟进，密集推出地方版的权力清单。

　　2013年11月21日，广州宣布共有3705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接受社会监督，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晒出权力清单的城市。

　　2014年1月底，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和调整294项行政审批事项。浙江省和江西省先后宣布，2014年起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徽省也实施省级政府机关行政职权清理试点改革，45家省级行政机关清理取消行政职权1461项，同时要求试点单位晒出权力运行图。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3月30日透露，该省正在制定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在横向层面，界定政府不同部门的权责边界，实现一件事情由一个政府部门主管；在纵向层面，划清省、市、县三级政府不同层级的权责边界，建立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运行规制。

　　同一天，武汉全面公开了权力清单，将55个市直部门的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从8197项减为4530项。该市负责人透露，6月份还将公布“程序清单”、“责任清单”。

　　事实上，多年来，国内各地在权力清单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力图将公权力导入一个四壁通透的“金鱼缸”内，让其运行轨迹一览无余。

　　河北省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2005年春，该省悄然启动被称为“对权力机关进行自我革命”的宏大举措—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

　　这项改革由一起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引发。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在一年多时间里，利用审批进口汽车配额的权力，收受贿赂高达4744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列内地贪官之首。2004年该案被查处时发现，李友灿的领导以及外经贸厅的其他班子成员，竟无人知道李的手中握有汽车配额这个权力。

　　“权力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暗箱操作，产生腐败。”河北省决策层决定在省内推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试点，试点单位包括邯郸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和119个县处级单位，规定这些单位的行政权力“除涉及国家机密和法律规定必须保密的之外，必须全部公开”。

　　随后不久，全国首个“市长权力清单”出炉，时任邯郸市市长王三堂的权限被定为92项。这92项权力随即被汇编成目录以及运行流程图，向全社会进行公开。

　　继邯郸之后，河南省郑州市也公布了市长的权力清单。四川成都、北京西城、浙江富阳等地相继启动了晒权力清单的试点工作，并在本区域内成功实现了权力清单的部门或层级全覆盖。

　　其中，北京西城区政府经过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68个部门所掌握的6000多项行政职权，实现了部门全覆盖。成都市不仅公布了市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还公布了各区(市)县、乡镇(街道)的权力清单，实现了政府层级的全覆盖。河北省万全县甚至进一步向基层延伸，为村干部开出了权力清单。

　　给外界更大惊喜的是，地方基层公权力“祛魅”的试验进程，还悄然从行政权力的自我革命，走向了党委权力的自律自省，标志着权力改革开始触及核心领域。2009年，中纪委、中组部主导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三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削权”县委书记。

　　试点之一的河北成安县，曾形成国内首份“县委书记权力清单”，明确规定县委职权50项，县委常委职权185项，县委书记职权27项。此外，成安将县委中效力最大的人事任免权作为突破口，实行了公开预提名制、认可度测评制、公开通报制等6项制度。

　　江苏睢宁县独创了议决权、否决权分离制衡机制，提出对于重点工程、规划的审批等由县政府研究决定，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成都武侯区则在四川省第一个明确提出取消书记办公会，形成了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全委会向党代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多年来持续关注着上述地方在权力公开运行方面的积极探索。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些探索无疑为今后全国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基层试验充分证明：制定和公布权力清单在技术上完全可行，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度或技术障碍，应尽快向全国推广；权力清单适用于各个政府层级和部门，应成为对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统一要求。

　　 权力清单仍有缩减空间

　　从2005年河北邯郸市探索性地在国内公布首份市长权力清单，到如今国务院集体亮出权力家底，在程文浩看来，无疑是一场“透明革命”。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国务院部门晒出权力清单确实透露出敢于从自身“割肉”的决心，但从目前清单的内容来看，仍有缩减空间。

　　此次国务院60个部门汇总的1235项行政审批事项中，非行政许可审批374项，比重仍高达30%。事实上，非行政许可审批因为没有法律依据，难以监管，成为边减边增、先减后增等行政审批改革痼疾的温床。

　　“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比取消行政许可审批难度还要大，很多社会组织直接靠这个吃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最大问题是审批过程中对权力监督制约少，暗箱操作空间大。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行政许可取消和下放不易；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增设却更容易，此消彼长，很难说行政审批改革的效果不被打折扣。非行政许可审批应该全面清理，而不是取消和下放，确实应该保留的，要纳入行政许可。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而开列权力清单，让权力公开透明，自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必要一环，也是建设廉洁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受访专家们认为，并非有了权力清单就能管住权力，如果相关制度设计得不到落实，权力清单仍旧只是“一纸清单”。要切实发挥权力清单作用，应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做文章。

　　就广度而言，权力清单制度既要实现国务院部门全覆盖，还要在地方普及开来。国家应将政府权力清单公开纳入法治和责任轨道，要求地方政府列出公布权力清单的时间表，责令其限期公布，这是规范权力公开行为的关键。

　　同时也有专家表示，公开行政审批事项，主要涉及行政许可权、行政确认权，还不能算是完整的政府权力清单。应循此路线图，开列政府权力的完全清单。而权力清单的制定宜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同时应秉持“市场决定”原则，把宏观调整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

　　权力具有天然的侵略性、扩张性。有人质疑：一个权力清单、一个流程图，就能给权力套上“缰绳”？因此就深度而言，关键在于监管。

　　如何加强监管？程文浩的建议是，尽快构建起上级监督、同级监督、群众监督三位一体的立体监督体系，以确保中央放权地方后监督到位、制约有力，并严格控制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对违规用权的监督问责机制。

　　浙江省省长李强最近在《求是》杂志也撰文说，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光靠政府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把各类监督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制度合力。

　　“权力的下放，绝不是一放了之，决不能一放就乱、一乱又收、一收又死。”李强说，政府管理方式要与审批权力下放、职权事项清理结合起来，重心要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做到“放”和“管”两个轮子一起转，不能在权力下放的同时留下大片“监管盲区”。

　　 链接 ：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史

　　2001年9月24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2001年10月18日

　　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2002年4月

　　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审批制度进行课题研究的实施方案》，确定了15个大中城市率先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课题研究。

　　2002年5月

　　全国首次行政审批制度研讨会在河南省焦作市举行，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围绕如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展开讨论。

　　2002年6月25日

　　国务院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

　　2008年8月5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2011年11月14日

　　国务院召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行政审批工作，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

　　2012年8月23日

　　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十二五”时期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

　　胡非非 资料整理

　　 地方“权力清单”出炉记

　　2005年春

　　河北省启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试点单位包括邯郸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和119个县处级单位，“除涉及国家机密和法律规定必须保密的之外，必须全部公开”。

　　2005年8月

　　全国首个“市长权力清单”在邯郸出炉，邯郸时任市长王三堂的权限被定为92项，向全社会进行公开。

　　2005年9月

　　郑州市政府公布“权力清单”，市政府可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4122项。

　　2008年

　　浙江省富阳市8个部门在当地媒体晒出“权力清单”。此后，全市各部门均列出了清单，这是该市政府首次摸清自己的“权力家底”。 截至现在，7800多项权力已减少到2500多项。

　　2009年3月

　　中纪委、中组部主导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三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权力改革开始触及核心领域。

　　2009年10月

　　四川省成都市公布市级“权力清单”，涉及49个市级部门和单位的行政权力7437项。随后，成都市还陆续公布了各区(市)县、乡镇(街道)的权力清单，实现了政府层级的全覆盖。

　　2010年7月

　　河北省万全县将“权力清单”向基层延伸，明确村干部20项权力。

　　2011年

　　宁夏编制县委书记“权力清单”。

　　2011年

　　北京西城区委公布“权力清单”，并规定市民短信举报干部滥用权力两个工作日内将获答复。

　　2012年2月

　　四川省首批14家省级部门行政权力清单网上公示。

　　2012年8月

　　北京西城区政府经过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68个部门所掌握的6000多项行政职权，实现了部门全覆盖。

　　2013年8月

　　安徽省公布45个部门3814项行政职权，清理取消1461项。

　　2013年11月

　　广州“晒”出行政权力清单，共有3705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接受社会监督。广州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公布“权力清单”的城市。

　　2014年1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和调整294项行政审批事项。

　　2014年3月10日

　　浙江省宣布该省今年6月全面公布省级部门“权力清单”，10月公布市县级部门“权力清单”。

　　2014年3月30日

　　武汉全面“晒”出权力清单，涉及55个市直部门4530项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

　　2014年3月30日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透露，该省正在制定政府部门权责清单。

　　邓全伦 资料整理

(原标题：“权力清单”指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有效管住“政府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