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10月8日：把死的尊严 化作生的希望
成都商报记者走近西南地区首位器官捐献协调员
“万一还有救呢？”昨日下午，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内的一间谈话室内，42岁的王中奎声音颤抖，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妻子王中菊蹲靠在墙边，双手抱头，“如果今天晚上就有好转了怎么办。”面对桌上的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夫妻俩始终不敢拿起签字笔。
“我就再问一句，到底还有没有救？”王中菊倚着墙站了起来。“没有。”器官捐献协调员薛瑾缓缓地说出两个字。“那就签吧。”说着，夫妻俩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样的场景，对薛瑾来讲早已不是第一次。她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的悖论中进行——面对沉浸在亲人即将逝去悲痛中的家属，她也许任何时刻都不合适开口来跟他们讨论死亡；但她又不得不说服他们，捐出亲人的器官，以便另一个面临死亡的人开始一段新生。
“这就是生命的交替。”薛瑾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
我不会轻易地去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一类的话。在亲属的悲痛中，任何的话语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这时候，我们应该静下来，让他们的情绪得到释放，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再介入。”
12个小时前，一个生命逝去，12个小时后，一个生命重生，也许那位捐献者已经被火化了，而在这里躺着的人则会带着捐献者的器官延续生命。站在病床前的那一刻，我内心澎湃。”
我们其实是生命的参与者，见证着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放弃与坚守、欣慰与感动，用他们的生命来感悟自己的生活，好好活着，能够在身后帮助别人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反复的协调
犹豫7天后，夫妻俩泪水中签字捐出儿子器官
王中奎和妻子王中菊的犹豫持续了7天时间。9月29日下午，21岁的儿子王猛遭遇车祸，脑部遭到重创。因极重的伤情，9月30日下午，王猛从苍溪县中医院转院至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结果依然“无救”。
当晚，王中奎彻夜未眠。“他还这么年轻，平时也爱帮助人，要救不回来，就让他再继续去帮助其他人吧。”王中奎做了一个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但尽管如此，夫妻俩仍然没有放弃期望，他们坚信或许更好的医院能够救回儿子。
10月2日，王中奎联系了广元当地红十字会表达了器官捐献意愿。随后，四川省人民医院的救护车赶到了广元，准备将其接回省医院。途中，紧急情况发生，王猛的各项生命体征开始下滑。同车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向王中奎表示，必须做好当晚就做摘除手术的准备。“这肯定不行啊！”尽管此前已做好了捐献儿子器官的准备，但此时，王中奎却陷入了犹豫,“不能说摘就摘啊，还要救他，人还在啊。”
10月3日凌晨2时许，王猛被送入省医院重症监护室。已经入睡的薛瑾连夜从新都的家中驱车赶到医院，“但当晚无论怎么沟通，夫妻俩仍然坚持着会有希望，一直到凌晨5点也还是没有谈成。”而事实上，据王猛的主管医生潘医生介绍，当时，王猛已经无法自主呼吸，完全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血压也必须要用药物维持，实际上已处于脑死亡状态。
“我们说了要捐就是要捐，但他还有体温，还有心跳，如果能够好转呢。”王中奎说，他们不想这么轻易就放弃儿子。
直到昨日下午，薛瑾再次找到夫妻俩，两人才开始接受事实。“目前，他（王猛）的状况很糟糕，各项检测评估结果都显示，他的情况已经不可逆，且体内器官的多项指标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决定了。”
犹豫良久，两人最终在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上艰难地签了字，同意捐出儿子的肝脏、肾脏及眼角膜。签字的同时，王中菊的脸上挂满泪水：“希望大家记住他，王猛，21岁，一个心地善良、非常阳光的男孩。”
艰难的开口
面对悲痛的家属，不会轻易说“我理解你的心情”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今年25岁的薛瑾主要工作就是动员患者亲属能够接受逝后人体器官的捐献，在患者去世后把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病人，让其获得新生。
尽管薛瑾年龄不大，但接触和从事这项工作已经近5年。四川省人民医院的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开始于2009年，2011年有了第二例和第三例，刚刚护理专业毕业的薛瑾就在当年参与了第三例器官移植的协调工作。
2013年6月1日，《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正式印发。 当年22岁的薛瑾参加了全国首批器官捐献协调员资格培训，并取得了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国家卫计委颁发的资格证书，成为当时国内首批持证器官捐献协调员中年龄最小的协调员，也是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第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
“也是从2013年开始，器官捐献开始增多。”薛瑾说，她开始到各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向医生护士及家属传播器官捐献的理念。那一年薛瑾买了车，奔走各地，第一年下来车子的行驶里程就达到了3万多公里。
“前几年的协调并不顺利，你要面对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和他（她）的家庭，动员捐出器官很难开口。”薛瑾说，自己年龄小，很多东西都是在一次一次的摸索中成长的，“那时候你跟人说病人不行了，要不要捐献器官，大部分的人都会一口回绝，不愿意跟你说话。”
这种不顺利，来自多个方面。薛瑾介绍，一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思想不易接受，二是总在家属最悲痛的时候出现，“好像你指望着人死，总在跟人说‘你的亲属不行了’一样。”另外，有时直系亲属答应了，但他的旁系亲属不愿意，经常当事人答应后又反悔。
逐渐的，薛瑾开始总结自己的工作方法。“我不会轻易地去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一类的话——说实话，我们真的无法理解。”薛瑾说，在亲属的悲痛中，任何的话语都总会显得苍白无力，“这时候，我们应该静下来，让他们的情绪得到释放，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再介入。同时，最好在介入前能够先通过患者的主管医生去沟通，以免显得太过直接。”
生死的交替
一个生命逝去，一个生命重生，那一刻心潮澎湃
根据国家卫计委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器官捐献供需比例约为1：3，而在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而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约1万台。这意味着，将有大部分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等不到器官移植的那一天。这一点，薛瑾感触颇深。
当经过了艰难的沟通协调后，在通过器官捐献网络系统通知等待器官移植的受体时，薛瑾却又常常经历着另一种悲痛，“因为你会发现，需要拨10多个电话才能找到受体，不是对方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等到这一天，已经提前走了。”
薛瑾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每天面对着死亡，却又每天面对着新生，这种生死之间的交替，让自己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
医院重症监护室10号病床一直刻在薛瑾心里。2014年的一天，10号病床的患者宣布脑死亡，家属同意将器官捐献，肝脏被移植到了同医院另一位患者身上。12个小时后，受体手术结束，住进监护室，正好被安置在了10号床。
薛瑾说，看似巧合，却似乎有一种天命的安排，“12个小时前，一个生命逝去，12个小时后，一个生命重生，也许那位捐献者已经被火化，甚至家属已带着骨灰盒正在回家的路上，而在这里躺着的人则会带着捐献者的器官延续生命。”薛瑾说，她站在病床前的那一刻，内心澎湃。
那天过后，薛瑾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我们其实是生命的参与者，见证着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放弃与坚守、欣慰与感动，用他们的生命来感悟自己的生活，好好活着，能够在身后帮助别人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每一个器官捐献者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个签署器官捐献的场景总是动人的。”在薛瑾眼里，家属的犹豫，最后一刻的坚持和不放弃，以及签字后情绪的失控，每一个环节都是让人动容的。
尤其让薛瑾感动的是，在我国，器官的捐赠是无偿的，并且器官捐献采取双盲原则，即供体和受体双方之间不能互相知道对方信息。“但是很多器官捐献者亲人想知道接受器官的人过得好不好——他们把对方当成了自己亲人，或者说自己亲人生命的延续，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发消息，询问对方的情况。我会负责转达受体的近况，以给他们心灵的慰藉！”
今日，王猛将进行器官摘除手术，至少有三个人的生命将会因此得到新生。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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